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改革开放30年 娱乐前传

　　1983：当年留下的后遗症已经过去

程琳成为大陆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歌手

　　30 年前尚未成年的程琳，成为大陆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歌手，童声未脱的嗓音唱着歌颂母爱与友情的歌，却成为亿万大陆人对于歌曲个人情感空间满足的最好寄托。

　　简历：程琳，1967 年生，河南洛阳人，父亲是豫剧导演，母亲是豫剧演员。从小学习二胡，13 岁作为文艺兵进入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担任二胡乐手，作为北京电视台推出的新歌手拍摄大陆最早的MV 专辑引起轰动，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先后出版《小螺号》《童年的小摇车》《新鞋子旧鞋子》《程琳新歌1987》《梦红楼》《比今更重》等畅销专辑，《风雨兼程》《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歌曲影响一代中国人。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她与台湾音乐人侯德建的合作与相恋，使得她成为当年最早走出大陆、与港台先进的创作制作体系相接轨的歌手，她演唱的《信天游》曾点燃歌坛西北风这一文化风潮，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1989 年后，她出国游学，直到1995 年回国，继续从事音乐创作。

　　从二胡乐手到成名歌星

　　“那时候唱一首歌，观众要鼓好几次掌，掌声都不带挡的”“文革”以后，地方戏曲有过空前繁荣，每个省的代表剧种都在“文革”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后得到新生。程琳从小就生活在豫剧舞台边上。当时一个孩子成功的出路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参军。她所在的学校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让她从小学二胡，带着这个童子功，程琳很小就考上了海政歌舞团，在乐队拉二胡，算是文艺世家子弟最好的出路了。

　　南都周刊：在乐队拉二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成为当年最红的歌星？

　　程琳：在海政小乐队时我12 岁，部队每月补贴7 元生活费，当时觉得就是文艺子弟很好的出路，我挺满足的。当时海政的苏小明算是很红的歌星，我只是乐队拉二胡的，偶尔在楼道里哼哼流行歌，只要你敢唱当时好像就有你的机会，团里的人说小程琳你也来唱几首吧，我说好啊。那

　　时我13 岁。北京电视台帮我录了几首歌，我觉得是大陆最早的MV 了，穿的是海魂衫，当时播出就很轰动。我的第一张专辑《小螺号》是北京音像公司出的，随后广州太平洋公司给我出了《童年的小摇车》，重新录制了《小螺号》，制作更精良，这张专辑影响特别大，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给我的稿费是2000 元，那时候国家奖励万元户的个体劳动者，我的2000 元稿费就上缴到部队了。

　　南都周刊：当年都觉得你是小邓丽君，你觉得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的歌声？

　　程琳：其实我和邓丽君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却有不同的地方。在我之前，其实李谷一、苏小明、成方圆都已经出名了，她们的歌声一是年龄偏大，二是中音区，和我的声线不同，可能我还在少女时期的歌声更能打动更多的听众。那时候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就是喜欢她的细腻与深情，很东方的情怀。80 年代听众喜欢的就是一种深情、细腻、温暖、明亮。这是大家突然喜欢我的歌声的主要原因。

　　南都周刊：那时侯你唱的都是原创歌曲，都是歌颂母爱、友情的，很少有爱情的，是不是代表了当年的创作风潮？

　　程琳：当年我唱歌时还没有成年，本来通俗唱法就有争议，所以我唱的歌肯定只能是非男女爱情的歌曲。那个年代的通俗歌曲的创作很多元。也正是因为原创，我才是程琳。

　　侯德建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侯德建是我的音乐教练，他的作品让我走向成熟”侯德建当年是台湾校园民谣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着比较强的人文气息，比如《龙的传人》，这些作品当年颠覆了邓丽君、刘文正时代的东方古典主义的流行歌潮。他是继黄阿原后回到大陆的台湾同胞，当年成为风云人物。他一到大陆，就去了很多地方，四川、杭州等等，写了很多关于大陆人文的歌曲，比如《熊猫咪咪》。他选择了程琳来演绎这些作品。后来他们相恋。对于这段往事，程琳一直回避，但谁都无法抹杀那段历史。

　　南都周刊：你一直回避谈侯德建，但他的确是你音乐生涯中不得不说的重要合作伙伴，当年你们的恋情也是高调的，现在如何看那段往事？

　　程琳：侯德建是一位音乐才子，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东方歌舞团，算是从部队复员了，活动的空间更大。侯德建比我大十岁，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相恋，我回家就告诉我爸妈了，我说我恋爱了，那时候我刚18 岁，父亲很反对。而我觉得那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感觉，那时候媒体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倒没有躲躲闪闪，很大方。他很像我的大哥，因为当时大陆流行乐还没有制作人的概念，侯德建又是我的制作人，我当时做音乐完全没有想到要怎么成为更大的明星的欲望，就是喜欢音乐，他给我或者说是大陆乐坛带来很多当年很规范、很先进的制作理念，让我成为第一个受益的大陆歌手，因为制作人就是教练，他能给歌手带来上升的空间。

　　南都周刊：你觉得侯德建在做音乐人方面当时最值得大陆同行借鉴的有哪些？

　　程琳：他音乐上的才华首先来自他对音乐本身的热爱，同时他又不仅仅将通俗流行歌曲局限在音乐本身。比如他很热爱电影，做过很多电影的配乐，他的综合素养很高，他的知识面很宽，这是当年大陆音乐人没有的，所以他当年回归大陆，给歌坛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主要是创作的思

　　维方式。他在对我的演唱熟悉以后，他说他离开台湾时刚给一部电影《搭错车》写了音乐，其中一首歌《酒干倘卖无》很好，他觉得更适合我，当时苏芮演唱的版本还没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正好有台歌会，那时候没有演播厅，就到五星级豪华酒店做演播室，那期节目就是在北京长城饭店录的，我唱了《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那期节目的影响很大。《酒干倘卖无》成了我的重要的作品，也对我的演唱产生了影响，我从少女阶段的歌手一下成长起来了，让我走上了事业的第二个台阶。

　　南都周刊：其实80 年代是唱片、盒带销量最大的时代，可你出的专辑反而不多，在你第二阶段，只有《程琳1987》。

　　程琳：那个年代做专辑很容易，就是翻唱港台歌曲，也就是口水歌。我还是坚持原创，贵在精。在侯德建做我的制作人后，这个理念一直没有变。那时候广州是去香港最方便的，1987 年，为了制作专辑，我在广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在东湖新村，当年100平米的小三居是5万元。就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做出了《程琳新歌1987》，当时的制作费是40 万，算是最高的，当时侯德建就是要做高质量的大陆专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在广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其中的很多歌曲都脱离了男女爱情的小情爱，比如《背影》，前不久我偶尔还听到满文军翻唱过，作为一部电

　　视剧的主题歌。还有专辑主打歌就是《信天游》，后来这首歌引起了西北风的歌坛新潮流，邓丽君的那种细腻柔情被呐喊所取代。当时《信天游》其实是香港、广州的一批音乐人对黄土地文明的一种思考，当然大陆原创文化的基地在北京，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是当年的经典代表。

　　南都周刊：1987 年的确是大陆歌坛的分水岭，就女歌手而言就出了一批唱晚会大歌的，比如毛阿敏、韦唯、还有田震，当时是跟着西北风的大嗓门走的。当时港台实际上像苏芮等大嗓子也出来了。好像女歌手的潮流一下子变了。你当时有压力吗？

　　程琳：一点都没有。当时我还是那种小孩子般的心态，不会觉得我的这个细嗓子是不是过时了，因为我有很多原创的作品。其实西北风也是从我的《信天游》开始的。那个年代歌手之间没那么多隔膜，好像没那么多竞争啊、压力什么的。我当年在北京住在友谊宾馆附近，那里有公寓，很多海外回来的文化界朋友都喜欢住那里，当年毛阿敏刚来北京也住那里，到现在我和她、还有崔健我们都是经常联络的好朋友。我觉得原创是一个歌手立身之本，大陆原创可能是1992 年后才开始的。我已经提早了5年。当时我走得很快，这是我幸运的地方。

　　感谢父亲和孟欣“我不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和要求自己”1988 年程琳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她同时出演了电影《本命年》，这部由姜文主演的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随后她消失在大陆的公众视野，出国游学，直到1995 年回国。其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她未能回国尽孝。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她被主流媒体禁播，直到2000 年。

　　南都周刊：当时很多歌手都是唱而优则演，比如成方圆、关牧村、毛阿敏。你也出演了电影《本命年》。

　　程琳：我和她们演电影完全不同。当年我们的朋友都是音乐、电影界的，因为侯德建喜欢电影，他做过很多电影配乐。姜文、冯小刚等都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天姜文问我敢不敢拍电影，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后来他真的说了谢飞的《本命年》。我在里面演歌手，很本色，本来我和姜文就挺熟的，拍电影就跟玩似的，觉得很简单。那也是我当年的心态。

　　南都周刊：1989 年你出国后和大陆绝缘，1995 年回国后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程琳：是人的状态，还有就是原创已经是大陆歌坛的核心运作机制了，口水歌的专辑没有了，大家都在进步。我记得刚回来我见到李宗盛，我就像在我出国前叫他小李，那时候我在香港做专辑，他还是在学习阶段，我们都叫他小李。可1995 年他已经成长为三地最火的音乐人了，写了

　　很多好歌。当时周围很多人都惊讶，你怎么可能叫李宗盛叫小李，那可是大师啊！还有冯小刚，他也已经成为真正的电影导演，现在我和他包括徐帆都常联络，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在一个孤儿院领养的孩子。他们变成大腕了，大家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而我还是在做自己的音乐，就是变成了一个年纪不大的过气老歌手了。

　　南都周刊：对于从当年的火爆到现在的平淡，你有压力和遗憾吗？

　　程琳：我还是没有压力，我从来都没有危机感。流行歌坛就是潮来潮往永远属于年青一代的，只要我是歌手、我还在创作就满足了。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这是我的人生遗憾。他对我说唱歌不管唱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二胡，我现在每天还练习。

　　南都周刊：你最感谢的人除了父亲，还有哪些人觉得是重要的？

　　程琳：中央台的孟欣导演算一位。可能是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很多电视台不让我出镜，这对于歌手这个职业而言，是一种压力。

　　最终让我解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导演孟欣，她请我上晚会有人说程琳不能上，她反问这是谁说的？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规定吗？有的话就给我拿来，要是没有的话，程琳就可以上。正是因为她的魄力，我是在2000年才在中央电视台等大陆电视上亮相的。

　　更多的观众才能看到我的很多新作品。这也许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不过已经过去了，历史毕竟是历史，但时间又是最好的证人，而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