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朝皇帝的功过评价历来是褒少贬多。前期是血腥镇压和文字狱，后期是丧权辱国和反革命。但当今的帝王戏故意改变视角，往往先由武侠片言情片进行“戏说”，在嘻嘻哈哈、装疯卖傻中消解原有的价值判断，模糊观众思维，混淆舆论视听，然后再通过“正剧”来翻案，推出与原有价值判断相反的新形象。“小燕子”穿上日本海军军旗，单从孤立的事件来看，似乎是由于无知产生的“错误”。而实际上从“小燕子”出现在荧屏中开始向受众推销“无知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终有一天要发生类似的丑剧。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就大力制造和包装“小燕子”这样的形象，瓦解我民族精神，消磨我抗日气概。港台地区异乎寻常地流行“戏说”，并不是什么政治宽松的结果，而恰恰是与那里的殖民地文化互为表里、紧密结合的。

　　有了“戏说”，接下来就意味着“怎么说都行”。于是，酷虐的暴君可以变为勤政的明主，凶恶的太后可以变为温柔的贤妇。我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说道：“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收视率很高。它为雍正翻案，理由之一是雍正非常勤奋，每天批阅大量奏折文件，事必躬亲，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春蚕到死丝方尽，所以说雍正是个好皇帝。有的老百姓说，这雍正简直是个焦裕禄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雍正的勤奋与焦裕禄的勤奋具有本质的不同。焦裕禄的勤奋是为人民勤奋，他死了，人人感动，我们要学习他。而雍正的勤奋是为他个人勤奋，为他自己的江山社稷勤奋，他累死了活该，少害几个人。”雍正和慈禧这样的人可以说成好人，那就意味着什么人都可以说成好人，也就意味着什么人都可以说成坏人。一部分帝王戏就是在这样进行着它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上面重点批评了翻假恶丑为真美善的一类帝王戏，但这不应该成为全盘否定帝王戏的理由，戏说也不一定就直接导致歪理邪说。其实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帝王戏通过帝王将相的生活进行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严肃反思，并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真心喜爱。这类戏可以推《宰相刘罗锅》和《天下粮仓》为代表。《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歌简捷明快地表达了它的历史观：“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剧中的乾隆被讽刺得恰到好处，小处的戏说没有违背而是充实了总体的历史辩证法。封建君主政体决定了任何皇帝从本质上都是“家天下”的维护者，但所谓贤明的皇帝能够处理好“家天下”与“民天下”的关系。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帝王的明贤昏暴，集中体现在对待臣民的态度上。君和民，犹如舟和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深明此理的帝王，一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民本思想，以让利与民来达到民心归顺，从而获得更大的利。

　　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不去与民斤斤计较地抢夺一块蛋糕，而是引导臣民去把蛋糕做大，从而君民‘双赢’，天下安定。”乾隆盛世固然有乾隆皇帝弘历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关键还在于他明智地认识到如何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红利。剧中乾隆皇帝在贤臣刘罗锅与奸臣和之间巧妙的平衡利用，反映了乾隆真正的“智慧”。而《天下粮仓》一剧在总体上苍凉雄劲，是近年帝王将相戏中难得的佳作，但却在皇帝形象的塑造上随了大流，误入俗路。我把这一点概括为批判锋芒的折损。“该剧在反贪思廉方面的确颇有深度，但在触及腐败根源时仍然停留于‘人治’的层面，未能一举突破‘清/贪’的思维模式。特别是把乾隆的形象塑造得过于光辉贤明。这个刚刚登基的青年皇帝，忧国爱民，勤政好学，睿智果断，明察秋毫，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简直是一位‘三好皇帝’。如此，就回避了腐败与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退到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传》时代。”

　　由此可见，帝王戏作为大众艺术的一个重要题材，不可偏废，但也不必去处心积虑地炒作谋划，它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一个民主开放的时代，帝王不应该只是受到简单的批判或者“戏说”式的调侃。借用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的几个“术语”，一味批判帝王的所有言行，惟恐自己思想不进步、惟恐自己沾染了封建毒素的，是“孱头”；一味戏耍帝王、视帝王个个为阿斗，表示自己一片纯情心地无瑕，见人就叫“阿哥”和“格格”的，是“昏蛋”； 一味仰视帝王光辉灿烂，表示自己五体投地，恨不能倒退三百年的，则是“废物”。历史是由帝王将相和工农兵学商共同创造的，谁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大，与他个人的身份并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工农兵学商应该勇敢地与帝王将相一同站到荧幕上和银屏上，像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样互动互搏。这或许是帝王戏的正路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