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古远清为了诬陷余秋雨，一直借我的名字，利用我的一篇回忆录到处投稿大造舆论，捏造余秋雨“文革问题”。为此，我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一，古远清一口咬定余秋雨在1968年10月下旬参加由文汇报文艺组组织的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时，就参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种说法，纯系憑空捏造。当年，由文汇报文艺组组织的临时评论小组五个成员——徐企平、余秋雨、王秀文、周康渝、王亚仑，都归该报文艺组编辑何倩、褚钰泉负责联系，并由他们二人指定王亚仑为临时小组长，跟上海写作组毫不沾边。这几个人没有留下任何评论文字，他们离开文汇报之后也不跟上海写作组发生任何关系。在1968年12月，余秋雨要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毕业鉴定，在鉴定完成之后，便去了外地军垦农场。如果是参加了上海写作组，为什么立即去了外地？明明是在外地，又怎么可能参加上海写作组？这件事除了我之外，还可以由我上述的五位先生和当年文汇报文艺组的全部编辑作证，也可以由余秋雨在外地农场时一起劳动的大量人员作证。

　　二，古远清抓住我文章中透露王知常所谓“第一号种子选手”的说法，在各种文章中反复渲染，以混淆视听。关于这件事，我已在今年春天给古远清的复函中作了解释。现在，我再次重申：所谓“第一号种子选手”完全是王知常在电话中的随意笑谈，其涵义仅仅指写作水平、文章有文采而已。文章写的有文采不只是余秋雨一个人，所以，王知常这种廉价吹捧也常常随意地送给别人。更何况，余秋雨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接受这个“选手”的名号，在即将“批邓”的关键时刻，他称病回家，后来又去了浙江农村，至少有一年时间。

　　三，古远清还抓住我文章中的话，认定余秋雨“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这话，我是听人误传，在文章中引用，确实起了以讹传讹的作用。因为我在2000年春天写文章时，来不及和有关人士核对事实，也无法与余秋雨取得联系，文章发表前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所以，造成这种以讹传讹，责任完全在我。我的文章发表之后，经多方面核实，我才知道：根本没有发生“张、姚接见”之事。实际发生的是，姚文元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到上海探亲，顺便作了一个报告，地点在丁香花园礼堂，听者约有一、二百人。余秋雨只是这一百多位听众之一。姚文元报告的内容也只是泛泛而谈国内外形势，并无任何特殊内容。对张春桥，余秋雨大概只会在电视上见过。

　　 胡锡涛 2004年7月2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