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玩偶》、《新青年》到《梵高》等原创戏剧陆续上演。这些戏出现的方式很不一样，有的是院团的大制作，有的是民间投资的小作品，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创作群体都在30岁上下，是“青年戏剧”的重要力量。《玩偶》讲的是一个心底善良的男孩子，在欲望的刺激下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新青年》是一出思想辩论剧，通过语言整合出的是一出当代社会怪诞图景；《梵高》是一个人在寻找出路，爱情、艺术、乡村、死亡，在绝望后只有重新开始生活。虽然所指各有不同，但构成这些戏剧作品基础是对社会现象的摘录———并且———对摘录的社会现象进行毫无遮拦的指责。说指责有些太轻了：因为他们的不满在舞台上已经直接上升为谩骂和脏话。由此可以想象：在这样一堆社会现象中生活的年轻人，简直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因此这些戏传达的情绪，无非都是迷茫，愤怒，颓废，当然还有痛苦。

　　我们可以给以这些现象非常正当的解释：一来，在传统价值观失落、新的价值观摇摇摆摆之际，年轻人的迷茫是有些道理；二来年轻人在成长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青春期的不满总会以各种方式发泄。

　　可在给了他们正当的解释之外，我还是觉得有些不满。如今，在舞台上堆砌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说说社会对人的戕害，这样的堆砌，在远离了因为充满压力因而要分外决绝的历史背景后，已经变得容易而且无趣了。如今，在戏剧里尽情展现的社会荒诞图景，除去起到了以噱头制造笑料的效果之外，那就是在倒垃圾了：创作者在倒他们心底的垃圾。倒干净了，创作者或许是舒坦了，可这对舞台、对观众是不是有些太不负责任了？因此，他们在作品里呈现出的颓废、迷茫等种种情绪，在我看来，都像是在向社会撒娇：你们这个社会怎么这样？这样的社会让我们怎么办呀？那我们只好痛苦、郁闷，我们只好在这里倒垃圾了……

　　撒娇的姿态在孩子身上，或许还不乏可爱；但对于30岁左右的青年创作者来说，对于在戏剧创作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创作者来说，撒娇就显得有些轻薄了。撒娇就是把责任泯灭了。撒娇就不再负担建设了。就是把对社会的建设、对人生的建设都杜绝于外了。而且，一旦这样一种撒娇的姿态在创作中固定下来，对创作会是一种极大的损伤：我想这些青年创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大会一味颓废的，他们已经在从事着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要不为什么还会来艰苦地做戏呢？但一转身到了创作，却似乎是除了撒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情绪可以调用了。创作似乎已经快要掉到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里了。

　　在这时候，我想创作者们是不是应该从情绪的怪圈探出些身子来：不要总停留在肤浅的丑化与低级的宣泄上，而是去认真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具体所在，清理自己的创作方向，珍惜站在舞台上对观众表达的机会，做一些对社会、对人生有所建设的工作。我想，这对个人对社会或许会更有益，而对创作者来说，也会是一种有效的开拓吧。

　　□陶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