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赤裸胸肌的大路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孙瑜是一位无法绕过的电影，而他拍摄于1934年的影片《大路》则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电影。同样是中国无声电影的巅峰作品，《大路》与之前介绍的《神女》、《渔光曲》等不同，它是一部“男性电影”，一部男明星群体出演的男性电影，由当时最受欢迎的男影星金焰领衔主演，还有郑君里、罗朋、章志直、韩兰根等演技派明星加盟，是一次淋漓尽致地对男性力量的歌颂。

　　电影笔记

　　“大路齐阔步，我另有思慕”

　　左翼国防电影的代表作，或者中国无声电影艺术的最成熟的作品之一，这是这部《大路》名垂青史的两个堂皇的理由。但是假如你跟我一样，认为对于电影来说技术和艺术同样重要，70年的时代风尘总会在胶片上留下一些印记的话，那么作为经典的《大路》也许不会给你带来赏心悦目的观影体验。

　　不过赏心悦目从来不是古今中外所有经典追求的唯一目标，“大路”上张扬起的风沙，那帮雄性动物身体上蜜汁样的汗水，投影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原始的力量，就是胡虏未破何以家为的煽动性。

　　一群年轻的筑路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他们被驱赶出都市，就在各地修筑公路，在烈日下流着汗拉着绳高唱着自己编的《大路歌》。只有到小饭铺去吃饭的时候，丁香和茉莉两位姑娘的笑容和歌声才给他们带来了欢乐。最后，筑路工人死在了突然而至的敌机扫射之下，抗敌的军用卡车通过刚刚修成的公路一辆辆驶向前方。

　　这样一个故事有死亡，有爱情，有仇恨，再加上孙瑜导演灵动的执导风格，当年一定打动了不少热血青年，立志保家卫国。然而借用一首也叫《大路》的香港流行曲的歌词，“大路齐阔步，我另有思慕，偷偷看一眼，那角落里有窄路，暗暗曲折，幽幽诡秘”。

　　影片诞生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西方性解放开始发轫的一刻，银幕上肉弹明星崭露头角，银幕下同性恋一度成为风尚，当然，无论在银幕上下，女子都开始大声说话。以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之盛，这样的风潮至少会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有所影响。这部《大路》便是个证据。

　　首先是影片中满目皆是的赤裸上身的男性形象，金焰、张翼、郑君里等当时最当红的男星都赤膊上阵，近景中“影帝”金焰健美的胸腹肌肉被摄影师精心塑造成流汗的青铜雕塑。这样的场景在同期的电影中非常罕见，不过尚能被解读为对男性/进步力量的张扬，而另一幕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影坛也会惊世骇俗，这一幕中一帮男主角全身赤裸地在河中洗澡，两位女主角在岸上与他们调笑，男性神情紧张，而女性的言语相当有进攻性。

　　不过最为匪夷所思的一幕还不是发生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而是由黎莉莉和陈燕燕两位女演员携手演出。身材健美的黎莉莉向来扮演成熟娇媚女子，而陈燕燕当时是“小家碧玉”型演员，饭铺后屋之中，黎抱起陈，两人相偎依在躺椅上躺下，之后长达数分钟的时间内，镜头不断表现两人的亲昵，包括亲吻、抚摸等动作，而如果你以为导演是在拍一段同性感情的话，两人间的对白又是在谈论他们的筑路工朋友，跟肢体动作毫无联系。

　　当时上海的杂志上已经有了关于同性恋的八卦，同性爱的概念在当时是存在的，那么这两位女星的亲密接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是未意识到嫌疑而不去避免，还是刻意迎合？迄今为止未见有任何关于《大路》的研究论述到这一点。

　　更神秘的是，有位台湾学者在论及这段戏时，提到黎莉莉的一句台词“你这边鼓鼓的，还说不想男人？”这句台词和角色的动作颇相般配，然而在我看到的影碟中并没有这样的台词，莫非《大路》并不止一个版本？不知这是否又是一段影史公案。(牛文怡)

　　专家评点

　　性别视角的成功换位

　　这部影片是非常大胆的一次尝试，描写男性赤膊，通过女性的眼光观察男性，是一次性别视角的换位。对男性之间兄弟情谊、同生共死的“抗恶”气节的表现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男性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

　　影片中关于两种爱情的描写是另一亮点，小罗和丁香的爱情澄澈欢畅，明快活泼的格调将一对少男少女的朦胧情怀诠释得声情并貌；另一种是金哥与茉莉的爱情含蓄内敛，互相之间没有直接的表达，他们直到生命危急时刻才用最后的牵手做了内心深重的表白。

　　另外影片利用蒙太奇达到了很好的表现效果，许多镜头都成为了电影史中的经典镜头。演员的出色发挥使得那种朴素、自然、生活化的表演与流畅的镜头组接、丰富的构图以及充满生活质感的场景融为一体。(评点：陈山　　采写：张悦)

　　人物

　　头戴“诗人”桂冠的导演　　电影科班“海归”第一人

　　孙瑜生于重庆，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父亲是一位颇具才学的前清举人，年少时随研究历史的父亲游遍名山大川，见多识广。1914年孙瑜入南开中学，与少年周恩来曾同学四年，当时周恩来在学校编演《一圆钱》进步话剧，孙瑜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清华大学文学系就读时，孙瑜开始迷恋上电影。1923年他赴美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研习文学戏剧，学位论文是《论英译李白诗歌》，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编剧和导演，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和剪接。

　　1926年孙瑜学成回国，作为中国在西方系统学习过戏剧电影的第一人，他于1927年被长城公司聘为编导，进入影界。

　　由武侠片开始创作路

　　孙瑜的处女作是1928年为“长城”拍摄的《渔叉怪杰》，描写了两个渔民的生死之交，随后孙瑜转入“民新”，编导了另一部武侠片《风流剑客》，在武侠片风靡的年代里，有着自己的叙事理想的孙瑜拍摄的这两部影片却“悲壮孤高”、清新脱俗。

　　“联华”成立之后，孙瑜的导演才能得到了展现的机会，“联华”成立之初的两部卖座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均出自孙瑜之手。自1933年起他所编导的《小玩意》、《体育皇后》尤其是《大路》，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一页。抗战时期他还拍摄过一部反映空军生活的电影《长空万里》。

　　接受 “诗人”的桂冠

　　在同期电影创作中现实主义风格居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孙瑜影片中浪漫的诗情独树一帜。

　　对于自己这一创作特色，孙瑜在写于1934年的《我可以接受这“诗人的桂冠”吗》一文中做过阐释：“假如那是一顶老是仰着头对着天空，闭着眼睛唱着‘花呀’‘月呀’‘爱人呀’来欺骗自己，麻醉别人的所谓‘爱美诗人’的桂冠，我是一定不敢领受的。但是，假如那一项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我是极盼望那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

　　（张悦）

　　链接：

　　来自费里尼的另一条《大路》

　　在孙瑜的《大路》之后20年，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也拍摄了一部《大路》（La strada），影片还获得了195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有电影史家曾撰文认为，同样是现实主义风潮，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比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早了20年，把这两部《大路》放在一起看也颇有意趣。

　　和孙瑜相比，费里尼的《大路》更内向，他讲述弱智姑娘杰尔索米娜被母亲卖给了流浪艺人藏巴诺，开始了卖艺生涯。他们遇见了另一个艺人“疯子”，三人的命运由此改变。《道路》中描写的人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超现实的普遍意义，费里尼开始脱离新现实主义，在审美视角的内心化、个人化与技巧的反戏剧化、反情节化上迈出了第一步，是公认的战后意大利电影一部转折性作品。

　　（小潜）

　　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上周末，好莱坞暑期大片《后天》在全球同步上映，这是一部描写地球气候突变的灾难片。看过之后，便有人指出这样的电影属于美国的主旋律。其实，如果能把“主旋律”的定义看得广些的话，这样的理解并不难解释，人类文明在面对相似情况时总会做出共通的反应，传递出相同或相近的理念与精神。这里提到的相似情况，就比如灾难或者战争，而共通的反映与精神则是团结、爱国、奋不顾身……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37年7月日，日本侵略军向北京芦沟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予以反击，从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的几个月间，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虽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而此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心却集中在武汉。

　　到1938年初，除了留守“孤岛”上海的一部分电影人外，大多数在上海电影的骨干分子都已撤离到武汉，成为文艺界抗战宣传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在这一协会中既有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电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孙瑜、赵丹等上海电影界的精英，也有罗明佑、邵醉翁等电影界的经营巨子，还有多位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文化要员。在成立大会上，电影界抗战协会发表了宣言，其中表示“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

　　抗战协会的成立不仅明确了当时电影界一致的斗争态度，也为此后几年的抗战电影提供了政治基础以及明确的创作方向。由于大批电影人的迁移，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电影拍摄制作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争大旗，仅在武汉沦陷以前，就创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无论数量、类型还是影片质量，都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的银幕“主旋律”。

　　1938年9月底，武汉方面战事吃紧，“中制”全体人员、设施迁移到了后方的重庆。在日军战机的不断骚扰下，“中制”的工作人员在非常艰苦与危险的情况重新建设片场，并坚持进行拍摄建设，这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抗战影片让人感觉可亲可敬的真正原因。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在众多的抗战题材影片中，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民族各阶层反应的《胜利进行曲》（导演史东山），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导演史东山），有由日本战俘集体出演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导演何非光），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导演孙瑜），有以抗敌宣传队工作为题材的《青年中国》（导演苏怡），还有描写少数民族同胞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

　　不要以为这些影片都是口号式的作品，其中多数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剧情也并非简单化的敌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脸谱一样的“高大全”英雄。就以《塞上风云》为例，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现得更像是蒙、汉两族男女之前的恋情与误解，而经历过种种遭遇后才转向了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如此处理不仅让人信服，更叫人感觉赏心悦目。也许，那个年代的主旋律，还存有上海商业电影的灵动与智慧，当然还有全体创作者在经历民族苦难的真诚感受。刘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