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话剧因为其特定的背景限制，所以在主题的选择上恰如其在情调上的选择一样，会身不由己地受到“贺岁”前提的制约。避免流于抽象的现代性和琐碎的平庸性，让人在真切的生活中抓住一些什么，领悟一些什么，让人与久久的余味中体会到其分量，这些未言明的先入之见其实在挑选与改写剧本的过程中，已开始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了，所以在《天堂》一剧中，我们可以从其表演中鲜明地感受到其由“小”中开掘“大”的努力。这也是“贺岁”的荣光所带给它的重压，不能太大太空，也不能太小太俗，要平实而深刻，具体而概括。“贺岁”话剧在主题上只能是把握好这个大小之度，才能对得起“贺岁”的称呼，有所得必有所出！

　　当然《天堂》从整体上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演出，但其潜在里也隐隐地透出这种“贺岁”的两难，同时扩大来看，“贺岁”的两难并非仅仅体现在话剧中，在影视剧、文艺演出，以及其它许多表演艺术中，“贺岁”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而它们在“贺岁”招牌下所面对的选择，又何止是两难呢？“贺岁”本身就是一种近于商业的炒作行为，而文艺表演，一旦借助了商业的宣传效力，自然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商业操作的行为，从而在艺术上丧失其相对的独立性。说到底，种种两难从本质上只是市场与纯艺术行为的矛盾、摩擦以及调和共生。就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此次演出而言，其在悲剧中加入的调笑成分，不能说与受众的心理期待毫无干系。种种“贺岁”的艺术形式在利用新年的时间与心理档期制造卖点的同时，其自身也必定会因为“贺岁”的称谓而在形式与内容上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从而创造更大的市场效果。

　　话剧艺术自上世纪初一经传入，就有了小剧场艺术与大剧场艺术的分别，爱美的纯艺术性的小剧场演出在今日这个话剧被预言要逐渐死亡的音画时代，更体现出较大剧场演出的生存的艰难性。如果说此次《天堂》贺岁话剧的演出是纯艺术向市场做出的迎合，不如说是他们在面对市场时，借鉴影视的“贺岁”之方式而为调整自身定位做出的一种中和的调适手段，虽然也为“贺岁”的口号失掉了一些独立的自我表现，但毕竟，艺术的表演不能成为纳西索斯般的精神独舞，失掉了受众的捧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其发展前景都必将是晦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贺岁”话剧的调整自我，也许正是为了保存自我。

　　在结束时，导演杨昕巍说：“今后每年都做一个贺岁剧，创建一个贺岁话剧的品脾，戏剧形式可以是大剧场的、小剧场的，内容也可以是多样化的，在每个新年到来之际为观众送上一份别样的新年礼物。”看来，“贺岁话剧”正如“贺岁片”一样，今后要年年上场了，不过对他们来说，“贺岁”中的两难也许并不是一种困难，关键是如何在艺术与市场的夹缝中更好地选择自身的定位，让“贺岁”的话剧充满生机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