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岛”驶向“自由港”

　　于轰轰烈烈的上海电影之外，中国还有另一个城市也在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电影并未像上海电影那样引人关注，直到1937年。这个城市就是香港。日军占领上海后，一批电影人从上海来到了香港，第二年，又有一批电影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南下。这些内地来客和香港本土影人一起将香港打造成了一个堪与当时的上海比肩的电影城市。

　　电影笔记

　　说着两种语言的电影

　　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那几年里香港这个“岛”与上海租界那个“岛”之间的异同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地都是处于外敌包围之中而勉力支撑的弹丸自由之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至少在产量上，两地的电影业都达到了自己历史上的最高峰。香港的特点是，那时它的电影有着强烈的两面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

　　香港电影产业的出现也许可以从1923年黎民伟兄弟公开募股建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算起，这是香港第一间由港人成立的有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1924年，“民新”开拍了香港第一部剧情长片《胭脂》，公映后大受欢迎。然而电影在港岛刚刚上路，就碰上了1925年的大罢工，当时的60多万人口中有25万人卷入了这次罢工，包括电影放映在内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中止，很多电影公司倒闭，民新公司也因之迁往上海。

　　一觉醒来就到了1930年，黎民伟之兄黎北海成立“香港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片的第一部大制作《左慈戏曹》，再往后，“联华”、“天一”等大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港片走向繁荣。期间必须要提到的是“天一”公司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推出的影片《白金龙》，今天大部分内地人听不懂原版港片都要拜此片所赐——这部《白金龙》是影史上第一部粤语发音的电影，且轰动了整个东南亚。自此之后，香港粤语片的拍摄蔚然成风，主导了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影坛。这个局面到了1937年有了变化。首先是当时内地政府在“统一国语”的口号下，严禁华南电影界拍摄粤语片，不过时局纷乱，禁令鞭长莫及。直到日军占领上海，一批内地电影人南下香港，国语片才开始在香港影坛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双语并存的体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结束。

　　香港的第一部国语电影是1938年上海新华公司在港拍摄的《貂蝉》，但真正有影响的国片则是一年后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孤岛天堂》讲的是上海租界里的故事，一群爱国者在一个舞女的帮助下暗杀汉奸，这种直接表现“抗日”电影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被禁止拍摄，由此可见，同是“孤岛”，电影人在香港获得的自由要比在上海的多。

　　然而当时的香港影界显然并没有足够地利用这难得的自由，尤其是从事粤语片制作的本地影人，尽管也有《最后关头》、《前进曲》等多部“抗战”电影问世，但这些电影的票房一般，于是从1939年起，香港粤语片又回到了它固有的商业轨道，在发掘民间故事的名义下，拍摄了《狐狸精》、《扫把精》、《食人太太》、《古坟冤魂》等大量质量低劣的神怪电影。不过和上海孤岛电影不自觉地在商业潮流中获取高潮相比，香港还是有一批自觉的电影人，他们发起了一场“电影清洁运动”，降低了粗制滥造影片的出品数量。

　　香港和上海两处“孤岛”电影最大的不同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之后，上海的电影业笙歌依旧，而香港的电影人则没有同日人合作，停止了拍片活动。(小潜)

　　传奇

　　华南影帝吴楚帆

　　原籍福建泉州，生于天津，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从影之前曾当过售货员、织造厂管理员，业余学习曲艺。1932年，为了赈济华北水灾难民，参加义演粤语话剧《东线无战事》，受到联华影业公司负责人罗明佑的赏识，请他主演无声片《夜半枪声》(1933)。1935年，他主演第一部粤语有声片《生命线》而成名。1937年因在《人生曲》中一人扮演父与子两个角色，被广州观众选为“华南影帝”。香港沦陷期间，参加明星剧团在广州湾、越南等地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返港，主演了战后第一部影片《情焰》。从1932年到1966年，他在香港主演了250多部影片，其中以《家》、《春》、《秋》最为著名，1956年，被《北京日报》选举为“十佳演员”之一。

　　香港的气节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香港的进步影人也大都通过各种方式回到内地。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等人都是从海上偷渡回内地的。当时驻港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谙熟中文，又会说广东话，他采取“怀柔”政策，想诱骗影人为日军服务。他找到当时最著名的粤语片导演汤晓丹、演员吴楚帆、白燕等人，要他们拍摄一部名为《香港攻略战》的影片，但遭到拒绝，他们后来化装逃回内地。和久田又找到在港的胡蝶，要她拍摄《胡蝶游东京》，胡蝶觉得事关原则，不能答应，遂一面推说怀有身孕不便拍片，一面策划逃亡，辗转许久到达重庆。即使留在香港的电影人也都纷纷改行，1937年和蔡楚生等一起自上海赴港的谭友六在九龙摆小摊度日，《孤岛天堂》一片的主演李景波也是靠贩卖花生维持一家人生活。

　　链接

　　中国电影“广东帮”

　　抗战时期，以前的联华公司老板罗明佑曾撰文总结过当年广东人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广东献给全民族的银色礼物包括电影的各个部门，从制作到发行，从创办人员到技术人员，从老板到小工，都不缺乏广东人”。比如演员中，广东人特别多，可能是广东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女星几乎为广东“包办”了，上世纪20年代有张织云、杨耐梅，30年代有胡蝶、阮玲玉、陈云裳等，都是其时影坛数一数二的人物，而名导演的行列中，也缺不了郑正秋、蔡楚生等广东人的名字。

　　抗战时期的香港影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直在香港从事电影工作的，如黎北海、关文清等人；另一类是在上海崭露头角后去香港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为广东人。原因也很简单，粤语片是用粤语对白，其它地方的人要想熟练掌握广东话绝非易事，加上香港独特的人文环境，只有广东人才能胜任制作。

　　在本地粤语电影创作中，汤晓丹是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位。汤晓丹早年随父母在南洋生活，19岁到上海以写稿画广告谋生，1932年进入天一公司，从事布景工作。1933年“天一”开拍粤语名角薛觉先主演的粤语片《白金龙》，因导演邵醉翁生病而改由汤晓丹临时代替，不料完成后在香港连映一个月，创下空前纪录，由此促成粤语片在香港的兴起，汤晓丹也因此开始了真正的导演生涯。1934年他应邀来到香港，专拍粤语片，凭借《金屋十二钗》、《花开富贵》等片成为了香港影坛“最红的导演人”。抗战爆发后，又导演了《上海火线后》、《小广东》和《民族的吼声》等抗战片。至于解放后他在内地拍摄的大量革命题材影片则是后话了。

　　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自上海来的广东籍的电影人，因为他们对香港的人文环境比较熟悉，又有丰富的内地生活经验，继二人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两部粤语片后，开始分别进行《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国语抗战片创作，还发起的“清洁运动”使得进步国语电影得到了推广。(实习生 张悦 整理)

　　坐标系 1938年

　　匈牙利的比罗兄弟发明了圆珠笔，他们为自己的发明打出的广告是“唯一能在水下写字的笔”。

　　1月8日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到达武汉，3月到达延安，1年半之后因受感染，于河北殉职。

　　1月5日，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甘地等人联名发表《杜威宣言》，声援中国抗日，谴责日本侵华，呼吁对日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