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总体上转向强化观赏性的潮流中，《孔雀》专注于细节刻画和细腻情感的流溢，以及由于这样的风格化动势，使人物性格的区分十分清晰，心理活动特别丰富，画外音和内心独白，同观众观赏中的内心感受，特别是观众从细节和静默中获得的语言确实是相当丰富的。只是不见得必须始终贯彻平实的基调。这主要是指情绪和氛围在特定的时刻完全可以调高上去。既包括人物和情境，也包括编导发挥心理调节和情绪调度能力。这实际上首先是编导自己要调动起自己，心态调动状态，体验调动情绪和情感。情感和情绪的选择，无论在编导的主创路线的意义上，还是使观众从旁观的平行道上自然地滑入情感轨道上的某几个关节点上生成情感高潮和欢悦的跳荡，这并非廉价乐观主义，也不是破坏一贯的艺术风格。即使考虑到影院气氛和观赏心理的调节，也很有必要做出情感节奏的调整。以姐弟仨为叙事对象的三段式又以姐姐为重点，三人大体以姐姐4：哥哥2：弟弟2的比例组成故事。这当然无可非议。只是三段的衔接点和三段过程中的关节点，都可以调高基调，也都可以加大情感反差。换句话说，写心如止水不见得让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心如止水，写灰色人生，写压抑和苦难，都可以适时地抽出手来换付笔墨。姐姐“人淡如菊”既是气质也是性格，但是也可以浓淡相宜。导演在拿到很好的剧本的时候，恐怕除了考虑让文学性转化成电影性，转换大量细节之外，就是在必要的时候闪出光来。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处理解决。

　　因为涉及回忆者也就是叙事人“我”（即弟弟）的叙述语调，更重要的是涉及编剧的叙事视角，还有人物身份的变换，风格的统一等具体问题。影片许多地方已经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比如哥哥姐姐弟弟三人的造型和个性，以及按照编剧李樯所归纳的：“我觉得三个孩子代表着人生的三个阶段，也代表着三种人生态度，姐姐是很理想主义的，很唯美；哥哥是非常实用主义，很世俗；弟弟非常虚无主义，很悲观。我觉得这三个孩子，大致涵盖了我们的人群。”姐弟仨不同的人文类型的表现，显示出细致而形而上的思考深度。有的亮点则纯粹是历史感的细节，比如哥哥不时模仿报时“嘟嘟嘟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唤起70年代感，也唤起方言和普通话的距离感。这种所谓70年代感的表现方式最突出的还是环境氛围透视和人物关系流露。包括死亡信息的不断出现，死亡阴影随之笼罩环境。影片并没有强化或过多地直接展开对70年代极左政治的批判和批判性表现，它多少回避了这一点，但是，总体社会文化气氛的映衬和呈示，含义则是毫无疑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极度贫瘠在展示中有力地昭示着人文的方向。特别是对于性的禁忌，男女关系的极端态度和普遍的愚昧，在世俗化的细节和氛围中表露无遗。

　　影片色彩基调以黑白为主。从服饰到诸如自行车、灯具和床铺等道具设置，从工厂到废弃楼房等，都有十分精细的具有时代感和时间性的环境设置。朝鲜电影和朝鲜音乐的反复出现既有时代感，又别有寓意。尤其是以当年极其流行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等的基本旋律加以适当变调变奏形成的伴奏和配乐，大部分情况下以轻柔和忧伤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手风琴和弹拨乐的多次出现，也加强了时代感和伤感怀旧的主题。孔雀在结尾的出现和在三组成员分别议论后独自孤独地开屏意味深长。这个结尾也由于适当的程式化的三个子家庭一一走过小动物园孔雀笼并多少发了几句议论，而被明显地点化主题和寓意。这个结尾是开放式的，多选式的，虽然格式化了点，但是如此造境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家人除了去世的父亲，姐姐增加了再婚的丈夫以及抱着的女儿。家庭和个人生活呈现着常见的不那么圆满的形态。情节的发展和影片的结构都需要根据主题和主调的变动而调度和调整。同样重要的是让观众获得自己的情感空间和选择权，也让观众把压抑、酸楚和郁闷释放出来，甚至在必要时宣泄一空。导演主张采取朴素和平静的叙事态度，尽量避免特写的强调。编导有意始终保持同人物和故事的适当距离，以便叙事客观、冷静和有整体性。为此有意运用了不少长镜头和定格手法。

　　《孔雀》证明了那种表达品位格调高的、严肃的思想艺术主题的电影思潮流派仍然有着生机勃发的发展前景。从整个电影格局来看，《孔雀》有引领新的电影文化艺术现象的可能性，而且这样的变化有利于制衡纯粹消费化的电影文化产品的电影产业宏观结构的优化和平衡。《孔雀》也许最后成为既不是标高票房，获得大利的作品，也没有曲高和寡，成为毫无市场竞争力的实验性探索性影片。它的文化模式、产业模式，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中国电影还在发展中，情况当然是越来越好。但现在的形势也很严峻，一些电影制作者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商业利益，要知道好电影是过了一些年还有看头的电影；另外，中国当下有些电影内容太简单，不应该低估电影观众的水平。好的电影必须信息量大而且有内涵，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电影告诉观众一个真理，因为我们不是圣人。”顾长卫的评论描述了中国电影的基本轮廓，应该说是中肯的。同时，他也简略和概括地提出了自己的电影理想的状态。当然，有的问题不简单是编导对于观众的估价的高低。包括产业模式、观众需求类型、艺术多元化趋势，还有文化传统甚至文艺思潮的演变，都是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孔雀》也许不自觉地阻断了自己同寻根文化和反思文化的联系途径。但是，它没有简单地否弃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或地域文化。只是它借“河南鹤阳市”的地名，从社会的最低层通过民间视角民间立场而展开了对于草根状态的人格模式、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在贫困而激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状态的描述和体验。特定年代的家庭和街道民俗状态是影片关注较多的对象和观察视角。病态的家庭、个性以及社会关系给社会留下了沉重的人伦传统积淀。当然，影片也有描写不那么准确的时候。比如姐姐和弟弟密谋用灭鼠药毒杀哥哥，就属于败笔。假如年幼无知有此密谋，倒也算情有可缘。更准确的不如写成有此心有此言无此胆无此行。此外，人物对话中的礼貌用语应该严格控制使用。80年代初全国兴起提倡十个字的礼貌用语运动，就是因为自60年代起全民的礼貌风范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