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青藏高原》唱红了两个中国著名歌星：李娜和韩红。哪位唱得更好？引来了一批中国顶尖美术家的热烈争论，居然还分成了互不相让的李娜派与韩红派，为首的是两位中国著名美术学院的院长。争不出结论时力主李娜的院长想出了高招，请出中国顶尖音乐学院院长作判决，没想到回答竟然是：“李娜是谁”？一下子把兴冲冲的高级歌迷们给弄傻了。其实，《青藏高原》的曲作者与那位音院院长是朋友，他还说过《青藏高原》写得非常好，李娜唱得也确实不差。

　　歌唱在中国被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到今天，可以说已为业内外所接受。另外还有一个似乎已成为国际惯例的规矩，美声唱得好的称为歌唱家，而通俗唱法的佼佼者只能称为歌星。曾记得，香港歌手张明敏以《我的中国心》倾倒内地听众的当初，作现场采访的大陆电视记者称张为歌唱家，张则认真地作纠正，称自己为歌星，由此使内地记者明白了唱歌高手还有“家”与“星”之分，同时还慢慢体会到家与星之间还有高低雅俗之分，它们之间还横夹着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这或许就是音乐学院院长故意佯称“李娜是谁”的原因。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封建君主、贵族、士大夫听雅乐，百姓平民则唱山歌小曲，各自为乐，却“井”“河”分明。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等级制的消亡，老百姓有权、有机会听高雅音乐，民俗音乐也能登大雅之堂，应该算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成果。

　　毛主席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以革命的名义号召文艺家们要为百姓大众服务，不分高雅与通俗都要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并争得人民的满意。当然，口号提得过激也会出现偏差，文化大革命时亿万人民高唱语录歌，歌唱家也以此为荣，不过唱了几年也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文艺家以高昂的热情创作为革命服务的作品其方向还是符合时代前进潮流的，不然就难有黄河大合唱、大型歌舞东方红等名作问世。其实，被“四人帮”利用的“革命样板戏”也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雅俗共赏的有效探索完全够条件载入史册。

　　令人纳闷的是我们的音乐学院至今仍不太乐意为通俗音乐敞开高雅之门。作曲专业的课程配置唯交响乐独尊，自命正宗的作曲家置通俗歌曲于不顾，声乐教师则认为通俗唱法中没科学。可是广大听众却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热情，高雅音乐会的听众数量往往寥寥无几，通俗歌会的听众一次就成千上万，追星族们则如痴似醉，还不惜以高价票满足一睹明星风采的欲望。是高雅不识时务？还是通俗身怀魔法？实在是一本难分是非的豆腐账。

　　西方歌坛对上述成见似乎淡一点，几年前我就在电视上看到帕瓦罗蒂与麦当娜合唱一歌，据说多明戈也曾与黄莺、波尔顿同台表演，这种“示范”行动也影响了中国的歌唱家，近几年我们的舞台上不同唱法联袂演出的场面已屡见不鲜，歌唱家与歌星相互反串也成美谈，歌唱比赛时美声、民族、通俗则堂堂正正地并驾齐驱。当然，通俗音乐自身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像《军港之夜》、《我想唱歌》、《青藏高原》、《常回家看看》等等的好歌实在太少，无病呻吟地作态或媚俗的歌手是否太多？另外，高雅音乐是否需要作普及教育以增多听众？凡此种种，我以为都有专业音乐院校不可推卸的职责。江苏有个中日合办的南京艺术学院爱乐学院，其办学宗旨是努力实现通俗音乐艺术化，从实际效果看还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据说，当今我国高校中开设音乐专业的已有数百所，那么，为什么不能为广大听众喜闻乐听的通俗音乐做点人才培养及提高工作呢？

　　2004年9月，我有幸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聆听祖宾·梅塔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曲》，谈不上如痴似醉，却确有经受了一次洗礼的感觉。不过，以我的音乐欣赏水平而言，只能归属在下里巴人之列。如果要我在李娜或韩红之间站队的话，我则是李娜派的，所以要为不知“李娜是谁”鸣一下不平。只可惜李娜已看破红尘入了空门，但愿这番不平能幸免“空”门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