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和地球的面貌。可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却痛彻地发现自己在“文明”的普照之下面临失去伊甸园的威胁，他们开始质询人究竟为何物，反思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自身的缺陷，面对“存在”中所不能承受的轻，接二连三的质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有关存在的思考几乎从人类一诞生就开始了。几千年来，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不管是但丁的炼狱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无一例外的泄露了人类对自己的来处和归处的恐惧。而在最年轻的艺术――电影诞生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电影艺术家们也都没有回避和停止过对“存在”的思考。喜剧电影大师查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将工业文明对人类的异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令人惊悚的非人际遇几乎象征了20世纪整个“文明社会”的沉沦；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杰出代表让-雷诺阿早在1937年，就已经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他的警世之作《大幻灭》中，指出了所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战争带来的不过是每个个人的“大幻灭”。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法斯宾德、文德斯、安哲罗普洛斯、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些欧洲导演的每一部影片几乎都在思考人与上帝，人与文明，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战争，人与人，人与”存在”的关系。透过他们的影片，我们对电影保留了最后的尊重和希望，让我们意识到电影在营造白日梦或者复原物质现实的同时，还可以继续描绘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特伦斯-马利克这位离群索居的导演象欧洲导演伯格曼，费里尼那样花一生的时间用影片去质询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以及表现人自身的异化。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一部影片来给出我们关于人的命题的答案与途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说过，我们可以在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的理想标准中找到线索。这个标准是：你应该爱邻如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