8、宽容的力量

　　对于“另类”的容纳和消解，是衡量一个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目前在北京或上海等大都市，尽管艺术家群落依旧有“反主流”的成分，但已经不再有“反社会”之类的色彩了，这种“反”的涵义的变化，其实主要是由于社会开放、宽容的反衬作用使然。在今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中，“反”不再是简单地和游戏地“对抗”或“攻击”，而是差异性的直白，是多样性的坦诚表达。这种状态，代表了社会优化和稳定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在不同区域和领域，程度上有所不同。比如，在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对于这种跟现代文化相关联的各种异质性、多样性的宽容和原谅，就不如沿海大都市高。在某些中等发达地区，主流社会的各种“常规”和“习惯”，对各种形式的现代另类的排斥压制依旧很强。

　　当然，这种宽容度的差异，不仅仅是地域性差异，或者说，它主要的不是地域性差异，而是社会性差异。地域差别只是外在的物理和地理特征，社会性差异才是实质。同样是北京城中某一个地方，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就可能不同，这不是一个地理距离，而是一个“社会距离”。这也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解释为一般意义的“封闭”或者“开放”，而是社会主流公众“有选择地”对某些方面开放宽容、而对另一些事物排斥压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选择性”的不同，它取决于具体社会领域的人文环境，常常没有简单的规律可循。

　　这种宽容性，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的重要指标和目标。只有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的创造性才能焕发出来，整个社会不同成员的潜能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整合机制，就能构成整个社会巨大的合力。人类历史一再证明，释放一个社会内在的创造性，是一个社会力量的源泉。西方文明之所以以不多的人口，称雄世界几个世纪，至今仍然主宰全球，很大程度就是由于他们构建了一个颇具弹性的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发挥了有限人口中的创造力，形成了巨大的总体实力。

　　都市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变迁和都市化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行为方式、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个社会，看得见的物理的变化是次要的，看不见的社会文化的变化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说北京、上海的发展，建了多少高楼，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关键的是人在变，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在变，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变。过去十多年，大家不同程度都变得自信了——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自信了对人就宽容了。在一种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不太可能宽容；而整个社会充斥着贫乏、贫困的状态，也很难形成自信。现在大都市中，日常常态下是谁也不怕谁，人和人之间不再有那种整天多疑恐惧紧张的感觉；宽容的心态在不断增长，产业、经济、文化、外交都在向多样性发展，社会本身能够容纳多样了；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全民的优化。

　　宽容的基因，本来就存在于世道人心中，即使在总体不那么宽容的形势下也是如此。如果从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也可以发现画家村群体跟所谓主流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互相理解和原谅的可能性。在当时，民间社会对画家的态度，也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正态分布”的，在大多数民众觉得“奇怪”、“另类”、“不正常”的同时，有些人对他们极端反感，完全把他们当社会渣滓，但也有一些人对他们极端推崇，当作是圣人来崇拜。很耐人寻味的是画家村里某些房东的心态，他们意识到这些画家不管怎样也是从美术院校毕业，按社会公认的“文化水平”，一般比房东自己要“高”一些，但正因为如此，房东们需要一种心理平衡，他们于是想象这些画家是租他们房子的，是房客，按中国当时没有正规合法租房的逻辑，好像房客是“求”房东帮助的一群（房东让你住，似乎是一种施舍），所以某些房东一边挣他们的钱，一边要故意表现出我是本地人，我是地主，比画家“高”一等，所以还要经常贬损他们一下……这种夹杂着地域、社会阶层、文化水准、生活方式等等诸多因素的“房东-画家”关系，反映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张力和“共生”（symbiotic）关系。等到画家们真的被取缔外迁的时候，这些房东一方面表达出对画家们日常另类行为的不屑，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些惘然若失，因为生活中毕竟缺少了一种旁观和点评的对象，同时房租也没了。这是典型的常人和另类的互动模式。因为这些房东绝大多数都是“平常”和“正常”的人，是主流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主流社会90%的人在90%的情况下的状态，他们和画家个人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冷合作”的互动，预示了一种未来（现在说来就是“现在”）画家和常规社会的互动模式：他们之间有文化心理和认知的巨大鸿沟，但又有具体的生活和利益联系；尽管彼此都有点看不上对方，但是因为现实的联系而捆绑到一块，真正分开，也有某种程度的不舍——它是一个缩影，显示出了今天艺术家和社会主流的“和解”的征兆，那就是在大家能够找到利益交集的情况下，不同背景的人能够共处，而且共处得不错，还能够表现出某种原谅。在一个成熟的多元化社会中，尽管主流的人可能仍然“看不上”或“不欣赏”另类的人，但是大家会主动发现彼此的共同之处。当然，这个共同之处不一定仅仅是房租，还可以是别的。

　　记得当时画家们离开圆明园的时候，有些朋友开玩笑地自言自语，“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回来一看，发现每个房东都已经在家中支起一个画架，拿着画板和画笔，正在聚精会神地创作后现代艺术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