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贺岁档来势汹汹 拿什么留住你 我的观众

　　赚钱，各有各的道儿

　　对于所谓的“商业与艺术”之争，大导林兆华不屑一顾，因为他的每一部戏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某个想法，从来不会为了观众去排什么戏。“现在戏那么多，选择那么多，观众可以挑他们想看的看，什么搞笑的、减压的啊——虽然我不排这样的戏。”从11月30日开始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7部大戏，规模很大，但他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让一些自己认为好的戏能有演出的机会（毕竟首演就能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至于赚不赚钱嘛，“压力虽然有，但不赔太多钱就行”。

　　但这种方式也许只适合林兆华这种有一定地位和名气的大导演，对于更多的在竞争激烈的北京戏剧市场中浮沉的人来说，做戏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赚钱，尤其是面对“贺岁档”这么有吸引力的一块大蛋糕。刚刚在海淀剧院落下帷幕的《当司马TA遇见韩寒》，就充分利用了营销手段，让一出本来平常的职场戏变得有些与众不同：演出前后都有抽奖，从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到加油卡、购物卡，甚至还有钻戒；剧场外更停着4辆免费大巴把观众送到北京城的东南西北——这些细节无疑会令观众感到贴心、实惠，也就没空计较什么植入广告之类的问题了。

　　也许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催生什么样的戏剧。《柔软》主演郝蕾说，她有个堂弟是搞IT的，老去看话剧，问曰：热爱话剧？答曰：不热爱，带客户！郝蕾感慨：“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看话剧是个很时髦的事。”跟送购物卡相比，看话剧无疑更加彰显品位，或者说更加附庸风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搞恶俗的话剧泛滥，尤其是在年底这样一个“回馈客户”的贺岁档。

　　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在哪里？

　　林兆华认为，这两年戏剧市场发展得不错，但与国外还是没法相比，“人家有几百年的基础，而且这跟全民文化素养有关，咱们这种物质社会，搞笑的戏那么多，虽然国外也有这种戏，但不是主流，各大剧院常年演的都是经典名剧。”

　　但戏剧更需要的是创新，“经典”“名剧”不等于只是那一两部戏，林兆华大胆指出：“《雷雨》《茶馆》肯定是好东西，但总把它们摆在不可超越的位置，这是不合乎戏剧发展逻辑的。”他直言各大剧院都爱上演那些票房好的戏，大家都比赛着用大腕，“可以理解，这样向上级汇报时比较好听，演了多少场啊，票房是多少啊，虽然有的场次根本就没几个人看！没人看也演！”

　　因工作关系经常在国外看戏的崔峤说，国外戏剧的发展很多元，除了大剧场，小剧场的方向也很明确，每个小剧场针对的观众完全不一样。“在柏林，好演员、好编剧都很多，并不一定是导演决定一切，导演、剧本是互相支持的。而在中国，一般观众还是冲着导演去看的，中国的话剧更多的是横空出世。”

　　崔峤还举例，在德国，戏剧评论重于电影、音乐的评论，不像中国媒体，不觉得戏剧是大的类别，没有足够尊重这个艺术门类，没有真正的评论体系。“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不太适合在舞台上去张扬地表达，这可能还需要时间。在德国谈论戏剧一般是中老年人比较多，而在中国是文艺青年在谈论，而且是一小伙儿人。”

　　明星大腕是不是灵丹妙药？

　　观众都爱挑剔演员的表演，导演又何尝没有自己心目中的“梦幻组合”呢？但往往一出戏的卡司是非常随机的，比如林奕华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最早他想要组合张艾嘉跟汤唯，但汤唯档期不行。后来张艾嘉还建议找找郑秀文。“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配搭所带来的化学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郑秀文或者汤唯，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了。”所以林奕华强调，尽管他一向跟刘若英、张艾嘉、郑元畅、李心洁这样的明星合作，但他认为商不商业并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卡司，“而是要看大众如何认知这个卡司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力，与这些卡司本身可带来的惊喜。”

　　赖声川的戏则很奇怪，有时候用明星有时候不用，而且他会让明星变得让观众看不出来是明星，比如《宝岛一村》中的万芳——那个一上台就以大肚子形象示人、热情夸张的“包子嫂”实在与抒情温婉的情歌歌手万芳大不同。“2006年大陆版《暗恋桃花源》被称为五星版，因为有黄磊、袁泉、何炅、谢娜和喻恩泰，在台湾我也找过林青霞演云之凡，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这样的专业院校和演出单位，没有那么多科班出身的人才储备，所以我必须把眼光转向影视界。但我会慎选，我知道谁适合什么角色。”除了慎用明星，他还会对明星进行“二次加工”。比如当时在电影界已经如日中天的林青霞，并不熟悉舞台剧，她甚至在自己演的电影中从未发过声（因为制片人觉得她的声音与形象“不搭”，故而每次都用配音！），所以赖声川请到她出演后，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为她上表演课，而不是把她当成一块戏剧票房的招牌！反观大陆很多戏剧，哪会费这么大力去“培训”明星，而影视明星又哪有时间去上什么表演课？

　　留住观众四大招儿

　　廖一梅谈《柔软》：希望每个人开始审视自己

　　看上去是个与性别有关的讲述悲伤爱情的故事，实际更似一个挖掘人性的醒世寓言。洪晃评价“穿刺一样准确地表现了中国中产的性生活隐痛”。

　　记者（以下简称记）：一个想做变性手术成为女人的男人，一个被世人认为是荡妇的女医生，还有一个每天晚上扮成女歌手的异装癖设计男……故事的灵感来自哪里？社会新闻吗？

　　廖一梅（以下简称廖）：不是社会现象，而是源自我对人、对生命的追问，与“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前两部（《恋爱的犀牛》和《琥珀》）一样，这种追问要抛开“人”外在的社会标签、受教育的程度等等，只不过我采取了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我们从小被教育“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包括“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人总是选择趋利避害的方式生活，不断给自己贴上标签，隐藏秘密，我想要剔除这些东西，看看还剩下什么。

　　《柔软》更像一个寓言。

　　我做了很多调查，看了很多资料，我发现每个人对自己都不满，不满意自己的身高、体重、相貌……推演到极致，就是对自己的存在不满，对自己是男人或女人都不满——于是戏中人抽离这些外在的东西，看待自己的本质，重新认识自己。

　　记：说到被教育“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戏中人物说“女人应该是温柔的、有同情心的……”但你不这么认为？

　　廖：我做决定很果断，但很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往往是男人——这都是一种“扮演”吧，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扮演”，也许强势的扮演弱势，弱势的扮演强势，男人扮演女人，女人扮演男人……

　　记：很多人表示看了戏以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爱情、婚姻，就像戏中人那样。你给了他们改变的勇气。

　　廖：审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始审视！不能面对的也要去面对，不能把问题总是捂着，那肯定不会是一种进步！就像戏中说的，没有比“伪善”更坏的事情了！人人都在“装”，这能愉快？我不相信。

　　或者有人也改变，但问问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过是利益的驱使罢了，不过一种生存技巧，但别忘了，它能使你成功，但不能使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