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上周末，好莱坞暑期大片《后天》在全球同步上映，这是一部描写地球气候突变的灾难片。看过之后，便有人指出这样的电影属于美国的主旋律。其实，如果能把“主旋律”的定义看得广些的话，这样的理解并不难解释，人类文明在面对相似情况时总会做出共通的反应，传递出相同或相近的理念与精神。这里提到的相似情况，就比如灾难或者战争，而共通的反映与精神则是团结、爱国、奋不顾身……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37年7月日，日本侵略军向北京芦沟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予以反击，从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的几个月间，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虽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而此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心却集中在武汉。

　　到1938年初，除了留守“孤岛”上海的一部分电影人外，大多数在上海电影的骨干分子都已撤离到武汉，成为文艺界抗战宣传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在这一协会中既有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电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孙瑜、赵丹等上海电影界的精英，也有罗明佑、邵醉翁等电影界的经营巨子，还有多位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文化要员。在成立大会上，电影界抗战协会发表了宣言，其中表示“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

　　抗战协会的成立不仅明确了当时电影界一致的斗争态度，也为此后几年的抗战电影提供了政治基础以及明确的创作方向。由于大批电影人的迁移，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电影拍摄制作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争大旗，仅在武汉沦陷以前，就创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无论数量、类型还是影片质量，都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的银幕“主旋律”。

　　1938年9月底，武汉方面战事吃紧，“中制”全体人员、设施迁移到了后方的重庆。在日军战机的不断骚扰下，“中制”的工作人员在非常艰苦与危险的情况重新建设片场，并坚持进行拍摄建设，这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抗战影片让人感觉可亲可敬的真正原因。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在众多的抗战题材影片中，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民族各阶层反应的《胜利进行曲》（导演史东山），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导演史东山），有由日本战俘集体出演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导演何非光），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导演孙瑜），有以抗敌宣传队工作为题材的《青年中国》（导演苏怡），还有描写少数民族同胞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

　　不要以为这些影片都是口号式的作品，其中多数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剧情也并非简单化的敌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脸谱一样的“高大全”英雄。就以《塞上风云》为例，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现得更像是蒙、汉两族男女之前的恋情与误解，而经历过种种遭遇后才转向了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如此处理不仅让人信服，更叫人感觉赏心悦目。也许，那个年代的主旋律，还存有上海商业电影的灵动与智慧，当然还有全体创作者在经历民族苦难的真诚感受。(刘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