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借我一生》还没有出版，只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片断，传媒上就已经闹成一团，都说余秋雨“失实”。这样的怪事，只会出现在中国文化界。

　　如果是一群朋友外出旅行，几个月后的回忆也会很不一样，原因是每人的心情、视角、参与程度、认知等级都相差很大。但是，人人都有回忆的权利。恶语批评别人的回忆，是一种“话语暴力”，也是我们目前对很多当代史包括文革史，无法真实呈现的原因。

　　除非，回忆者在当时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回忆会牵动很多人的历史。

　　例如，余秋雨先生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的回忆，如果与学院其他领导的回忆有出入，就应该通过友好的商榷、再回忆，进行互相校对。但也可以各说各的。

　　但是，现在说他“失实”的，全部是文革这一阶段。余秋雨先生写到文革灾难的所有篇幅也没有异议，有异议的只是在所谓“写作组系统”的极少几页。现在大家知道，那个“写作组系统”是包括了市委宣传部、社会科学院、文联、作协全部职能在内的庞大机构，刚刚大学毕业的余秋雨先生只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期间文化气氛相对宽松时被分配进去，没担任过任何职务，没参与过政治文章，说来说去修改过一、二篇文艺评论。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这么一个纯粹“小人物”的“回忆”，能牵动到谁呢？

　　原来，能牵动到近十年来不断在编造他文革历史的一些人。历史已经编的越来越严重，有人公开宣称他是“四人帮文胆”、有人宣称正在进一步研究他参与“夺取最高权力”的问题，几乎要因余秋雨而改写文革史了。对此，余秋雨先生一直没有辩驳，使那些人忘了余秋雨先生还活着，还会开口。因此，这次听说余秋雨要自己写回忆了，便乱成一团。

　　广大读者虽然并不相信那些人，但多少也受了一点影响。这次吃惊地看到，余秋雨先生叙述自己在文革中因爸爸被关押、叔叔被害死，二十来岁挑起了全家温饱的重担，自己一直处于饥饿之中，而且是文化教育界彻底拒绝造反、又彻底拒绝批邓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还说，他如果稍稍有点“得意”，为什么不把爸爸救出来，解决自己和全家的温饱？当时哪个单位会重用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很有说服力。他还认为，十年来对他的大批判，完全是文革大批判的直接延续。

　　其实，用大批判封嘴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当年全国都在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但就是不让刘少奇本人出来说一句。要在今天维持这种现象，很难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靳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