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伟丽以莲蓬为母题，创作了一系列把自然与人类母性进行类比的作品。在此次展览中，她也是唯一从赞美女性的角度以张扬女性价值的艺术家。艺术家以复数的艺术方式，让蓬莲占满整个画面，形成一种崇高、伟岸的美学风格。

　　李云对女性生存境域及其体验的表达是多方向的，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对女性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关怀，包括对死亡与孤寂的体验和表达。把女人的生命置入时间与他或她人的关联中来体验是李云这批作品的一个特点。裴咏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张扬霸气，充满青春活力。在这次展览中，也许李云和裴咏梅的作品是非女权主义的艺术，但她们对女性自身的关注，仍然体现了女性艺术家特有的性别立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艺术家，在表达她们的性别立场和权力诉求时，总是以男女二元对立为逻辑前提。但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本身就是文化，甚至可以说是男权文化创造和预设的。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女性艺术家对男权话语颠覆的结果，也许会是女性群体自己也不会愿意接受的性别景观：男性都成为传统文化意义中的女性，让他们美丽、娇弱和温柔，女人都成为传统文化意义中的男人，让她们帅气、威猛和刚强。当然，我们可以争辩说，女权立场的形象表达只是表现一种反抗男权压迫的姿态，并无现实的诉求，但问题并不因此而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如果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的制造者是男权文化和社会，那么这种颠覆活动方式本身就是建立在男权文化的基础上，并因此而落入男权文化的圈套之中，既使是利用男权话语以攻击男权文化，也会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并非是从性别对立走向性别和谐。也许男女性别的本质主义立场 （男人应是什么和女人应是什么）就是男权社会为了维持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阴谋，但是怎样破解这一阴谋，而又能使男女两性和平共处，仍然是女性主义，也包括男性主义面临的一大难题。

　　男性与男性主义？

　　在“‘间性，男左女右’当代艺术展”中，男性 艺术家的性别意识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完全从男性及其欲望对待女性及其身体的代表画家是石建国、雷子人、马保中。石建国与雷子人的作品在表达男性对性欲的体验和幻想方面是相同的，并且都达到了心理体验和艺术语言的完美契合。不过从性别艺术的角度看，男性艺术家，甚至包括所有的男性都会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真的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来自生物性的本能？还是如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男权文化纵容的结果？我想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可以产生不一样的男性立场和艺术方式的。

　　如果说石建国和雷子人的立场是男性的，那么马保中的立场则是男性主义的。在其录像作品《枚枚和文文》这一作品中，马保中对待女性，特别是美女的心态极其复杂，但从撕裂的女人头像看，他对女性的仇恨心理和报复欲望显然占了上风。也许正如马保中的作品所暗示的那样，在某些领或，比如在纯爱情的情感世界里，包括在当代都市的家庭结构中，男人也许真的已经成了弱者；或者说在性别世界中，男性的某些强势被女性利用而成了弱势，被女性驯服和控制的某些情形被掩盖也是事实，从而需要他们去反抗和抗争，以争取平等的权力。

　　二、以性及性别、身体作为隐喻和象征的符号，以指代和表达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文化的现状，是张方白、王智远、李娃克三位男性艺术家的共同特点。王智远以女性内裤为挪用的对象，并模仿生产商家的推销方法，把女性隐私物美化的同时也使其公开化、以服务消费社会把一切都变为商品的目的。也许在王智远看来，性欲、身体及其相关物体，都是文化操纵的结果，在今天这个操纵者就是那个欲望无限的资本及其资本的拥有者，它能使难见天日的女性内裤变得 如此美丽和有文化。张方白的鹰系列作品中的鹰，具有象征男性阳具的含义，不过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张方白作品中的鹰是雄性不在的死鹰或动物标本，它们仿佛在暗示一个英雄远去的时代。张方白对这一时代的忧患意识，同样表现在李娃克的作品《后充气主义》中，这一以男女两性的性器官组合而成的装置，是对八九年“现代艺术大展上”的《充气主义》的模仿，通过这一呼应关系，李娃克像张方白一样，感叹一个充满激情时代的消失。

　　三、李帆、何汶以人物形象为表现的主体，但他们是把男性或女性作为普遍的大写的人来对待的。李帆对男女性别的兴趣集中在身体和欲望的方面，从中可看到话语系统中的性表达对李帆作品的影响，就此而言，性别身份对于李帆来说是无意识的。何汶作品中游泳的人都是男性，但是，就其表达的主题而言，性别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表现人在当代社会漂浮无根的生存体验。

　　“‘间性、男左女右’当代艺术展”早已结束，但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特别是“性别艺术”的问题仍然很多，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理想的方案供艺 术家去制造艺术作品，只能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