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整个表演艺术界、戏剧界的水平，比起二十年前、五十年前，退步了很多。其原因是复杂的，然而，“害人理论”也需负一定的责任。作为一个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人，我认为大家应当从这种理论里吸取教训，对于中国戏剧界的现状，不止要艺术家们来负责，也要由我们这些理论家来负责。

　　从更广阔的领域来说，比如文学、美术、音乐等等其他艺术门类，道理也是相同的。一个创作者，过度的模仿，可能会被看作是抄袭，从而产生纠纷，受人批评。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更加长远的人类文明的背景上看，模仿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拨开抑制模仿的外层表象，脱下它所包裹的道德外衣的话，就会发现属于当今的一个工业化时代的必然性。我们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艺术商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商业对于艺术的渗透也越来越深。艺术商业化的最大体现，就是资本在整个活动进程中起到的推动力越来越大，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他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强。而资本的本能，是它拥有着一种冲动，即把其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冲动。这种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是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作者创造出了一个作品，他投入了，就希望垄断这个作品、甚至这种表达样式。通过垄断，把它能实现的所有利润都收归己有。这是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的关键。

　　工业革命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艺术商业化发展，对于艺术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资本才愿意进入文化艺术行业。但知识产权保护对人类文明带来的负面作用却被我们大大忽视。今天的文化、艺术之所以如此苍白，关键在于资本截断了人们模仿的道路。一种优秀的人类文明，优秀的情感表达方式，不能够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分享，那这种情感表达的意义，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说，就会大打折扣。这种商业操控下的文明，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弊端，但长此以往，就会越来越多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尤其过度保护，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传播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整个戏剧史发展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好的作品被创作出来，马上被别的剧团和其他剧种移植。试想当年关汉卿写了《窦娥冤》，他马上去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只有他的一个剧团才能演，其他任何一个剧团都“不可侵犯”，那么《窦娥冤》能够流传到现在吗？如果《西厢记》和《白蛇传》也被知识产权保护，那么今天它们能有这么丰厚的艺术含量吗？根本不可能。它们的艺术价值只能停留在原初的萌芽水平，后人的智慧贡献根本无从实现。而今天正是这样，很多剧团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灌输，加入了阻碍自我发展，阻碍文化传播的队伍。其实在八十年代初，我们还有很多剧团在演别人的作品，像浙江老剧作家写的《五女拜寿》，全国数百个剧团在上演，《五女拜寿》得以成为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虽然被别人移植不一定会有多少丰富，但是这部作品假使经历百年，谁能说它不会出现更成熟的版本？！知识产权保护令作品桎梏在一个剧团里面，甚至一个演员身上，它必然永远停留在初创的水平，永远失去了继续丰富、提高的机会。

　　当然，我们看到的知识产权保护，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侵犯知识产权就是侵犯人家的智慧专有权，窃取了别人辛勤劳动的果实。但是如果这种道德外衣掩藏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更大损害，那我不认为它是道德的。如果说，它对更加重要的人类文明、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损害，那它应该让位给后者！

　　这也是商业文明的一个悖论，如果没有保护理念，那今天如此发达的商业文明、文化产业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知识产权保护又是模仿、抄袭和积累的天敌。取消保护知识产权当然不大可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背后的不合理性，它的负面价值，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思考，更合理地调整。

　　当然，出于巨大的利益诱惑，一些人通过恶意抄袭来获取不应完全属于自己的金钱和名誉，从一般意义的道德层面上来看，抱有这种动机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比如郭敬明把《梦里花落知多少》出版盈利，并欺世盗名地说这是我原创的，那他的确有悖于商业游戏规则。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抄袭另外一个人的作品，抄一大半自己写一小半，新作却比原作更好，那么就是一种对文明的推动。我作为一个读者，也许更愿意看郭敬明的作品而不愿意看原作，因为原作在被抄袭和改进了之后更加精彩，那我认为原作者应该为作品感到庆幸才对。更加合理的是，抄袭者应当给予被抄袭者一定的尊重和回报，当然，这是我们所构想的理想模式，实现起来的确有很多困难。

　　其实艺术就是这样，有时候它的传承真的很难用一时的、个别的道德判断去衡量，去决定一切。我想再深入地追问下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商业重要，还是文明重要？当二者起了冲突，我们应该保护谁牺牲谁？

　　（傅谨口述，贾舒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