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饱满之后情感的体验才会刻骨铭心，也许刻骨铭心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受困苦生活的欺凌，一种是受满足状态的百无聊赖的欺凌。用心灵去串联词语，只关注心灵，把词语当工具，而不顾词语本身的生命，或者看不见凝结在词语之上的色彩，这是一个满怀激情初涉诗歌的写者常有的状态。虽然有评论家偏激地说诗歌就是词语的错误运用，然而这只是看到了结局的情形，起始与过程则不同，成熟的诗人终将回归词语。这时候她并不是完全凌驾于词语之上，她不过是自动地受词语所驱使罢了，身体粗暴的欢娱与疑虑大部分是受词语的引诱而临时创设的内心景象。成熟的诗应是对词语抱有警惕，并能克制住词语的力量。她那个异教的上帝产生于对现实生活餍足的排斥，因为上帝总在给予声色食物时悄悄地收走同样无形的，这或是上帝的伎俩，或是上帝黯然的回收。她是在争夺失去的东西，那种还只在情感中的意向的东西。矛盾是表面的，一切为了营造她的需求环境，也许在心灵的不起眼的角落她正渴盼上帝给她双份的福禄。

　　她的缺失与愿望表现为她不曾或并不多见的表示暴力或放纵的词语上，而这些词语决定了她的想象阈。王乙宴诗歌里有较强的“不安全感”，说白了，无非是这些有暴力色彩的词语的冒出。“放浪”“阴谋”“刀剑”“鞭笞”“威慑”“尖叫”，连“哭泣”“呆呆”也是暴力的致使。她在这样的想象阈里制造的只能是一种精神状态的不安全感，她用此来打乱现实生活的无聊、懒散、庸碌与餍足，她极想做的不过是提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一个可能已为上帝所悄悄抽走的世界——精神分析的一套运用到诗人身上总是很灵的，可能有人会极力反对，斥之为“搬弄教条”。聪明的有识见的人将对此感到愤怒，背诵经典理论和不声明不愿背诵经典理论的人必然不懂这经典理论，那么硬要做的结果就只有是抄书，然而这种放弃了天才成果不用的人又有何脸面斥责那些用不了的人？而不是以他的杰出的运用去穿过眼下的诗歌。这说明文坛流行一种浅薄之风，宁愿抱残守缺也不愿踏实地纠偏。

　　暴力并不是男性才有的，但却是男性普遍的，把暴力说成男子气，不如说她生有一个男子脑——然而她诗中阴郁而易碎的语调却做了反证，这种男女性别与头脑倾向的差异可是为现代英国科学家所发现了的，男子中也有百分之三十生有女子脑的，想想温庭筠、李煜等词人准是女子脑无疑。倘若将诗歌所表现出的性别特点视为无稽之谈，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放到她如何可能使用那些词语上。她给人像巫女似地在诗中表现她的恶作剧的感觉，是因为她的语言有一部分就是巫语性质的，即咒语式与祈神式的语言。她是语言的天才，因为她有时的确很恰当地使用语言表达了她的心灵感受，但这终将归功于她的内心需求或企望，这令她在外部世界中寻求上帝的蛛丝马迹，因为她的观念世界的贫乏使她不可能只在内心与上帝辩论。“途中的戈壁，看着鸟的翅膀整齐地划过蓝天，另一边，平原为我们穿越了多少地平线”这种寻找很好地由词语传达了出来。“苍白的手指按住遍地皆是的裸出的坟冢”又是一个极不错的句子，现实中的手指怎么能按得住遍地的坟冢？它将现实世界很自然地引向虚幻，引向辽阔，它有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相似的情感和视野广度。此时诗节后面自然便过渡到了另一个虚幻的草原。我知道，当一个内心产生了抑制不了对生存状态的混沌的不安分的焦虑时，它会向两个方向旁溢，一是理性追问，一是艺术提升，后者是为了寻找情感的上帝。由此可以推断，她是一个能明显感受到心灵缺失的诗人。语义学上，对立义素之间是相互包含的，当语境的改变，或曰到了另一个可能世界里，对立的义素甚至有了对应的时候，但这必须是两个以上不同世界对照之后都留存下来的印象。

　　暴力的幻象最终落到温存之上，她是软弱的，不安全感很难维持，但也很难真的退去，太阳还会升起，暴力还会产生，但又会成为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温存——夕阳在海上落下了“扣子的颜色”。这种暴力想象完全是对平庸生活或者说无意义生活的抗拒，激起上帝疲惫的神经对某种缺失的注意。语言的提示使人们感受到她的潜意识动作轨迹，一种色彩的相互感应，红色的衣服扣子、红色的落霞、杀了人的鲜血。说明诗人事实上具有驾驭语言的能力的，我宁愿不相信“那正是我衣服扣子的颜色”是她的机智使然，而是真正有心灵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