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又搅起来了，广州、北京的报纸还发表了奇怪的“调查报告”，拉出几个对余秋雨有意见的人来说话，表明《借我一生》的有关记述不实。其实，有心人只要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余秋雨的问题反而越搅越清了，他好像确实没有问题，而且《借我一生》的有关记述也很难怀疑。

　　人们记得，六年前由余杰带头、孙光萱作证人来揭露的余秋雨“文革问题”，是所谓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余杰说，余秋雨总共写了几十篇文章，受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那些文章在全国的影响超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但奇快的是，余杰举出的只有两篇，一篇写鲁迅佚文，一篇写胡适生平，据查证，署的全是余秋雨的真名，而不是“石一歌”，这样的学术文章不可能产生“全国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到过什么人物的“青睐”。那么，“几十篇文章”到哪里去了呢？余杰再也没有交代，也没有向读者道歉。最重要的是，“石一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组呢？余秋雨到底在里边待了多久，写过什么文章呢？因为这是全部揭发事件的起点。

　　现在，六年过去了，不管是余秋雨本人的叙述，还是反驳余秋雨的“调查”，都证明了以下几条事实：一，“石一歌”是林彪事件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的上海各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而不是什么阴谋组织；二，这个组存在五年，余秋雨在第一年就离开了，孙光萱则从头到底都在。这个组在“批邓”期间写过一些跟风文章，有过错误，但这期间余秋雨早就不在，孙光萱在；三，说来说去，余秋雨在这个组里只写过鲁迅在广州的一段生平。

　　如果对这三条事实提不出否认，那么，六年前借“石一歌”而指控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显然是一大冤案。

　　我们只能把事情一件一件地来清理。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篇文章呢？尽管古远清等人根据一份大家很难相信的“清查材料”说余秋雨还“修改”过别的文章，但比较可信的是一篇小评论《走出彼得堡》了。

　　有一个叫高义龙的人出来说，这篇小评论是他写的，用列宁批评高尔基的话，针对的是一些参加造反的上海工人作家，余秋雨做了修改。余秋雨自己说，当时听说高写此文是针对占领上海作协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的，他觉得用高尔基来影射不合适，改了改。

　　可能还会修改过其他一些文艺评论吧？但没有人能够反驳余秋雨出示的一个时间界线：这一切都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邓小平主政期间，也就是文革中期极左势力受挫、教育文化活动相对宽松的时期。上海虽然受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也无法改变这个历史划分。

　　余秋雨说，等到“批邓”风声一起，极左势力重新抬头，他就离开上海，到家乡山间流浪去了，直到“四人帮”倒台。

　　这一些基本事实，在一片喧闹声中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当“石一歌”的事实已经清楚，《走出彼得堡》的事实已经清楚，还剩下什么话题呢？最近的一片争议，主要停留在对“写作组系统”这个概念的认知和对那些“清查报告”的疑问了。说实话，这一些，都是我们国家在过去混乱的政治运动中的政治结构问题，与某个个人没有多大关系。人们要关注的只有一个问题：在人整人的十年恶梦中，余秋雨做过什么事情？他们这些批判者又做过什么事情？

　　我关注了那么多年，一直等待着那些人能出示余秋雨在文革中真正犯过的一项错误，但等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因此，我现在敢于肯定：余秋雨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复旦大学法学院 史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