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背景来看，画家村对世人的吸引，主要不在于其现代艺术的类别、风格或水准等方面。事实上仅就美术本身来说，包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很难说他们就一定超过学院派或其他美术群体。他们的魅力，在于他们是当时社会中一群特殊的探寻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社会的容量、弹性和韧性的一种检验；他们的试验，在当时条件下为中国社会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可能性，这对一个都市社会不断拓展其文化潜能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有人这样“志愿地”自报奋勇，宁愿付出代价，也要站出来开拓各种“可能性空间”。这些新的可能性，是其他常规的、主流的人们原来不敢想或想不到的，更不用说实践了；但这些另类人们不仅想到了，而且敢于尝试，并做到了。这种行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今天都有难度，更不用说当时了。这确实需要一种勇气，更确切地说是需要一种“狂”（craziness）。至于这种东西是“对”还是“错”，其实没有一个标准。从绝对值来说，他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放在今天似乎已经不那么超前了，放在当时的发达社会的都市里也没有那么特别，但在当时的北京，他们构成一个极特殊的人格群体，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显得特别稀缺，一定程度上撬动了很多人心灵深处“积习”的重压，具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5、心灵共同体

　　画家村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漂流者的孤岛和另类的绿洲，也常常形成一种特殊的认同感，有些像德文中“Gemeinschaft”或英文中“community”（通译成“社区”，但不是今天我们说的街道居委会的“社区”的含义，而是指一种基于文化和情感的命运“共同体”）。人们之间感到彼此有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心理、感情和精神方面的。它强调某一种共同的处境认同，强调一种共享的集体记忆，在内部形成一种小群体的规矩，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这种认同感，又很容易被外部压力造成的悲情——集体挫折感、同病相怜、末世意识等等——所激发和放大。

　　这种画家群体内部人与人构成一种“初级关系”（primary contact），就是说类似于家庭、亲属、邻里、战友一样的关系。这是一种彼此之间全方位了解的“熟人”关系，它以人、个性、情绪、情感为基础，其中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了解其他所有人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全方位关照，日常生活细节基本透明，喜怒哀乐都互相关联……社会学上称之为“强纽带”（strong ties）。它与现代都市中常规的正式的、片面的、基于物质利益的、事本主义的关系，很不相同。

　　这种精神层面的认同感，能够超越和整合很多具体层次的差异性。画家村这个群落自身内部一直都很繁杂，什么性格的人都有，内部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矛盾甚至冲突，但这些矛盾本身也是一种高密度的“关联性”（mutuality）。比如，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可能很不欣赏，某一个画家可能激烈批评否定另一个画家……但这种“批评”（甚至“攻击”），仍然是一种共同体“内部”的感觉，是因为一种强烈的“共生关系”（symbiosis），才会如此关注彼此，才会如此措辞激烈地评论——因为觉得跟自己有关！人们通常不会同样激烈地去反感或批评某个房东或临近居住的民工，因为他们和画家们不搭界，不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人，谁也不会真的在意他们。所以，心理上同属于这个画家村的人，不管个人关系好不好，不管互相有没有抱怨或批评，都还是隐含着一种“命运攸关”的群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