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弗利山上的来客

　　1936年，卓别林和好莱坞头号华人女星黄柳霜以及著名侦探陈查理的扮演者华纳·夏能分别造访了上海，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上海电影的黄金时代，前来探访过中国电影的美国著名影人还有范朋克、玛丽·璧克馥、黄宗霑等人，在当时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着垄断地位的背景下，这些越洋跋涉可以看作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视，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影人对中国电影的好奇，或者仅仅是早期中外电影交流中的一次远足。

　　电影笔记

　　两个“好莱坞”的对接

　　比较现在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坛在世界上的地位孰高孰低似乎是个很蠢笨的问题，在共和国50多年的文化建设之后，当今世上哪个标榜艺术的电影节不会邀请一两部中国电影撑场面，而1935年的那部《渔光曲》不过在新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拿了个小奖就已是天大的荣誉了。然而，历史就是那样古怪的万花筒，稍稍转动几分角度，看到的就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比如，70年前的那几批不同寻常的美国来客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几分今人的失落。范朋克、璧克馥、卓别林诸人来到中国并不是出于政治情结或是为了出席商业活动，吸引他们的只是一个城市和它的电影工业——上海，当时的东方好莱坞。自那时以后，中国好像就再没有因为她的电影事业而如此吸引人，最近一个反面事例可以是《冷山》赴华时女主角的爽约。

　　不过要论早期中外电影间的交流，当然还是流进的多，流出的少。那时上海的高档影院基本只上映好莱坞电影，中国导演更是在影院里偷学了不少卓别林等大师的技巧。那时出现在美国电影里的华人却多是留着长辫、穿着长袍的猥琐形象，而且大多是下层人物甚至匪角。1930年，因为一部以华人作反面角色的电影《不怕死》的上映，明星公司编剧洪深还大闹过一回大光明影院，直闹到影片被禁，大光明停业。不过其实这些外国片也未必是存心“辱华”，只是西人对中国了解不够，顺手拿了印象中的一些早期移民形象作为“东方神秘色彩”的噱头罢了。

　　当那批大牌电影人亲历上海，且领受到疯狂的礼遇之后，他们共同的表示是回国之后将尽己所能，消除本国人对中国的误会。不过这些人的工作只停留在了口头的描述上，并未有合适机会拍摄客观表现中国的电影，而电影加给大众的印象又岂能靠口口相传而得改观呢？李小龙在银幕上的几声呼喝就曾让很多无脑的洋人误以为中国人个个身怀绝技呢。所以甚至到“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学生涉洋求学时，还有人遭遇到“辫子在哪里”的好奇。

　　1936访沪的好莱坞头号华裔影星黄柳霜可以被看成当时大部分西方影人需要的中国人形象的缩影。黄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个能演女主角的华人，美国的第一部部分有声的电影就是由她主演，她的影响及于欧洲，甚至传出过与德裔明星玛琳·黛德丽的同性恋绯闻。然而好莱坞虽然为她的美艳折服，给她的大多数角色却仍然是蛇蝎心肠、妖冶放荡的反面人物。

　　黄柳霜的访沪还激起了国内媒体的一场争论，很多人指责她的表演辱及先人，辱及中华，甚至于作出了她“生性淫荡”的判断。这种尴尬的遭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似乎成了华人女演员闯荡好莱坞的宿命，一方面是制片商给你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家乡人“敏锐”而毫不留情的抨击，陈冲在《大班》和《双峰》里稍稍展露身体，在一些人脑子里就成了卖祖宗肉的罪孽。

　　所幸中国也不都是糊涂人，那时的明星公司就坚决地把黄柳霜待为上宾，而且是可以教自己像好莱坞那样演戏的上宾，胡蝶等女星纷纷借此机会向黄讨教了表演经验。只不过卓别林为中国影人师，是上游西方文化自然而然的顺流下航，而黄柳霜为中国女演员师，则像是中国文化的反哺了，因为黄的表演风格不正是根据西方导演眼中的中国女子形象而塑就的吗？

　　“阿斯匹林时代”的东进

　　早期的中国电影曾经拥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和电影市场，各个电影大国的影片都登陆过中国，中国电影人以外国电影为师，好莱坞的梦幻机制、苏联的蒙太奇原则、法国的场面调度、德国的表现主义色彩与中国经世致用的艺术观及古典诗意并行不悖，融贯一体。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副教授王宜文向记者介绍了早期中外电影交流中几个有趣的方面。

　　“中国嘉宝”与“中国黛德丽”

　　王宜文认为，当时美国电影不仅占领了中国的市场，还侵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改造着中国的社会风尚。对于中国电影人说，美国电影是老师、学校，是获得电影知识的课堂，但又是对手、灾难，是心怀叵测的竞争者。人们喜欢用摹仿的对应关系来展示中国电影受美国影响的情形，比如，有人将阮玲玉与葛丽泰·嘉宝相比，把黎莉莉视为中国的玛琳·黛德丽，喜剧搭档韩兰根与殷秀岑被称为中国的劳莱与哈台；在导演方面，有人将孙瑜与金·维多、沈西苓与弗兰克·鲍才琪（首届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得主）、洪深、史东山与欧内斯特·刘別谦相提并论，等等。

　　靠“悲情”打败好莱坞

　　面对好莱坞强大的商业压力，中国电影又采取了什么策略呢？王宜文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采取欧洲那种“提升电影品格、与美国商业电影拉开距离”的策略，而是采用了一种“混融”的态度：在意义层面反对好莱坞，在叙事层间借鉴好莱坞。

　　王宜文解释说，这种态度与当时中美文化形态的关系有关，人们把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称为“阿斯匹林时代”，由于经济繁荣，以致人们轻薄兴奋得头脑发昏。这种享乐主义文化通过好莱坞电影传到全世界，招致羡慕和反感。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耽于享乐，或纯粹艺术都很难被接受。这其实也给困境中的中国电影提供了机会，考察中国早期电影能在市场上打败美国影片的，如《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无一例外全是弥漫民族悲情的影片，这成为中国民众宣泄压抑情感的渠道。这些影片的情节性都较强，叙事上或多或少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实习生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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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侦探回故乡

　　1936年3月22日的下午，一位名叫华纳·夏能的外国人乘坐“亚洲皇后”号游轮抵达上海。他身材魁梧，从容貌到举止都酷似东方人。上海各大报纸和电影公司都派出了记者采访，见面时都称他“陈先生”，报纸上刊出的新闻标题是“中国大侦探到达上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位华纳·夏能是当时风靡世界的侦探电影系列影片《陈查理》的主演。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陈查理》以一位中国侦探为主角，始拍自1926年，到1949年，共有四家电影公司拍摄了48部系列影片，其盛况可与日后的《007》系列相媲美。

　　华纳·夏能本是瑞典人，由于脸形酷似黄种人，获得了扮演陈查理的机会。他塑造的中国侦探陈查理穿着讲究，彬彬有礼，机智过人，在剖析案件时语言幽默，还常常引用孔子等中国古人的名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查理式的英语在美国广为流传，“孔子曰”这样的言谈方式是当时的流行语。

　　“陈查礼”可说是第一个以正面人物形象在美国亮相的中国人，而时常以华人自居的华纳·夏能的中国之行自然受到了中国人热情的欢迎。在记者招待会和各种宴会上，华纳·夏能也不无幽默地多次表示：此次来华的目的就在“一瞻本人祖先”。

　　“祖国女儿”回娘家

　　黄柳霜1907年出生于美国的华侨家庭，英文名字叫安娜·梅·黄。她12岁开始登上银幕，1936年她访华时已是好莱坞著名女星，周薪超过1700美元（一般华人演员周薪仅为100多美元）。

　　黄在只能演配角的时候，接拍过不少表现中国愚昧的电影，因此国内对她颇有微辞。她对此非常在意，当她有机会出演女主角之后，她对剧本的挑选非常谨慎，甚至拒绝一些演出机会。有时她在演出舞台剧之后，还会重新登台对观众声明：“我的角色不代表中国人全体，希望不要误会。”她在上海更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生长在洛杉矶的东方女儿”。

　　黄柳霜结束访华回国不久，抗战就爆发了。她在美国屡次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政府支持中国抗战，并义卖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昂贵服饰，在中国国内获得了“爱国女儿”的昵称。

　　（以上摘编自《沪读旧影》，张伟著）

　　坐标系 1936年

　　爱德华八世为了与所爱辛普森夫人结婚，不惜放弃英国王位，然而后世的情报文件显示，这位辛普森夫人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甚至可能是纳粹间谍。

　　5月18日，在东京的一家酒馆，商人石田吉藏与情妇阿部定做窒息性性愛时遭勒毙，其后阿部定將吉藏的生殖器割下随身携带。此案被多次派成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岛渚导演的《感观世界》。

　　1月四日，美国《公告牌》杂志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流行音乐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