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老先生走了。

　　但哀思却绵绵而来，斩也斩不断，理亦理还乱。

　　只忆起到先生家首度和末次的拜访，两次的感思迥异，而前后的对比不禁令人唏嘘。

　　四年前的暖冬，当时读博的我，正被借调在中国文联《美术》杂志，有幸与杂志的同仁们一同拜会先生。王朝闻先生是《美术》的老主编，也是最德高望众的引路人。杂志社至今还高悬着先生的大幅照片和亲笔题字——“独见与共识之对立统一，构成美术批评之常新感与科学性”。每当在忙碌之余，作编辑的我抬头看到先生那“扭扭曲曲”的字时，总能久久回味其中的深刻意蕴。

　　《美术》的历任主编中既有理论家又有艺术家，但身兼美学家和艺术家的，迄今恐怕只有先生一人。在先生担任《美术》主编的前后岁月里，也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先生就出版了6本论文集：《新艺术创作论》（1950年）、《新艺术论集》（1952年）、《面向生活》（1954年）、《论艺术的技巧》（1956年）、《一以当十》（1959年）、《喜闻乐见》（1963年）。的确，先生在新中国的美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建构方面功勋卓著！

　　先生过去的家还在红庙，一个如“巢”般的温暖小屋中，金黄的阳光倾泻至墙角。那整个房间都充溢着暖暖的“美”意，因为先生自己的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代表作之一的圆雕《民兵》）、各式各样的彩陶（好像大多是庙底沟、半山类型风格）、几尺条幅（有别人的书法也有别人的画）皆在其中争胜，不愧是美学家的“家”，绝非是纯理论家的“家”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家居陈列。

　　最引起我注意的，则是另两样东西，它们分别占据这家中的一“多”一“少”。

　　这一“少”，是屋内唯一的一幅版画：吴凡的《蒲公英》。这幅作于1958年并在德国莱比锡世界版画赛上获金质奖章的水印套色木刻，被挂在显眼的位置。泛黄的镶料在娓娓诉说着它的年轮，“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法也使之能闹中取“静”。看得出，这是先生的珍爱，那小女孩吹蒲公英的单纯而诗意的画面，恰恰应对着先生心灵的澄明和晶莹。

　　还有一“多”，则为最多的陈设品——美不胜收的石头，那简直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先生的家堪称“美石”的小博物馆。先生自己也曾说：“赏石活动和艺术创造虽大有差别，但是包含给石头命名、配座与陈列设计，不能不伴有相应的观察、想象、联想、思索和体悟，而这一切也带有接近艺术创造的创造性的思维特点，它也体现着个人审美素养的深浅与高低”。先生那种从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来“做”美学的方式，浸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只是所能从者寥寥。在先生之后，研究美学理论的往往不能深入艺术实践，而搞艺术创作的却常常缺乏美学思维，的确令人感慨。

　　那天，先生精神矍铄，兴致颇高，非常愿意与我们年轻人交流，完全看不出他已是位耄耋老人。有几段谈话令我记忆犹新。先生毕生都崇尚真善美的会通，反对与假恶相关的丑，所以他加重语气地说：“从审美的角度，也要符合真和善的标准”，“如果不真、不善，那哪能美呢？！”先生继续着他的美学沉思，还借用了“事实胜于雄辩”的话，来说明较之“审美关系”更重要的是“美的事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