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保存着一种十分古老的音乐，今名叫“泉州南音”，过去称“泉州弦管”。她使用的四件传统丝竹乐器和一些小打击乐器，简陋古朴，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当她们奏起“谱”（器乐曲）和唱起“曲”来，那古远优雅的旋律，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歌声，无不扣人心弦，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而歌唱者严守以泉腔闽南语（或称泉州方言）“照古音”咬字吐音做韵的歌声，外地听众如果不看幻灯字幕往往很费解。但这恰恰是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中原古乐与久远的“河洛语”相融合的活生生的遗存。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让许多音乐史家受到震撼，感到惊喜。当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先生于1985年在泉州组织成立“中国南音学会”时，郑重地宣称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与赵老同行、时任中国艺研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黄翔鹏先生，也赞同赵老的观点，认为泉州南音“它既与历史乐种有着诸种联系，本身又是当代犹存的乐种。有的同志把它看作历史乐种的一个‘活化石’，这话很有道理”。

　　那么，怎样来解读泉州南音之所以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呢?笔者以为，要探索这种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必须把她放在中国音乐历史的大背景来加以考察。

　　中国的音乐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惜发展至盛唐达到辉煌的顶峰之后,几经战乱便烟飞灰灭。到了宋代就已经找不到唐代的音乐了。后来人们只能从古墓中、从敦煌莫高窟中、或者从佛教寺庙以至民间的收藏中，找到一些宝贵的音乐史迹，看到秦汉时期的横抱琵琶、竖吹尺八，晋唐的筚篥、拍板，还可以从敦煌壁画上,看到来自天竺的“迦陵频伽乐舞”和西域各式各样的丝竹乐器及演出场面。但这一切都仅仅是历史遗迹，是静止不动的，只见其形不闻其声。难怪音乐史家们感叹中国音乐史是一部“哑巴音乐史”。

　　有幸的是，“礼失求之野”，乐失也存于野。人们终于发现，在福建泉州一带，就存活着一种古老音乐，她传承了晋唐音乐的血脉，是人类一份宝贵的音乐遗产。

　　泉州南音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向称弦管。史料证明，弦管之称由来已久。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国、德国图书馆发现尘封数百年的泉州戏曲文献《明刊三种》，其中一种就以《新刊时尚弦管摘要集》为名。音乐以弦管为名，始于魏晋，唐代则有“朝成一词，夕被弦管”之说。在泉州晚唐也有“弦管铙拍，出没花柳”的记述。在五代后蜀《花间集》中，更有多处以“弦管”描写丝竹之声的。其时成都的社会生活中，又有“弦管诵歌，盈于闾巷”的记载。但“往事越千年”，“弦管”之名早已消失，只有“泉州南音”继承和保存了这个专称，可见其不同凡响，渊源有自。

　　泉州南音主要的演唱形式是，右边分别为横抱曲项四弦琵琶和三弦者；左边分别为吹尺八（今称洞箫）和拉二弦者（宋以前称奚琴），唱者居中执拍板而歌。这种演唱形式，十分古老，其他地方已很少见，是汉“相和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遗制。而其主要乐器，无不是汉唐的传承，可以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刊载的古乐器互为印证。

　　泉州南音以“、工、六、思、一”五个汉字记谱，谱字右旁加上指法和撩拍号，称为“工谱”或琵琶指骨谱。类似“敦煌古谱”，其撩拍符号则更为相似。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先生，生前参照泉州南音琵琶定弦法破译了“敦煌古谱”，可见两者之间有相通之处。“敦煌古谱”只有25首，可惜又被劫去法国，难得一见，而南音“虚谱无词”的器乐曲谱就有12大套，有谱有词的“指套”有36套至48套，散曲多达2000左右首。音调分四个“管门”，108个“滚门”，又保存了唐燕乐〔双调〕〔越调〕〔背双〕的调名和唐教坊的〔拂（谐音作舞）霓裳〕〔杜韦娘〕〔玉树后庭花〕等等曲名，是一个积淀大量古代音乐信息的宝库。

　　构成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另一方面，是佛教音乐。它们是公元三至六世纪，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土的。同样令人叹惜的是，佛教音乐能存活下来的也只是凤毛鳞角。被宋代朱熹称之为“此地古称佛国”的泉州保存的弦管音乐，却似乎是得到菩萨的特别庇佑。建于唐垂拱（公元686年）的开元寺，大雄宝殿斗拱上有12尊飞天乐伎，人身鸟翼，手持琵琶、尺八、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俨然是古印度“迦陵频伽乐舞”在这里停留。而建于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的甘露戒坛，则有24尊唐人风格、上身袒露只着飘带腰带的飞天乐伎，个个手持弦管乐器，宛如白居易长诗描述的“霓裳羽衣舞”的再现。田青的《净土天音》一书告诉我们，古印度的“迦陵频伽乐舞”曾在隋唐时传入中国，风行一时，以后衍化为“霓裳羽衣乐舞”，但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在敦煌留有初唐和中唐的壁画。由此看来，开元寺保存如此精美完备的木雕飞天乐伎，可说是“天下寺庙，只此一家”，堪称为“弦管古乐器博物馆”。飞天乐伎手中的琵琶、尺八弦管乐器，虽然也是静止的，但在闽南地区，在台湾、香港、澳门，在东南亚各个华侨居留地的弦管社团中，这些相同的乐器，却天天在发出美妙的音响，不时演奏、演唱着《三面金钱经》、《五操金钱经》和《八面金钱经》以及《南海观音赞》，让那些古老遥远的《太子游四门》、《普庵咒》、《喝哒句》、《兜勒声》等梵音赞呗再度回响在人间。

　　对此，人们也许要问，泉州为什么如此得天独厚？答案是“音乐随人走”的历史机缘造成的。当年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中原，一再的战乱，迫使那里的士族、皇族以至黎民百姓纷纷南逃。泉州美称“温陵”，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从晋代“衣冠南渡”和唐宋的三次大移民，以及先后入闽的大量官兵，有一部分就居留在泉州。而宋室南迁，赵匡胤嫡系皇族“南外宗正司”在泉州一住就是147年，人口发展至三千多。中原来的人群自然把中原音乐带来，把他们的家乡话“河洛语”也带来泉州，而且反客为主成为泉州的主流语言，一直保存至今。来自中原的音乐用“河洛语”演唱，就是“泉州弦管”或称“泉州南音”。泉州南音进而哺育了泉州南戏，先后孕育诞生了梨园戏、傀儡戏，以及高甲戏、打城戏、布袋戏。这些戏种都以南音作为基本声腔，而南音又从戏曲中吸取优美的唱段作为它的散曲与套曲。曲与戏的互相依存、互为滋养，便形成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戏曲家族，成为闽南人在漫长农耕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又是“音乐随人走”的原因，使得擅于向外发展的泉州人，先先后后把南音传向周边地区，带到海外各地，形成了一个约有五千万讲闽南语的南音文化圈。

　　当然，泉州南音一千多年来的发展，也不是风调雨顺、岁岁平安的。同样经历了天灾人祸、物换星移，但她毕竟顽强地存活下来。当前的危机在于，它悠长缓慢的声腔韵律，已无法适应快速前进的现代生活节奏；那些反映古老遥远的人物故事和生活方式，更是难以为年轻人所接受。而外来思潮的影响，电子文化又几乎占据了一切文化娱乐阵地，南音这种古老的音乐，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存在着逐渐消亡的危险。也许，这是全世界古老文化共同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启动“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计划。泉州南音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多元的文化特征，又是维系着海内外那么多闽南人的乡音乡情的精神纽带，是人类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及早地纳入这个保护项目，以期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推动其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