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严肃的艺术创作，还有《蝴蝶是自由的》（编剧：[美]伦纳德·杰希，导演李铭森）。早就听说这是一出激情戏，媒体的声音不绝于耳，关于这个戏的演出“风波”也频频出现。然而看戏后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出严肃的艺术创作，导演、表演所追求的是作品的艺术品位。剧中的失明青年阿Don为逃避母亲的管束毅然离家去外面独立生活，结识了一名住在隔壁的性格开朗的女孩，很快成为知音并迅速坠入爱河。青年的个性得到了解放，身心获得极大的愉悦。但他仍然摆脱不了母亲的“关心”与“爱护”。剧作在家庭的管束与追求自由之间凸显了两代人的矛盾与情感冲突。看这个戏，观众确实很感动，但所感动的内容并非媒体炒作的“激情戏”场面，而是贯穿于作品中平等、尊重的人文精神与故事本身所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从戏中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和忘却的对“人”（不管是母亲对儿子，还是上级对下级）的人文关怀，同时也让人意识到这种人文关怀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这些都是观众（作为家长与上级）需要反思的问题。有人说，看这出戏就感到好象是在与自己的孩子对话。值得称赞的是演员对人物情感的演绎，阿Jill（焦媛饰）的青春浪漫，阿Don（于毅饰）的单纯与真诚，还有那白太太（朱茵饰）的沉重的母爱。演员在轻松自如的表演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种人人都希望看到的青春、浪漫与真诚的情感，既让观众感到心情舒畅，也带给观众一份沉重，特别是看了这个戏的结尾以后。

　　平民的创作态度 细腻的舞台呈现

　　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说过：“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要做到这一点，编剧、导演和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就首先调整好自己的情感天平，把观众放在突出的位置，努力在创作中体现出一种平民意识，以此作为创作的支点。我们在《长恨歌》和《正红旗下》中就看到了这样的艺术追求。

　　《长恨歌》（编剧赵耀民，导演苏乐慈）是一出具有浓郁上海地域特色的戏。普通的事件，淡淡的情节，平凡的人物，生活化的语言，它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之水缓缓地“流”向观众，轻言细语地述说着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小姐”王琦瑶命运多舛的一生，使观众在领略时代变迁、社会动荡的风雨中看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景及其复杂心态的变化轨迹。导演在注重勾勒历史风貌的同时，集中笔墨刻画细节的真实与人物的性格，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比如，本来是很沉闷的一场“打麻将”的戏却演绎得情趣盎然。演员表演的细腻不仅突出了人物性格，也使人物的情感更加平民化。值得称道的是张璐（饰王琦瑶）的表演，从王琦瑶的少女时代一直演到五六十岁的老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张璐的表演从外表到情感都令观众信服。不足的是创作方面，编剧过于局限于小说的结构，而导演又过于局限于剧作，舞台上“流水帐式”的平铺直叙，使观众感到有些沉闷。当然，也许有北方观众欣赏习惯上的问题和对上海市民生活不熟悉的原因吧！然而以我的浅见，如果导演不是以写实手法进行舞台呈现，也许会减少一些舞台演出的长度并使整个演出的节奏更紧凑一些。

　　《正红旗下》（编剧李龙云，导演查丽芳）描写的也是小人物的生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人物——福海、老舍的父亲、多老二、查二爷、大姐夫、多老大等等，他们的生活及命运，牵动着每一个观众的神经。而剧中通过人物形象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比如老舍父亲牺牲时的壮烈场面和洋人进北京后对中国人的侮辱场面等等，都是对每个中国人的激励，同时也促使观众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反思与思考。导演的构思，舞美的设计，为整个演出增色不少。尤其是舞台上“水”的运用，更显出一种意境和气势。中华民族从多灾多难中屹立起来，支撑这座巍峨大厦的正是那种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就像那渊远流长的水。当然这里的“水”也可以象征着一面镜子，映照着舞台上的人，也照耀着剧场里的观众。略感不足的是，舞台上的人物虽多，却少有令人击节的人物。特别是老舍的形象，尽管焦晃以其魅力十足的表演传达着老舍的神韵，但还没有达到特别感人的程度，他的情感还没能有机地融入全部的戏中，只在结尾处才有了一些令人动情的表现。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进京演出的四台戏是令人兴奋的。他们以其艺术创造的实力为首都的话剧舞台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让观众和艺术家们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这不仅对促进两地文化交流具有着实际意义，而且对话剧艺术的创作与发展也具有着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