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金燕

　　金燕：您是当代艺术的评论家，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约您谈谈北京艺术部落的形成和发展。

　　栗宪庭：这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聊。真正的艺术村落的形成要到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前兆，这是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关的，那时候开始出现下海潮，民工潮，个体户，也就是说开始出现自由职业这样一种现象。以前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的话是难以想象的，没法生存。但那个时候，人开始可以脱离单位而独立生存了，这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那个时候许多北京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就飘在北京，很多艺术家就飘在北大和清化附近。当时我们《美术报》做过一次报道，称他们为“盲流艺术家”。因为这个报道的关系，开始认识了一些人，比如张大力、高波啊，他们都是工艺美院的，牟森是北师大毕业的，知道有这样一拨人，毕了业不想回去，漂流在北大清华附近。还有一些人已经是在职了，可是愿意在北京呆着，就以进修的名义在那里混。

　　金燕：为什么会聚集到那里呢？是因为那里的文化氛围吗？

　　栗宪庭：不仅是文化氛围的原因，最大的便利条件是可以在学生食堂吃饭，总比在外边饭馆吃饭要便宜。这也是基于生存的很重要的客观原因。

　　金燕：有没有寻找心理上的归属感的因素？

　　栗宪庭：我想象不到艺术和这些大学有什么归属关系。可能也还有群体感的因素，因为他们做的艺术和大学生比较聊得来。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对自由精神的认同都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的，交流起来比较容易，那里聚集了很多漂泊的灵魂（笑）。

　　金燕：后来是怎样发展成为村落的呢?

　　栗宪庭：《美术报》解散以后，当时我们《美术报》的几个人，包括丁方、田彬也开始成了漂泊一族了。田彬第一个找到后来成为圆明园艺术村的那个福缘门村，看见那有很多空房子，而且挨着圆明园的福海，可以游泳，觉得环境很好，就搬到那去了。丁方紧接着也搬过去了，方力钧那时跟我们来往比较多，也搬过去了。他们定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和廖文两人就骑着自行车从后海跑到他们那里，一看，不错，一个破院子，三间房，顶多50平米，中间是堂屋，田彬和方力钧两人各占两边一间。真正的圆明园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就有些人来北京投奔到那。我也介绍过去不少人，包括鹿林。

　　金燕：听说鹿林是你从山东叫来的。

　　栗宪庭：那是我到南京做一个杂志，在南京街上看见徐一晖，我说跟我来北京吧，徐一晖就拎个塑料袋子装两件衣服，衣服口袋里插一根牙刷，就跟我走了。路过山东的时候，下车去看看鹿林。鹿林正在做装修，一听就激动了，扔下手里的工具就跟着跑来了。他们后来就去了圆明园。逐渐地，人多了起来，新闻就炒了起来，很多人慕名而来。高峰的时候就是92年至93年。渐渐开始有画廊、画商、记者频频出入那里。

　　金燕：94年的时候我到圆明园，很热闹，很有乌托邦的感觉。

　　栗宪庭：94年开始有一些人陆续来宋庄，因为到高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画不下去画了。像赶庙会一样，圆明园成了旅游的地方。为什么会选择宋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张惠平有个学生是这个村子的人，提供了信息，说这个村子有很多空房子，农民进城了，房子就荒废了。他们就过来看，一看周边环境还不错，有潮白河，那时桃花也正在开，觉得很理想。所以决定在这安顿下来。中间我也来看了两次，觉得不错。很大的院子，灰砖的房子，花格子窗已经变成赭石色，我从小住四合院，对这种院子有种很奇怪的情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只是想住农家小院》，说了我来这里的过程。在圆明园的时候方力钧、张惠平、岳敏君几个人关系比较好，总在一起吃饭，集体请个保姆做饭，像食堂一样，所以就一起约着在宋庄买了地买了房子。

　　金燕：好像95年的时候才有很多人搬过来。

　　栗宪庭：95年，由于圆明园解散，就突然搬过来好大一批人，因为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去，不像最早的一批那样主动，有点被动和盲目。当时圆明园的一部分人去了西坝河，比如伊灵啊，王庆松啊，后来又跑到这边来了。

　　金燕：当时还有一个东村?跟圆明园是什么关系?

　　栗：那个要晚多了，跟圆明园没什么直接关系。那是94年开始的，当时在美院附近混的很多人在外面租房子，张洹啊，马六明啊，朱冥啊。他们搞行为艺术的聚集在那里。

　　金：东村西村(圆明园画家村)好像都是以大学周边为根据地。

　　栗：圆明园是这样的，东村跟大学没多少关系。当时圆明园在西边，他们就自称东村，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纽约也有一个东村，东村挨着SOHO，还有格林威志，也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