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27日,一个名为“星星”的画会在中国美术馆的栅栏外举办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画展。画展由黄锐和马德升牵头,聚集了在北京地区活跃的约二十多位业余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抽象,或表现,或晦涩,或冷峻,总之,跟以往的艺术创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反差形成了冲突,冲突带来了危机。所以,展出活动很快被制止。于是,这一强制性封展行为激起了更大的愤懑。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之即,一行浩浩荡荡足有上千人的游行队伍,从西单集合出发,经广场到北京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一场据理力争地游行,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就是画家马德升。当时有外电这样描述:马德升威风凛凛,双拐拄成大字形,疾行前头。

　　如果将“星星美展”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端,那么,以北岛的小说《波动》来作为导火索,大概是一种最为生动的概括。因为波动中有一种情绪,情绪中酝酿着一种变化。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历史冲动,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主题,也使得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呼声下风驰电掣般找到了激情释放的出口,获得了思想表达的途径。但是,由于风暴来得过于迅猛,过于强烈,潮涨之时,也同时会淹没掉人的许多朴实与真挚的思想情感。所以,在大革命时期,在接踵而来的“大生产”、“大跃进”和“大批判”等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真正深刻的不是很多,太多慷概激昂卷席而起的往往只是人的一些浮躁情绪和功利情绪,在这些情绪粗糙地卷入中,一轰而起,出现了许多盲目地跟进。在诸如“脱胎换骨”的“文艺革命”和“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等等迫不急待的革命呼声之背后实际仍还遗留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真空。

　　在个人的情感线上抵达最深,在时代的主题链上追溯得最远的,我一直以为曾经还有过一位四十年代的电影导演费穆。费穆先生曾在1948年前后导演过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电影以一座残破的小城为背景,用五个演员搭成一台戏,从各自不同的角色引线穿针,一点点进入画面，活灵活现地进行穿插,尤其突出女主人公周玉纹那幽幽的内心独白,从意识之深实现了作者对于生和死,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质问,以及挣扎、徘徊在两者之间人性之矛盾纠结的深层次抵达。故事是在幽暗沉闷的气氛中展开的,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住在一个小城里边,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在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墙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晴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蓝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这就是女主人公周玉纹在影片开头时的喃喃自语。她走在残岩断壁上,眼下一片迷茫,尽管风依旧在吹,不时还在撩拨着她的发髻,然而,她却心死如灰,无动于衷。故事就是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和心灰意冷的沉闷空气中开始的,正如女主人公周玉纹在片中所叙说的那样:“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去想什么了。”但接连下去的故事线索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惊奇：“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是从火车站来的。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里?他认识我们家的后门,他停下了,他的脚踩着药渣,对了,他是念医科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女主人公周玉纹过去的旧情人章志忱。如今,旧情人变成了新医生,这种心理上的暗示,由远而近,由近至深,层层剥离,层层深入,不只是在窒息的内心荡起了漪涟,而且以其人性化的感动,似乎也正在医治着某种大时代的创伤,绝处逢生般从意识深处打开了一个灿烂的春天。

　　1948年,中国人经历了战争的苦难,百废待兴,一切都在废墟之上重建。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故国不堪回首,中国人何去何从?关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费穆没有浓墨重彩地使用宣言,套用概念,而是从细腻的人性角度深情地演绎,尤其注重内心丰富的动感因素,使之日渐凋敝的现实世界在人的内心逐渐死灰复燃,一点点荡漾起来。残岩断壁、药和春天,几个意向相互重叠、穿插,反复出现在镜头前,紧紧地抓住了时代心理,即中国人在遭受到历史性的挫折后尤其希望获得再生,渴望重新复活的理想心态。

　　人,是在自我的困境中产生了创造的冲动,冲动即是对压力的一种缓冲,也是对困境的一种突围。七十年代初,诗人芒克独坐在白洋淀的河套旁表达过跟四十年代费穆几近相同的思想,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粗粗细细的路上/我和她并排走着/她是风。”有人对这首离奇古怪的诗不予理解,说诗人与风并没有相对运动,又是怎么感觉到的呢?提问者其实并没有理解到诗人年轻的心菲,也忽略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七十年代,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诗人敏感到了一种历史困境,并以其天然的率直欣然面对,不期而遇地抓住了一股自然之风,尽管他说不清楚风从哪里来,也并不知道风将要往哪个方向吹,但这种源自于身体内部的激情,却使诗人在那个无比严酷的时代,敏锐而自觉地创造出了一种惊奇,打开了一扇通往春天的大门。

　　白洋淀时期的芒克与多多相约,每年以决斗的方式互相拿出一本诗集。北岛、江河等人寻访白洋淀,以诗会友。以及再后,更多的北京青年围绕《今天》杂志、《星星画会》等展开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活动,都可以归纳为在文化管制和文化扼杀最深处的一种人性化突围,一种狂放不羁的思想心动。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慧能语)历史正是在心绪的不断起伏蹦跳中向前跃进的,没有这些创造性的心动原素,历史只是死的历史。

　　1975年的除夕之夜,在远离北京的重庆,一位过路知青曾被一位路旁的守粪老人形象所深深触动。透过节日的喧哗,知青与这位孤独地瑟缩于寒风中的守粪老农直面相对,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地颤栗,产生了巨大的创作冲动,这种不可名状地冲动驱使这位知青日后创作完成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这便是罗中立和他的《父亲》。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面世,顿时引起哗然,成为了社会各界谈论的一个焦点。之所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世人所瞩目,能够牵动千千万万中国观众的心,就在于这幅作品将中国儿女对父辈们的苦难悲凉摄取到了情感的画面上,就如同二十年代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一样,其中所包含的重大的人性之感动因素,赋予了整整几代中国人对衰老背影的历史性凭吊和更为深情的思想性回眸。

　　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不断反思与回眸中,政府开始了拨乱反正,时代也因此获得了重新恢复与重新解放的机会。七十年代末,门户被再度开放,随着视域被打开,大量信息开始涌入,许多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也相继得到了平反昭雪。那是一段冰消瓦解、春暖花开的时期,空气在流动,思想在活跃。春天,一个最使人怦然心动、兴趣盎然的意象,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最生动、最突出的旋律,就像天外来音一般,从沉郁苦闷中解放出了几代人压抑的心声。

　　随着张扬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公开面世,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和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也陆续获得了再版,而一部电影里的主题曲《青春啊青春》更是像旋风一样刮进千家万户,刮进人们沉寂的意识，牵着时代的脉搏,引出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时代。

　　“青春啊青春,壮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我问青春为什么壮丽,她带着理想,她带着希望,更带着爱情在你的心上……”

　　1980年冬末,画家何多苓画了一幅《春天已经苏醒》,1981年早春,画家袁庆一画了一幅《春天来了》……

　　春天那蓬勃的意象就是这样子渗透进了饱经风霜的历史深处，在大时代举棋不定的上空蔓延开来，掀起了最为激荡的情绪波澜，而在此春光大面积降临之前，却早就有过一些人翘首以待，并曾颤栗于春天的方向梦呓般地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