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约写这篇文章，主题是对未来二十年后中国艺术的预见。我想编辑先生的本意并不是要大家做一次“猜枚”游戏（古时多在酒令时玩的一种游戏），而是出一个题目让大家做一次别开生面的思维和想象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将按自己的逻辑方式对未来艺术进行一番想象和推演，从而得出一个个人性的预测。也许对于读者而言，结果并不重要，人们也许更看重这个思维逻辑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态度都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

　　但是预测未来毕竟属于未来学的范畴，和历史学比较起来，未来学甚至有一些神巫的色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经验中，人们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未来预测，曾有过太多的失误和上当，那些乐观主义和美妙的理想蓝图大多都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经验冷却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由此可见，预测未来是危险的。

　　但是历史哲学又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规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事物的未来形态往往寓于当下。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看，人的思维运动和思想发展史在大的方面是符合逻辑的，逻辑的东西也多是符合历史的东西的。然而历史又同时告诉我们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和“绝对理性”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理想国”，相反的是战争、饥饿、灾难、冷战和大屠杀。这就涉及到历史的活动主体——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了。虽然人类社会有如此多的不幸和灾难，我心里还是有一条希望和理想的底线。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总和是善的，历史的大坐标线是向上的。

　　因此，文明还是有希望的，人类还是有希望的。

　　因此，被认为“人的本源”和“人的目的性行为”的艺术，在总的方向上也应该是向善的，向上的——这是我对未来艺术的信念，也是我们可能预测艺术未来的根据。但是，艺术的未来预测是一件更难的事。

　　艺术首先不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的结果，她是和理性决定论对立的，她是人的自由活动的结果。李泽厚说：“自由在这里是一种非理性认识的行动现实性，这里突出了行动的自发产生的发现发明的不可预料性，即偶然性”。（《历史本体论》）艺术是一种个性活动，它是人的感性冲动的结果。

　　艺术活动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艺术家主体（尤其是天才）的重要性。从美学史和艺术史看，艺术所描述的图象和社会所描述的图象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致，否则我们怎能理解和接受尽善尽美的古典主义艺术到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变化，怎么想得到一只杜尚的小便器竟然作为艺术作品而进入高尚的艺术博物馆——真是匪夷所思呵!

　　可见艺术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性和偶然性的存物。它并不能用“事物的本质规定的联系和发展趋势、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个关于“必然性”的定义来解析和预测。

　　那么，艺术就完全没有规律性可言了吗？我以为也不能一概而论。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和人的情感的形式载体、象征符号，它应该也和人类的整体精神文化有某种内在关系。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对艺术的预测只能是一种大的趋势和方向，至于具体的艺术形态是不可预测的。基于此，我以为未来的艺术应该受下述三个因素所制约：

　　·精神文化和人的情感的走势；

　　·审美文化的尺度（美的尺度）；

　　·艺术形式的自律因素；

　　通过以上三个要素，我们可能对未来的艺术趋势进行大略的预测。

　　首先从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现象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是存在着深刻危机和问题的，它包括二个层面，一是人类普遍的危机和问题；二是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危机和问题。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和问题使中国现当代艺术在西方和中国、传统和现代两极中纠缠、冲突，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出口。这就决定了未来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艺术品必然是悲观主义和悲剧色彩的，一方面是痛苦、困惑、抗争、呐喊、甚至绝决；一方面则是浅薄、感官、极端、丑恶、乃至消沉，这些将决定未来艺术的精神和形式。

　　其次是审美文化问题。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应该在结构上有三个基本文化尺度，一是人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是自然的尺度（物的尺度） ；三是美的尺度（审美的人生态度和人的解放）。

　　应该说，中国的汉唐及宋朝前期曾经建构了非常完整的审美文化，这种审美文化就是中国古典的诗性文化，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审美文化最发达最完善的。但是由于宋后期的理学精神的强大（权力话语的）而消解了中国的诗性审美文化。于是，在此之后中国的审美文化（诗性文化）赖以生存的感性空间、人性空间、自由空间就被理性和伦理挤压到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中，于是唐宋的诗性文化和审美文化就中断了，中国文化从此进入禁锢的“中世纪”。

　　一直到晚明，中国似乎出现城市商业经济对封建秩序和理学的冲击（有论者将其类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但是它并没有扩展到建构精神文化的程度，于是这种主要发生在城市中的变革萌芽就只能体现于“士风”和“世风”的有限变化了，所谓“恋世、适世、娱世”就是当时文人士子人生观的写照，虽然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和情感，但是比较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美学，那就差得太远了。

　　历史发展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审美文化的建构似乎看到了曙光，这个时候的一些文化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等，都曾以很大的热情关注并投入审美文化问题的思考，其中尤以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审美足以超越人的生死利害”触及到了精神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本质。但是不幸的是，后来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社会革命，武装革命完全中断了这种代表新文化精神的审美文化的建构，并且极端功利主义还破坏了传统的审美文化，从而使当代中国基本上处于一种没有审美文化 （审美的人生态度和人的解放意义的审美文化）的格局，艺术沦落到了完全从属于政治功利目的的地步。在当前艺术界虽然相对自由了，亦具有了表面的多元化局面，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艺术所贡献和提示于时代的审美文化的建构似乎还没有启航。

　　第三是艺术形式自律的因素。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在结构上较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显得特殊的麻烦——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共存的局面。两个艺术形式都有自身完善而自足的形式系统，希望它能整合成一种现当代艺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两大艺术系统都需要依靠形式的自律而生成一种现当代艺术。

　　基于上述原因，我以为中国未来（二十年左右）可能出现（也希冀出现）的是文艺复兴运之下而展开的艺术变革和艺术整合。这个文艺复兴可能针对二个资源，一是唐宋古典主义的诗性文化；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文化运动 （强调这二个方面是为了剥离五四运动的倾向和对传统的极端否定）。这是今后二十年时段（二十一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和艺术最可能借重和复兴的文化与艺术资源。

　　这里说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运动，而是与古为新，是以历史资源为符号的文化革命运动。目的是打通传统和现代，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整合。

　　我对中国二十一世纪文艺复兴和呼唤，还寄希望于能出现“文艺复兴三杰”、“唐宋八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文化英雄，因为没有英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我企望新世纪的文化英雄，用他们黄钟大吕式的声音，来振奋我们民族的精神，来振兴我们的文化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