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桃李花开日

　　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当时，这家公司在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电影。它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在实际出品中也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的主张。另一方面，“电通”的前身是制造有声电影设备的公司，在当时有声片、无声片并处的年代里，“电通”与当时别的电影公司不同，它的所有出品都是有声片。

　　1934年出品的《桃李劫》是中国最早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影片，音响第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艺术元素。从《桃李劫》开始，到1936年，有声电影渐渐将默片驱逐出了时代，完全的有声片也逐渐取代了配音片。

　　电影笔记

　　和小武一样躲不过劫数

　　一直以来，我都在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比中国更加擅长讲述苦难与愤闷，即便是“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意大利电影也闪烁着贫困之外的阳光与欢笑。而对中国电影而言，无论在哪个年代，生活的苦难与困境都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简直就是一种传统的迷恋。

　　几年之前，贾樟柯拍了一部名叫《小武》的电影，讲的就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夹缝中四处碰壁，虽然希望恪守自己的原则，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头破血流。有人说这是一种新锐的态度，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愤怒青年式的电影，总之，《小武》属于中国电影的一大异数，与传统和主流都搭不上关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来看的话，如此的“愤青”电影早在70年前便有，而开山鼻祖似乎就应当是被奉为左翼电影经典的《桃李劫》。

　　《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便结为夫妻，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由于陶建平生性正直，看不惯职场上老板们的欺诈手段，愤然辞职后便一直失业在家，妻子黎丽琳也因不堪公司经理的骚扰而失去工作。为了养家糊口，陶建平只好到工厂里当苦工，刚刚生产的黎丽琳又因无人照料而发生意外身受重伤。陶建平为了能给妻子看病，迫不得已从工厂偷出工钱，结果黎丽琳还是不治而亡。万念俱灰的陶建平将刚出生的儿子送到育婴院，回到家中又遇到工头与警察的缉捕，最终被判处死刑。

　　如果要做文本分析，《桃李劫》讲的就是一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坚持自己的本性与原则，在社会上失意、反抗、挣扎最终被彻底吞噬的悲剧。既是对个人苦难的描述，又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不解与控诉，情绪之强烈、态度之锐利都足以让如今概念中的“愤青”电影心悦诚服。

　　在今天看来，《桃李劫》依然是一部具有冲击力的作品，这或许正是来自创作者们年轻而无所畏惧的激情。影片的导演应云卫当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上海话剧界的先锋人物，他为纪念“九·一八”事件所创作的《怒吼吧！中国》就曾轰动一时，《桃李劫》则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本片的编剧兼主演袁牧之更是不到25岁，他从13岁起便从事话剧表演，更已有了舞台“千面人”的美誉，即便是初次接触电影，《桃李劫》便以显露出他特有的才华，就在两年之后，他所执导的《马路天使》更成就了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除了题材上的激进与批判色彩，《桃李劫》同时也带来了一次电影技术上的进步，影片中大段大段的音响处理不再是割裂于主干之外的陪衬，而与叙事结合为有机的一体。比如：陶建平在工厂费力工作时传来的各种机器毫无人性的挤压声；而当他在工头办公室内行窃时发出粗重急促的喘息声；还有他将儿子遗弃在育婴院门口，婴儿的啼哭与背景的风雨声融于一处……《桃李劫》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的划时代之作，确实不是言过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武》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环境音处理确实与这部“愤青”电影的先河之作存在着异曲同工的共鸣之处。

　　70年过去了，《桃李劫》提出的种种问题，至今没有什么正确答案。由于时过境迁的原由，这样一部锋芒必露的作品已被供奉成束之高阁的经典，而就在眼下，与之一脉相承的“愤青”电影们却经历着可悲的命运，像《小武》一样无缘上映，无所适从。(刘帆)

　　关键词

　　电通影片公司

　　1934年由司徒逸民等人创办，前身为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放音设备的公司，改组称制片公司后，夏衍、司徒慧敏主持电影创作，，袁牧之等人任编导，陈波儿、唐槐秋、王人美等任主要演员。1935年后，因经济困难以及政治压力停办，共拍摄了《桃李劫》等4部影片。

　　《桃李劫》

　　是著名导演袁牧之的编剧兼表演的银幕处女作，描述了一对有社会抱负的、正直的知识青年的命运悲剧，导演应云为。《桃李劫》利用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对增强影片艺术表现力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在环境音响的运用方面。

　　《毕业歌》

　　　 《桃李劫》的插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在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首次出现，影片结束时又再度响起，提示了影片主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传唱一时，特别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影史探疑

　　“电通”始末与“桃李”芬芳

　　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但是，从这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地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这个新阵地就是“电通”公司。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馆员朱天纬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鲜为人知的一个历史背景。“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中共苏区，张石川在江西南昌拍摄有关记录片，蒋介石对张石川说‘听说近来有许多过激分子，混入上海电影公司，利用电影来做他们的宣传，如某某某等，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你在上海，又是在电影界，当然是知道的，尽可以告诉我’。张石川当时的回答是‘这情形也许是实在的，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凭证，所以不能贸然指明，谁是谁不是。’蒋介石觉察到这种进步力量了，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左翼”电影而不是具体人。但当时的情况是‘明星’、‘联华’、‘艺华’已被国民党监视住了，夏衍、田汉这些原来在各大电影公司做编剧顾问的纷纷退出来，一是体谅老板的难处，另外也确实感觉要着手建立左翼影人自己的制片公司。”

　　恰好，在美国学习过无线电机工程的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组成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创建起来，他们用自己研制电影录音机为《渔光曲》、《新女性》等片录制了插曲，又准备在此基础上将公司改组为“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朱天纬介绍说：“这个电影录音公司相当于现在的上海电影技术厂一样，偏重电影后期处理。左翼影人希望借此成立制片公司，等于借原有的录音厂办新的电影制片厂。“电通”看似特殊实际，其实和各大电影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一样的，像陈波儿演《桃李劫》时也是要和‘电通’签协议的，当然在电影创作方式上还是有所不同。”

　　“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许多波折，对此朱天纬表示“当时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是存在的，主要是这些导演和演员都是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做影片，可以说《桃李劫》是编剧袁牧之，导演应云卫，主演陈波儿的共同的‘处女作’。不过这样一群进步影人，他们带来的是国外最先进的艺术理论，并且让这些理论指导实际创作，所以才最终使得《桃李劫》成为了按照有声电影艺术规律拍电影的典范，插曲《毕业歌》对影片情绪上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电通”的历史只有一年，出品了各有创新的四部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由于进步电影引得当局的注意，使得银行受到压力不给贷款，“电通”被迫在1935年底结束业务，创作人员又转入了“明星”、“联华”等公司。“电通”的历史虽不长，出品也不多，但是却以这不多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实习生 张悦)

　　存档

　　坐标系 1934年

　　德国女导演莱妮·丽芬斯塔受阿道夫·希特勒拍摄了纳粹党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此片在同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了金狮大奖。

　　1934年5月23日，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雌雄大盗邦尼和克莱德双双被警方击毙，他们富于传奇性的经历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由沃伦·贝蒂和费伊·唐纳薇联袂主演。

　　2月19日，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讲话，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