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个“村”主要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它具有一种“拓扑化”（topologized）、或者说超越物理、地理意义的属性。不管这些人实际上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理感受上都会保持这种群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村”，最重要的还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有点像“虚拟社区”的道理。比如，当时笔者认识的那些画家村朋友，常常从圆明园来到我在北大的住处，他们在空间上地理上是离开了福缘门那个地理位置，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还是在那个“村”里。“村”是指这群“人”，是这群人之间的关联和通感（compathy），不管这些人走到哪里、走多远，心理上都保持一种归属，感觉上还是属于那里的，这是一个抽象化了的“精神家园”。

　　“画家村”这个群体其实不仅仅包括画家，融入这个群体的人，未必百分之百都是画家。个别人不是画家，但因为种种原因和这个群体形成联系，心灵相通，长期密切交往，也能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形同“村民”。

　　这种开放性，是基于这里孕育的某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准则，一种隐性的理想化的交往模式，那就是对“人”的判断基于直接“感受”，复杂的社会身份和背景都可以超越或忽略，有些人对此已经十分麻木。比如，一个画家村的朋友，和笔者认识一年多了，经常到我在北大的宿舍来，已经非常熟悉，但他居然一直不知道我在北大工作，还以为我也是和他们一样的漂泊者！有一次他很认真很好奇地问我，“你怎么能在北大校园内租到房子？通过什么关系？”——他以为我仅仅是在校园内租房！周围知情者乐不可支……

　　6、陌生的异质性

　　1995年画家村被取缔这件事，是当时“大局”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转型中难免的冲突效应。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当时的事件。社会环境不同，场景不同，语境不同，抛开具体时空而简单地判断“对错”没有意义。客观地说，对于各方面来说，这种冲突的积累和最后摊牌，都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生硬而勉强的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脱胎换骨——旧的结构打破了，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缺少整合性，还在不断变换、调整、磨合之中，整个社会都还很不成熟。社会各方面，还没有就新的、正在形成中的这个新社会达成一种“共识”，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人们的基本理念和规则是分裂的、悖论的、失调的，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和“协商”，还没有形成这种心态和机制。中国社会总体转型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生涩”和“障碍”，是我们看待当时画家村兴衰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过去2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从原来的计划经济集中统一的同质性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分散化社会。应该说80年代末开始，北京等大都市已经自然而然地在向多样化（diversification）、多元化（pluralism）发展，而这种都市性（Urbanism）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么一类人。但是这种局部的新趋势，与中国整个社会规模和各类问题比起来，比重渺小，不足以引起关注；当时我们不管是在制度设计上、公众的心理上，还是有关决策部门的认知上，对此都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一个新的群落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十分陌生，而人总是对陌生的东西本能地产生怀疑、恐惧、排斥。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的社会已经显露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社会主流对这样一种进程和前景，没有一种前瞻性的认识和领悟，可以说基本上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无法告诉未来，人们不知道、不理解也无法想象未来一个多样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陌生，难以理解，就自然出现敌意（hos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