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文化凹地”？凹地是两个高坡之间的低谷，文化凹地则是前一个精神/道德的高峰已经落潮，而后一个精神/道德高峰尚未到来之间的时期。

　　抽象说，两峰之间必有一谷，否则峰将不在。具象地说，今天的文化/艺术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大于上一个时代，但却至今也还没有出现领袖们、领导们以及人民大众翘首以盼的振聋发聩之作。相反，今天在我国的全社会范围内，甚至还清一色地绝迹了诗歌与诗人。当然，这种文化/艺术的苔藓式繁茂并不说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历史时期就不伟大，它只不过映证了，或者还在映证着某些前辈的某些论断至今仍然值得回味，比如，“伟大是相对的”（普列汉诺夫），比如，“文化的繁荣并不总是与经济的繁荣平行”（马克思）。

　　在当前这个经济大规模繁荣、文化大规模浅薄的环境里，我们读到了姜文导演的两部电影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姜文电影不同于普通文化消费产品，它是研讨姜文电影乃至同类文化/艺术作品的物质基础。在观赏这两部影片的当儿，那句莫衷一是的话再次飘逸而出：“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用形态相同的正弦曲线来表示，那么，由于前者的发展周期通常以“时期”来计，后者的发展周期通常以“时代”来计，则经济曲线与文化曲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不平行的。路易十四的在位期曾经是法国乃至欧洲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但当时的法国经济却处在发展的低谷，而今，我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与之相反，我们是经济处于发展的高峰，文化处于发展的低谷。毋庸细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矫枉过正。业已有学者精到地描绘了处于波谷状态的我国当前文化状态：“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逐渐背离了原先的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开始了全面地向大众化转型，使文化产品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的影视文化》）参照上述判定来看，姜文电影不在“向大众化转型”的文化产品之内，虽然姜文努力使自己的影片越来越具有游戏性的娱乐功能，虽然其1999年的《鬼子来了》要比19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更完整的故事链，情节设计上也更加跌宕起伏和峰回路转，但因为它们在文本上拒绝无深度的平面化，故使作品在传播方式上不能顺利进入面向全民的大众流通渠道，只能以“地下电影”的方式在民间流传。

　　今天的现实还表现在业内。大多数影视创作者都自动放弃了对工业复制文化的心理抵抗或者警惕，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创作变成电影工业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工艺环节，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不再把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做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这种走势是文化凹地主要的地理风貌，它以屏障般的群山之势包围着姜文电影，这种业界环境不啻把姜文电影置于遍地沼泽的泥泞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