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老先生走了。
但哀思却绵绵而来,斩也斩不断,理亦理还乱。
只忆起到先生家首度和末次的拜访,两次的感思迥异,而前后的对比不禁令人唏嘘。
四年前的暖冬,当时读博的我,正被借调在中国文联《美术》杂志,有幸与杂志的同仁们一同拜会先生。王朝闻先生是《美术》的老主编,也是最德高望众的引路人。杂志社至今还高悬着先生的大幅照片和亲笔题字——“独见与共识之对立统一,构成美术批评之常新感与科学性”。每当在忙碌之余,作编辑的我抬头看到先生那“扭扭曲曲”的字时,总能久久回味其中的深刻意蕴。
《美术》的历任主编中既有理论家又有艺术家,但身兼美学家和艺术家的,迄今恐怕只有先生一人。在先生担任《美术》主编的前后岁月里,也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先生就出版了6本论文集:《新艺术创作论》(1950年)、《新艺术论集》(1952年)、《面向生活》(1954年)、《论艺术的技巧》(1956年)、《一以当十》(1959年)、《喜闻乐见》(1963年)。的确,先生在新中国的美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建构方面功勋卓著!
先生过去的家还在红庙,一个如“巢”般的温暖小屋中,金黄的阳光倾泻至墙角。那整个房间都充溢着暖暖的“美”意,因为先生自己的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代表作之一的圆雕《民兵》)、各式各样的彩陶(好像大多是庙底沟、半山类型风格)、几尺条幅(有别人的书法也有别人的画)皆在其中争胜,不愧是美学家的“家”,绝非是纯理论家的“家”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家居陈列。
最引起我注意的,则是另两样东西,它们分别占据这家中的一“多”一“少”。
这一“少”,是屋内唯一的一幅版画:吴凡的《蒲公英》。这幅作于1958年并在德国莱比锡世界版画赛上获金质奖章的水印套色木刻,被挂在显眼的位置。泛黄的镶料在娓娓诉说着它的年轮,“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法也使之能闹中取“静”。看得出,这是先生的珍爱,那小女孩吹蒲公英的单纯而诗意的画面,恰恰应对着先生心灵的澄明和晶莹。
还有一“多”,则为最多的陈设品——美不胜收的石头,那简直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先生的家堪称“美石”的小博物馆。先生自己也曾说:“赏石活动和艺术创造虽大有差别,但是包含给石头命名、配座与陈列设计,不能不伴有相应的观察、想象、联想、思索和体悟,而这一切也带有接近艺术创造的创造性的思维特点,它也体现着个人审美素养的深浅与高低”。先生那种从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来“做”美学的方式,浸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只是所能从者寥寥。在先生之后,研究美学理论的往往不能深入艺术实践,而搞艺术创作的却常常缺乏美学思维,的确令人感慨。
那天,先生精神矍铄,兴致颇高,非常愿意与我们年轻人交流,完全看不出他已是位耄耋老人。有几段谈话令我记忆犹新。先生毕生都崇尚真善美的会通,反对与假恶相关的丑,所以他加重语气地说:“从审美的角度,也要符合真和善的标准”,“如果不真、不善,那哪能美呢?!”先生继续着他的美学沉思,还借用了“事实胜于雄辩”的话,来说明较之“审美关系”更重要的是“美的事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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