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有好大喜功的传统。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却都是历史上好大喜功的代表人物。有清一代的代表人物康熙乾隆者流，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没办法，谁叫他们当时把国力给整上去了呢。在他们的当时，中华大帝国在世界上确是第一等的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嘛。到了乾隆时代，虽然他们的自我感觉依然良好，但正是在那时候，世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我们的“文治武功、十全老人”还在为觐见使节行不行跪拜礼而反复磋商之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蒸汽机时代。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与世界逐渐脱轨了。不能与时俱进的盛世渐渐衰落了。到了清朝后期，好大喜功的乾隆爷的后辈们，想大也大不起来、想硬也硬不起来了，到了只“好大”而“无功”的慈禧老佛爷手上，便只剩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于是便只有拿“我祖上也曾阔过”的阿Ｑ精神来安慰自己了。

　　有一则手机笑话，说是要给珠穆朗玛峰安电梯，给长城贴瓷砖，给月亮涂涂料，给太平洋安锅盖。虽说是笑话，却让我想起了一则并非笑话的事。说的是秦二世的时候，皇帝突发奇想，说是要给城墙都漆上漆。皇帝啊，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大臣们谁敢反对？！这时有一个叫“旃”的俳优对秦二世说：“这很好啊！就是陛下不说，我也要请求的，漆城墙虽说会劳民伤财，但毕竟是好事，漆了城，敌人来了爬不上来，就是爬上来了，也会被漆粘住。只是应该先盖能容下城墙的荫室”（古代的漆必须在荫室里荫干）。于是二世也便作罢了此事（见《史记．滑稽列传》）。

　　还好，秦二世还没有糊涂到要盖荫室的地步，比我们有些现代人还是聪明一点。您不信？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几吨重的巨砚做好了，可就是没做能放得了它的案子，只能先放在地上，放在地上也不能用，怎么呢？没有配套设施；几千米的长卷写好了、画好了，可目前能展出它的展览馆还没盖好，也就只能先卷着了；几吨重的舞台装置布景道具除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能放，别的剧场一律演不了，演出再棒管什么用？几吨重的大茶壶也只能当当幌子，没法沏茶，用侯宝林的话说，还不够“套儿”（茶叶和水）钱呢……

　　也还好，有一个叫什么大全的，专门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纪录的世界纪录在等着他们，能登上那个纪录的金榜，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目的达到了——金榜题名时嘛！

　　可见凡是好大者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在于“喜功！”好大者必喜功也，这“功”大抵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曰名，一曰利；所谓功名、功利者是耶。

　　好大喜功是几千年来的大一统观念衍生出来的传统病，大中华，大汉族，大中国，大一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观念已经深入吾国吾民的心理，成为一种民族潜意识。我们不是没有吃过“大”的亏，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鸣大放，直至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是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救了我们，改革开放救了中国，正是这种一心一意搞建设，埋头苦干求发展的精神使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几年的短时间内迅速强盛起来。然而，好大喜功的潜意识在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今天，也随之急速膨胀，有越演越烈之象。当官的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商的一掷千金大肆广告快速赚钱，做艺的超级炒作大做其秀连蒙带唬……现象的背后不是为名即是为利。而各种大奖大赛大晚会大评选大排行的大轰大嗡大炒作则更加刺激了好大者的神经。于是也就出现了大腕大师大侠大艺术家大导演大明星大商巨富天皇巨星大片大舞美大制作遍地都是满天乱飞的现象……自然也出现了大贪巨贪！

　　鄙人并不反对大，该大则大，只是不能为大而大。鄙人也不反对功，只是不要一味地为功而功。特别是决策人不能好大喜功 ，须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几千万人还没有彻底脱贫，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但是现在办事不“大”还不行，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在商品经济和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弄出个大动静来什么事都办不成。于是，利益所驱，功名所使，真个是人在商海，身不由己。张艺谋要是不炒作，《英雄》准得成狗熊；冯小刚要是不炒作，“无贼”也“无钱” 。我想说的是，那些已经做“大”了的人们，首先要对得住大众，其次要对得起你的投资人，尤其不能拿着国家的钱瞎造。别像某些大腕导演和大腕演员一样，拿着别人的钱打水漂，可劲儿地造，做得越大越不嫌大，一部戏演两场就偃旗息鼓再无声息了。底线是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至于功名或功利，那都是身外之物，喜功而有“度”才好。

　　好大喜功是一种权势心理？贵族心理？还是一种暴发户心态？抑或是国民性中的一种？值得探讨——尤其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