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画家村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完全忽略这一类人的存在。当时我们构建社会的假设中根本不考虑这些人。到80年代末，尽管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社会实质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多元化的程度，超出了造就这些“另类”的临界点，但社会主流对这种动向并不敏感，也没有有意识地去调整应对。可以说，当时画家村的画家，代表的是这批人第一次集体公开、公然地站出来，在没有任何体制庇护的情形下，直接面对整个社会。这些人勇于公开表明自己想成为跟常规主流不一样的人——包括理想、习惯、行为等等——，这是一种革命，一种中国人人生态度和生存状态的跨越性扩展，它对社会公众相因成习的、天经地义的各种“常规”（conventions），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和冲击。

　　4、生存的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画家村很大程度是人生观、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探险”和“创造”。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点，整个社会心理层面的多样性和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同质性很强，社会对于另类生活的宽容度和接受性都不高，所以当时的这种“探险”，突显出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当时那些人的“尝试”方式，如果放到今天，已经没那么“超前”了，但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也因此，笔者认为画家村的精神和实践，不是对美术或艺术本身的探索，而是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方式的探寻；它的精彩，在于其实践性，它是一种勇于实践自己理念的群体，这在某种社会文化刚刚形成的初始阶段，尤其重要。因为各种历史和社会的必然偶然原因，当时我们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探索，落到了他们身上，这种历史的使命，也是这个群体的幸运。

　　事实上当时中国社会很多层面，都出现了这种对于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只是方向、程度不同。它是社会变迁到一定程度自然发生的一种对“常规性”的善意颠覆和良性反叛。这种社会局部出现的人文潜流，在大都市造成一些规模不大的新兴亚文化的“飞地”。比如从80年代开始，在很多大学里，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形成类似的另类人格群体。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一直存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北大在这方面也充当了领导潮流的角色，校园里有比例颇高的一批人，具有不断超越常规、创建新人文生态的冲动，事实上已经成为探索新生存方式的领跑者。

　　单纯从数量上说，80年代的各类大学里这种“另类”的总人数，要远远超过画家村的人数。但是这些人与后来形成的画家村还是有一些不同。他们在空间上和社会意义上并没有作为一个集中独立的群体存在，而是分散于、隶属于“大学生”这个群体之内。他们不是独立存在于社会上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学”这种特殊身份和制度安排的保护，并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在一般生存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完全依靠自我奋斗而生存。因此画家村和高校中的一些另类尽管有相同的趋势，但还存在着一些基本条件的不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性的“屏障”，造成画家村和北大这两股潮流尽管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实质联系。北大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不关心北边存在这么一个群落。笔者只是当时北大为数极少的几个和画家村关系比较密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