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艺术评论》创刊号刊登了云南音乐理论家吴学源的文章“‘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文章对丽江县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纳西古乐”进行了学术考证，认为“申遗”所谓的“纳西古乐”，“谎言十分荒唐，完全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是“毫无音乐常识的胡言乱语”，“不仅蒙蔽了广大的国内外观众、新闻媒体，也蒙蔽了许多不同级别的领导、一些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国内一些不了解云南省音乐情况的音乐界人士，乃至蒙蔽了国外一些国家的高层官员”，提出“文化打假势在必行，这样的国际玩笑应该收场了”，因为它“完全是商业炒作行为，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并忠告“纳西古乐”的宣传者宣科“切切不可利令智昏，今后的路要走好”。（上述引用内容同样被判决书所引用）

　　2004年3月，宣科将吴学源和《艺术评论》起诉到云南省丽江中级人民法院，指控吴学源“以歪曲事实的方法对原告进行大肆诽谤，大搞人身名誉攻击”，“诽谤原告10多年来蒙蔽国内外观众媒体、各级领导、社会名流、国外高层官员等”，要求吴学源和《艺术评论》“承担对原告诽谤名誉侵权的责任”。

　　2004年12月，法院判决认为：其一，诉争文章涉及对“纳西古乐”的评论，“属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法院“对学术问题不作法律上的裁判”；其二，吴学源“在文章中有借评论‘纳西古乐’攻击、侮辱原告宣科的内容及言辞”，原因是：第一，“将‘纳西古乐’界定为‘假文化’的前提下将‘纳西古乐’称为“东西”，就具有对原告和‘纳西古乐’明显的轻蔑和侮辱的意思；第二，吴学源文章中的用语（第一段中引用的用语）“明显超出学术评论的范畴，是对原告宣科名誉的贬低、损毁，已构成名誉侵权”。

　　然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文化打假也必须进行下去。

　　是非公道 自在人心

　　田青

　　2004年12月20日，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判决云南学者吴学源和《艺术评论》杂志“撰写登载的文章《“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是针对原告宣科的文章。文章有侮辱、损毁原告名誉的内容，其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至此，引起全国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广泛关注的这一案件初审结束。

　　此案一审判决结果的出人意料之处，是判决居然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上：对一个由学术问题引发的案件，却把学术问题的真伪对错统统抛开，把作者为何做出学术判断的论证过程统统抛开，只剥离出作者判断结果中的几个词句，便判决作者“侮辱、损毁原告名誉”。在这样一个因媒体履行“文化打假”职责而引起的案件中，这个逻辑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好比某甲揭发某乙是“贪污犯”，假如乙没有贪污，那么，甲当然“侮辱、损毁”了乙的名誉，但假如乙的确贪污了公款，那么，便不能简单地判定甲“侮辱、损毁”了乙的名誉。而目前的一审判决，就是不管乙是否有贪污的行为，只因为“贪污犯”一词是贬义词，就判定甲“侮辱、损毁原告名誉”。这样的判决，无疑是既缺乏法理依据，又缺乏正义的。实际上，本案所涉及的学术问题并不深奥，只要稍有良知和常识就可以判断。

　　一、案件的由来——一台晚会的广告词与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科所主持的丽江“纳西古乐”，是丽江旅游的金牌项目。应该说，宣科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利用丽江独特的地理优势、文化资源和改革开放的大好条件，充分发挥他的语言才能和商业才能，把一个在云南这个民间艺术大省里普遍存在的民间艺术“炒”成一个文化品牌，作为商业运作，应该说是成功的。宣科有着一流的口才和绝顶的聪明，但他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也没有认真学过音乐。客观地说，他是有才而无学，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爱好者。多年来，宣科在主持这台晚会时天马行空，信口胡说，不顾及丝毫学术的严肃性，“创造”了许多学术界尽人皆知的笑话。比如把在我国广大地区、众多民间乐种中普遍流传的工尺谱说成只在纳西族保留，比如把在云南洞经音乐中常见的《八卦》一曲不加任何考证就说成是“杨贵妃的情人唐玄宗李隆基在公元741年创作的”，等等。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除了音乐学家伍国栋在1999年第一期《人民音乐》上发表《“纳西古乐”名实谈》一文外）过去对这些胡言乱语没有展开批评呢？为什么音乐界这么多年来一直忍受宣科的信口开河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在绝大部分学者的眼里，宣科的这些不值一驳的胡说只是他那台商业晚会的宣传广告，并不具有任何学术意义。一个卖瓜的人夸自己的瓜甜是“世界第一”，一个卖烧鸡的人封自己是“烧鸡大王”，一家现代化的酒厂称自己的产品就是某朝某代的“宫廷御酒”，会有学者认真质疑吗？假如宣科永远把自己的广告宣传局限在自己的演出场所，今天依然不会有太多的学者对他提出批评和揭露。

　　但是，在2001年末，丽江县政府为了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把宣科的这台晚会“纳西古乐”报到了文化部。2002年5月，云南和海外的一些媒体在不知道申报材料已被文化部专家组否定的情况下，相继播出、刊载了“纳西古乐”申报遗产的消息。5月15日，《参考消息·云南广告版》转载香港《大公报》“纳西古乐将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5月28日，《丽江日报》发表了《古乐申报进入关键阶段》的文章，文章称：

　　“纳西古乐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纳西古乐“主要是具有原始社会遗风的歌舞‘热美蹉’，有七百年历史的大型管弦乐‘崩石细哩’，以及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这三类”；

　　“纳西先民创作的‘崩石细哩’这样有章节、有故事、有和声的管弦乐，其产生的时间比‘交响乐之父’海顿创作的《第一交响乐》的年代还早480多年。”

　　“《紫微八卦》等洞经音乐，是唐宋元时期的中原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

　　“纳西古乐中使用着在中原地区早已失传的古谱‘工尺谱’”。①

　　一石击起千层浪，一直保持沉默的云南音乐学界再也无法沉默了。作为民族民间艺术大省的云南，有许多珍贵、优秀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而联合国的这项工程，却是每两年才评一次，每个成员国不分大小，每次只能报一个项目。假如把所谓“纳西古乐”这样一个没有经过学术界论证、充斥着诸如“唐玄宗作曲”这类笑话的东西报到联合国的话，那么，中国的音乐学界、尤其是云南的音乐学界将不得不为此蒙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位云南省的资深音乐学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行动。5月24日，《中国民歌集成·云南卷》主编、云南艺术学院杨放教授和《中国曲艺集成·云南卷》主编、云南省群众艺术馆黄林研究员联名给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写了“关于把云南汉族民间洞经音乐误为纳西古乐的不当做法应以迅速纠正的意见”：

　　“从《参考消息》云南广告版2002年5月15日（转载香港《大公报》）获悉：‘纳西古乐将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读后颇感困惑，因为现在所谓的‘纳西古乐’，实际是从大理、鹤庆传入丽江部分乡镇的‘汉族洞经音乐’。众所周知‘洞经音乐’原本是广泛流行于云南各地城镇的汉族民间传统乐种。在受汉文化影响较为久远的彝、白、傣、壮等部分少数民族以及泰国、缅甸等邻国的华人中也普遍流传。……就其在纳西族中传播的实际而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将其命名为‘纳西古乐’是极不严肃的。

　　……而近年来又有人将纳西族民间丧葬乐舞‘白沙细乐’（又称‘崩石细哩’或‘别时谢礼’）……参杂所谓的‘纳西古乐’中演出，企图掩饰纳西色彩的虚假，但依然无济于事。纳西族‘白沙细乐’与汉族‘洞经音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现在搅和成一锅粥，实在是不伦不类，说白了这完全是个别沽名钓誉的人为了盈利的目的而胡乱拼凑出来的一盘名副其实的大杂烩……

　　再说，什么‘纳西族人喜爱演奏的《八卦》曲，即是唐玄宗所作……’更是荒唐之极。发此‘妙论’的人如是出自对音乐的无知还可以原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荒谬绝伦的狂言妄语屡屡见诸报端或某些新闻媒体，误导舆论对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已经带来不良影响，实在有损我国文化形象。”

　　周巍峙主席见信后，于8月4日夜给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和晓光副部长写信。信中写道：

　　“这几年关于‘洞经音乐’的形成、发展及评价等问题，西南地区音乐界如杨放、黄林、吴学源等民族音乐研究专家早就对某些宣传、评介丽江‘洞经音乐’的文字有不同看法，认为不少内容不符合事实。……现在丽江要把‘洞经音乐’作为‘纳西古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成了一个代表国家向国际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十分严肃的问题了。不知文化部是否已收到丽江提出的报告？是否已在研究处理这个问题？我不清楚。我总觉得对这类重大文化问题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先在国内组织音乐界、历史界有关专家学者，认真进行反复论证，作出科学结论，得到大家同意并经领导部门考核后，才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正式申请。”

　　8月6日，文化部领导将周巍峙主席的信批到负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审批申报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要求该院迅速“弄清情况，如属实，当纠正”。8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向文化部领导提交了《关于“丽江纳西古乐”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情况的说明》：

　　“我们认为，巍峙同志和王民基同志及云南艺术学院杨放、云南省群艺馆黄林同志反映的意见是对的。这些意见与我院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项目评审委员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院评审委员会从2002年2月开始多次组织专家对第二批代表作申报项目进行讨论研究，评审前组织专家作了多次调查，并对史料进行归类研究，对实物进行鉴别，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了三次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委们对申报项目逐一审定。其中第一次会议上，我院音研所音乐史专家即通过分析对‘纳西古乐’的申报提出质疑。指出‘纳西古乐’的名称与实不符，从其发展源流看，应为‘洞经音乐’。当地作为丽江演出团可姑妄称之，但从学术品质上看，作为‘代表作’申报项目是不能通过的。专家们并指出，丽江的洞经音乐在媒体宣传和申报材料中都有许多弄虚作假的成分，缺乏学术的严肃性，比如称《八卦》曲即‘唐玄宗’所作，称‘纳西古乐’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唐、宋古乐，都没有任何根据，既没有经过考证，也不是学者负责任的学术发言。在我院第一次专家委员会评审会议后，向文化部提交的‘评选报告’附件‘会议纪要’中第三条结论，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所提：‘对于申报材料，专家们认为内容要严谨，实事求是，涉及历史问题要有明确的历史资料和考证结论，涉及理论观点，要有学术基础，并与目前国内相关领域中公认的观点相符。’这次会议通过讨论和研究，专家委员会一致同意不批准‘纳西古乐’的申报。”

　　而这年的6月28日，云南省另一位资深学者吴学源，也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意见”，认为“不论什么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一件大好事，是应该积极支持的，但所申报的项目必须要实事求是，具有史实性、真实性，决不能弄虚作假”。

　　为了捍卫学术的尊严和严肃性，为了反映云南省音乐学者们压抑已久的声音，同时也为了廓清是非、正本清源、真正促进云南省民族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我们《艺术评论》发表了吴学源的《“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同时，还发表了《宣科神话》②、《神性与美——东巴文化极其对当代人的启示》③、《云南映象：有根的艺术》④等系列文章。我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批评了文化造假行为，同时讴歌和弘扬了云南及纳西族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