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焦媛谈《金锁记》 港版另有一种风格(图)

　　香港版舞台剧《金锁记》这些天在东方艺术中心开演。昨天下午，该剧编剧、作家王安忆和“曹七巧”的扮演者焦媛一起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对话《金锁记》”。由于这一版本的《金锁记》纯以粤语对白，首演当天曾有个别观众中途离场，当被观众问及“用粤语表达《金锁记》是否会影响内地观众观看”这一问题时，“语言不是问题。”台上的两位女性一致回答。

　　王安忆更是肯定地说：“这个港版《金锁记》创造了另外的风格。”

　　虽然缺席了导演许鞍华，但昨天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东方早报文化讲堂上，“非张迷”焦媛和作家王安忆围绕着正在上演的港版《金锁记》，向早报读者介绍了该剧演出的台前幕后。而临近对话结束前，焦媛还现场表演了一段剧中的台词。

　　港版、普通话版

　　“两个版本非常不同”

焦媛在《金锁记》中塑造了一个从追求爱情到绝望、变态的女性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金锁记》被公认为张爱玲最出色的小说，2004年小说首次由王安忆编剧、黄蜀芹导演，合力搬上话剧舞台，不过当时对该剧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冗长。而此次上演的港版《金锁记》就紧凑许多。对王安忆来说，2004年的《金锁记》是她第一次“触电”话剧，而合作的电影导演黄蜀芹也是首次越界尝试话剧，“非常巧的是，普通话版的导演黄蜀芹和港版的导演许鞍华两人都是第一次尝试执导话剧。”尽管是同一个本子，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演员，王安忆也承认，“两个版本非常不同。”

　　对于《金锁记》的排演，王安忆最感慨的是，通过这次排演她真正体会到香港对“张爱玲”的热度远高于上海，虽然张爱玲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王安忆说，2004年上海话剧中心排演《金锁记》的时候，“我三天两头被拉出去解决问题，我经常要向演员解释，张爱玲是怎么样的人、小说到底讲了什么，我几乎成了张爱玲专家，而我实际上不是张迷。”王安忆说。当焦媛实验剧团准备排演港版《金锁记》时，“我把剧本交出去后，我就没关心过排练，许导演只找过我一次，谈论一个动作细节问题，从此就不再找我。他们的演员很容易领会张爱玲。”王安忆感慨地说。

　　而对于自己扮演的“七巧”，焦媛说，她当初拿到本子准备排演的时候，首先想演的角色是七巧的女儿“长安”，而想找更有分量的演员来演“七巧”，“我没有把握演出第二幕七巧的心态、她和女儿的关系，但许鞍华说，‘我就想着你来演七巧。’许导演说我能演，我觉得我能演，所以才会有我演的七巧。”

　　港版的《金锁记》布景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任何旧上海符号的场景，焦媛说，这样的改编也是出于许鞍华的建议，“她不想刻意营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布景，有特定的时代感觉，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家庭存在。我自己也是演员出身，观众主要还是看演员，布景在特定气氛出现就可以了，布景简单留给观众的幻想空间也更大。”焦媛说。

　　在《金锁记》中，场景变换时经常会出现两个丫头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王安忆说在她的本子里没有这个细节，“后来黄蜀芹说，‘你要给演员一个喘息的时间’。我想到了张爱玲的《更衣记》，于是就出现了阳台。”而这个阳台也被许鞍华很好地利用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丫头小双在阳台上很夸张地吃西瓜的样子，非常畅然，很像上海闷热夏日的午后。”

　　“想着妈妈的样子来演七巧”

焦媛在《金锁记》中塑造了一个从追求爱情到绝望、变态的女性

　　王安忆也是今年初在香港第一次看到港版《金锁记》，对于粤语版，王安忆赞不绝口，“演出的时候非常受震动，尤其是焦媛的表演有许多意外的地方，前半场她饰演娇媚的夫人，下半场七巧遭受打击以后的样子，焦媛塑造了一个完全被抽空的女性，她所有的感情、善意、 肌肤等都被抽干了，像个空壳子。为了表达她的尖锐，焦媛把声音都变了，像刀锋一样尖锐，这是导演和演员的工作。”

　　《金锁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也就是第二幕中，疯狂报复家人的七巧，“第二幕中七巧被抽干的感觉，那种变态心理，怎么演出来呢？许鞍华导演也跟我交流如何表现内心的枯干。在无意中，许导演说，‘不如试试那种裹脚走路的感觉，那种束裹的感觉。’然后我就尝试，所以观众会看到，第二幕完全不一样的七巧。”焦媛说。所以在第二幕中，观众会看到阴毒的“七巧”辱骂自己的女儿“长安”，“第二幕演‘七巧’的时候，我是想着妈妈的样子来演七巧。小时候，妈妈就是这样骂我的。所以，在演七巧的时候，我揣摩着妈妈咬牙切齿的感觉。”

　　◎　对话

　　观众：粤语演出是否会影响《金锁记》的演出，特别是在内地的接受？

　　焦媛：当初我自己也担心它能否会被语言上有障碍的内地观众接受，但我自己说服了我自己。语言不是问题。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昨晚上海观众看《金锁记》在语言上是有困难，但还是很投入。

　　王安忆：粤语更有节奏，念的台词比上海话更加铿锵、更有音律。我在香港看的时候没有字幕，我其他朋友都是大陆过去的，也都听不懂。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说，“听到后来急了，一急就听懂了。”语言并不太重要，而这个港版创造了另外的风格。

　　焦媛：深圳一个网友看完戏后在博客里说，“我本来也听不懂广东话，但看完之后就好像懂了。”所以语言不是问题。

　　王安忆：大陆话剧有一种模式，是从新文学、“文革”过来，香港是另外一种风格。所以，大陆的演员在表演时，能跳出去点就好了。我第一次看你们的舞台那么简单，但很多栅栏，透过栅栏呈现不同光影。但舞台上也有写实的，比如中央那张床，演员真的表演床戏，非常激烈，但也挺美。普通话版没有床戏，只是一道帘子进行含蓄表现。

　　焦媛：排的时候很自然，身体的纠缠自然出来，第一次就很投入。　　

　　观众：曹七巧从追求爱情到嫉妒、绝望，你们心目中的七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王安忆：我个人觉得，《金锁记》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的例外。张爱玲在写小说时喜欢见好就收，而在《金锁记》里她彻底地写一个人，写她从被彻底地伤害到反抗、绝望、报复，当周围的人都被消灭的时候，最后消灭自己。

　　我对七巧有一种悲悯，她的报复最后落实在自己女儿身上。她恨死这个世界了，但她是旧女性，又不可能上街去运动，只能是报复，然后毁灭家人。

　　焦媛：七巧身边没有任何爱的人，丈夫不能给她爱情，她喜欢的三爷只是玩弄她，姜家人对她更没有爱，当一个人没有爱和安慰的时候，想法就会偏激、极端。所以，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她看到女儿非常嫉妒，她不幸福也不希望旁边的人得到。上一代得不到的也不希望下一代得到，她对待女儿就是如此。她每天就是希望所有人围着她转，得到权威上的满足。所以，她抽鸦片，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只希望以毒品来满足空虚感。　　

　　观众：焦媛实验剧团是否会像上海很多剧团，用明星来提振票房？王安忆女士是否会自己去改编自己的作品？

　　焦媛：在香港做舞台剧确实很困难，因为香港把娱乐放在第一位，而且宣传太困难。但我不一定用大牌来吸引观众，我只希望我的题材和剧本能吸引观众。我的剧团主打的是女性题材，所以特别希望办公室女郎来观看。有时候，我也很担心有没有观众来，看到观众进来的时候，我就会很有信心。

　　王安忆：每个小说家都有写戏的梦想，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用对话，这对小说家都是挑战。

　　我写作的时候不太考虑影视剧，但当电影导演找你的时候，看到这么很难得的赚钱机会，还是会考虑卖吧。虽然我也知道，他会对小说做另外的解释，有时候他需要的只是小说中的某一点。但我自己不会改编自己的东西，因为舍不得对小说内容取舍，觉得自己的东西什么都好。影视剧不吸引我，因为影视剧由导演来主导，自己的创造性得不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