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论坛艺术圆桌会：电影展现导演人生视野

侯孝贤导演开场发言

　　吴冠平：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学者，各位导演下午好！2009年第四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圆桌会现在开始。圆桌会作为论坛重要的组成部分，设这个议程主要是想就论坛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一个深入讨论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各位拿到了，我们希望就三个议题深入的讨论，昨天的高峰会，很多演讲嘉宾都涉及一到两个，因此我想今天的圆桌讨论大家能够真正的进行深入的讨论，能够有一种观点的交锋。昨天高峰会的最后我做了小小的阐述，当然最后没有更多时间把我们今年设立这个主题的想法做更深度的解读，当初我们设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宗旨就是电影工业从青年开始，经过三届论坛发现可能论坛仅仅强调工业性有些偏颇，我们不太希望我们论坛推出的导演和影片成为廉价的劳力，我们不希望把青年真正的才华完全绑在商业的战车上，让他们在这个会商完全选我需要什么样类型的影片，然后找一些什么样的便宜的人来做，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沟通，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我们从创作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想让工业真正了解青年电影创作。昨天高峰发言的时候侯孝贤导演也谈到这个问题，商业电影是不断的一些动人的东西积累起来变成流水线生产，青年电影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发现感动人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的会讨论的议题，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从创作层面讨论青年电影的问题。所以说每个人虽然发言时间不多，但是还是希望比较深入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表达各自的观点。在发表高见之前介绍一下嘉宾。先从远道而来的客人介绍起。首先是本届论坛主席金马奖执委主席著名导演侯孝贤先生，台湾著名导演王童先生，台湾著名导演编剧王小棣老师，台湾（市心）大学齐隆壬、台湾（市心）大学黄匀褀老师，《不能没有你》的导演戴立忍，《一席之地》的导演楼一安，《对不起我爱你》导演林玉贤。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圆桌研讨会是一个从艺术层面讨论创作问题的一个会议，我们跟同一个时间在另外一个场地开的不同，我们希望在理论家和青年导演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真正从创作层面总结青年导演创作的问题，或者青年导演把创作中的困惑提出来，大家共同来探讨，总之我想今天会议是艺术为主题。先请侯孝贤导演做一个开场讲话。

　　电影展现的是人生的视野

　　侯孝贤：各位好！其实今天的题目应该是怎么理解两岸青年电影创作中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等两个议题，两岸青年电影创作中的本土性和国际性，其实没有国际性的意思，国际性的意思就是别人认定你的艺术水平非常高，所以基本上还是本土性，所谓文化的差异到一个程度，就像日本的（金都）这些地方，可以感受到他们艺术文化水平或者美学的水平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感觉所有青年创作者基本上还是在你自己成长的地方，你自己这块土地去表达，到一个美学跟艺术的程度我感觉就是所谓的国际性了。所以假使你跑过很多影展就会知道，反而越突出你的本地，你自己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形态打动所有人，或者是你表达形式非常的特别，这个形式的特别很多，因为电影不是从我们开始的已经一百年了，所以会有各种形式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会不自觉的柔入，所以他们所谓的国际性可能就是表达方式上会让别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一直认为电影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摄影机面对的是客观实体，是人或者事物，我们只要抓紧这个，我想每个年轻导演都会非常有这种机会，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拍电影不是你们想象一开始就是拍什么艺术片，我进入这个体系差不多有八、九年的时候，我是做副导兼编剧，我合作的两个摄影师，一个叫做（赖成英），后来跟（成昆后）成立一个公司，这前后拍了快20部片，我的编剧有十几部，现场所有的这些几乎都是我自己操作，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将近十年的片子差不多有20部，几乎每一部都是非常卖座的，完全是在这个市场体系，技术成了我才开始拍自己的成长经验，才走入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认定我是要拍商业电影或者艺术电影。而且我感觉你坐下来有一天《风贵》人家看了就邀请到柏林，但是后来取消了，是因为有不能说明的理由。然后到南特去得奖了，我没有去领，因为没有钱坐飞机。因为得奖了有奖金，下一部又得所以去了南特，我参加影展从南特开始，我感觉那是外国人的地方，外国人看的懂你电影那不错，不管怎么看你的电影，他们喜欢你的电影或者研究你的电影也好，最终还是电影的本身，你拍的到底什么电影可以打动人，先觉得要打动自己。

　　所以，我感觉拍电影不管是商业、艺术、本土、国际，其实总结的还是你自己成长过程积累的某种视野，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其实你不自觉的，你要慢慢做电影做到最后才会自觉。所以我感觉今天讨论这个题目我感觉有时候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理清，以前我们在台湾拍片因为票房不好所以一直被攻击，说我把台湾电影市场弄垮了，其实我一个人怎么会弄得垮。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吴冠平：首先有请贾磊磊先生做开场发言。

贾磊磊发言，讨论三大议题

　　贾磊磊：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青年电影相关的问题，其实在座有很多著名的导演，我们看了你们很多的电影，我们电影当中记忆里有很多是你们的作品，还有很多在座的专家，我觉得几天特别像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论坛，在香港、台湾那时候非常不容易，在97年以前，两岸三地的人在一起讨论电影非常不容易，今天在这儿很轻松聚在这里讨论，恍然感觉我们社会历史变化巨大，所以在这儿讨论青年电影的创作问题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学术的研究是电影的理论和评论工作的意义究竟在哪，当然除了自身学科体系的建构之外，我们其实不是不想对创作有影响，但是越来越发现创作理论对创作的影响微乎其微。有的东西可能事后说出来已经没用了。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不是有什么道理告诉大家，而是想倾听对方怎么想的。

　　议题有三个，我考虑了一下，对三个做一个应答。第一个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导演、艺术家身份的确认问题，我个人觉得在内地和海外，或者内地跟国际上有很大悬殊，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报告，中国电影向海外推广时，国内得奖的100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只有11.4，为什么我们内地的评价标准会和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奖项造成这么大的悬殊呢？我觉得是有本土化和国际化如何对接和传播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标准好或者海外标准的不好，我们不回避电影思想的壁垒，但是文化层面和艺术层面我们觉得不至于造成这么大悬殊，所以怎么使青年导演作品更多在海外传播这是非常重要的命题。比如说陆川的《可可西里》，这样一部作品我觉得适合在不同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当中同时获得大家的好评，当然陆川今天没有来，像《可可西里》这样的作品非常适合做国际化传播，这样一种理想主义者生死的主题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部影片原来想拍类似于西部片的枪战片，后来陆川改写成大家看到的电影，这都是所谓本土化向国际化迈进中一个成功的例子，所以这种电影我们现在特别珍惜。这种导演身份的确认，我们不希望成为一个鸿沟，在国际电影节上确认的导演国内不认同，而国内认同的导演在海外又不能接受，这个落差应该消除。

　　另外，我们现在在做一些研究时，我们发现我们的话语和西方话语存在非常巨大的接受背景的差异，我们前一段在丹麦有一个中欧的文化对话，我们在文化创意产业这个组，最后我们这个组向大会提了5个问题，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的表述问题，就是我们和欧洲的表述很多东西在语言方面产生了差异，包括现场讨论我们所发言被翻译成英文时意思完全扭曲了，当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孔子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更多的是对于问题的理解，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调研，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误读率非常高，比如中国第五代的一批电影，过去认为是专门拍过外国人看的，其实第五代的电影对于推进中国电影思想的解放运动，破除过去那种所谓戏剧中心制的电影创作理念，推动电影语言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第五代处理很多题材在时间上过去时，空间上封闭时的题材很容易让海外的人读成另外一种电影，就是他们没有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也没有中国70年代所谓创作的背景，他们不理解，所以他们从那样的角度读这样的作品。很多分析都忽略了这点，这是我们所谓本土化和国际交流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的本土化学电影向海外推广时应当选取误读率比较低的题材。前段看到一个消息，北朝鲜现在接纳了美国的一个电视片《猫和老鼠》，没有一句台词，但是是第一部进入朝鲜的动画片。像这样一部作品，就是我们在和国际接轨时，因为中国电影现在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电影推向海外。我们觉得见过太多的外国人对我们理解非常过去的，包括奥运会来的国家的很高层的代表团的人，他们来以前都把中国想象成亚洲的古巴，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第二个关于艺术性和商业性，我们一定要找到商业平台传播艺术和文化理念的路径。一个文化艺术传播的理念一定要借助公共商业的平台来推广，今年内部出了两部电影非常重要，一个是《建国大业》一个是《风声》。其实一个是内地国家电影制片机构的龙头老大，一个是民营公司的翘楚，同样两个团队拍了两部电影，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做的一件事，是把主旋律的思想表述和商业电影平台整合起来。所以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不是说这两部电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讨论特别是青年导演讨论创作走向时怎么样让我们理想被人理解和接受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研究很多问题时都发现我们文化很久远，资源丰厚但是别人不了解，不了解文化只能是作为一种传统而不能转化为一种力量。像《走着瞧》这部电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参加金鸡奖和华表奖时对这部电影非常关注，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有切实文革的感受，能用比较荒诞、超越是非对错的评价体系看待历史的影片，在我们青年这一代切身的情感记忆原理那个时代时可能才会出现这种作品。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对历史的阐释权，也有对历史感悟和书写的权利。

　　再有一个是电影评论在当下青年创作中的作用。前几天在讨论一个问题，过去比如讨论艺术都是优劣、高下的评价体系，在对艺术电影或者对电影工业，电影整个产业评价中有没有一个所谓是非和对错的问题，如果仅仅讨论它的优劣、高下，可能在真正艺术的话语体系内是没有是非对错的，谁喜欢一种电影难道就错了吗，就是这种是非对错的定义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领域使用，但是仅仅强调优劣和高下有时候觉得不是非常全面，所以怎么样在电影学术评价体系建构非常科学，或者被大家共同接受的评价体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最后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结论，但是我总结我们影片可能触及一些是非的问题。我们究竟把这种是非高下、优劣和对错哪个放在最前面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谢谢！

　　吴冠平：谢谢贾磊磊先生！下面有请中央戏剧学院路海波教授谈谈自己的看法。

　　路海波：我就第二个问题关于青年导演如何处理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两者关系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就是北京放映第十三届，王全安领奖时提到一个话题，那个活动是讲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去的问题，走出去获得很多成功和反向，王全安有很多电影有参加国际影展，不少获得好评。这次我在釜山的时候专门看了他的《纺织姑娘》，这次也参加了北京放映的活动。他上去讲话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走出去，但是他说现在在考虑怎么走回来，我理解就是很多青年导演都在走的一条行动路线，虽然这几年中国电影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陆很多青年的导演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是一个导演要想被社会和投资人所知，而且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其实很多导演要拍艺术导演希望在国际上获奖，成了名之后再做商业电影的尝试，这种情况在大陆非常普遍。我们有很多青年教师是不断的拍作品，最近我们又有一个老师（高胜杰），自己花钱拍了一部他的电影，这个电影实际上也是一部艺术片，后来我就讲也应该拍了4部了吧，包括给上影集团拍的《兄弟姐妹》是以少数民族和汉族儿童关系做题材的，另外还给（宋祖德)公司拍过电影。后来我跟他讲，这次拍的电影自己花了差不多120万，但是在那以前我们一个2004年本科毕业的（韩秋实），前不久搞了他的电影首映式叫做《多大的事儿》，那部影片拍了120万，但是南京的票房，当时北京首映式的资料也告诉我们，南京的票房超过一千万。但是因为他的制片主任是我们制片管理专业毕业的，跟他同届，那个制片主任说经他手的钱也就60、70万。换句话说，我猜测像《多大事儿》的导演可能将来再拍片子就会有人给他投钱，那么将来他要走的路也可以进行艺术片的尝试。刚刚贾磊磊说的话我也是同意，不管你起步做艺术片还是做商业片，可能是因时因地而议，像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起来很多人选择做艺术片，事实上他们的成功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个是他们折服了大概有十几年，文革很多生活阅历的积累，对中国社会非常深刻的体验、感受，包括他们自己生活的积累和学术的修养，到了那个时候喷发出来了。他们是实践者、亲历者，通过自己双重深厚的修养表现出来了。现在的年轻导演说要出名就拍艺术片，像（高胜杰）拍了4部电影，这部电影怎么样命运还是不可知。我就跟他讲还不如学学自己刚毕业的学生，我说你不如用一部比较好玩儿好看的电影，不见得花多少多少钱，关键还是看自己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但是他还是一心想要拿奖。

　　我想面临这样的一种矛盾艺术教育应该怎么办，电影教育应该怎么办，我们在学校其实也是想通过各种机会，包括请非常好的导演、编剧或者制作人，我们这学期准备请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导演或者是制作人，包括理论家，分头跟他们联系了他们也都同意，包括像王中军，像电影局的副局长（张宏生），还有蒋雯丽，因为蒋雯丽带着导演处女作也不错，获得釜山电影节观众最受欢迎影片奖。

　　我期待咱们有更多的导演，包括刚才侯孝贤导演也说早期进入这个圈子拍的影片和参与制作的影片票房都很好，只是后来他拍了很多，当然早期的片子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后来他拍的一些，包括我的一个博士生何可可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定为专门研究您的，他的论文是在同期毕业中的论文非常不错的。我就说很多前辈导演，包括现在很多崛起的年轻导演，这方面做的都很好，包括像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巧妙的商业电影难道就是商业电影吗？艺术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吗？难道就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的商业元素吗。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我们的年轻导演，包括我刚才说王全安要走回来，我感觉他想拍更多或者尝试拍更多引起观众欢迎的，能够获得更多票房收入的电影。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是很好解决，因为更多的年轻导演要拍艺术片，或者他们自己感觉要拿奖的艺术品，我觉得还是一种不得不这样的生存选择。因为咱们知道年轻导演要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即便像管虎、王小帅同班同学有几个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我觉得一次圆桌会议也不见得能够解决。但是我想中国电影、大陆电影现在整个发展态势非常迅猛，可能年轻导演机会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觉得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我只不过是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各位在座的，包括侯孝贤导演这样的大师，因为我的学生也到香港参加电影节听过侯孝贤导演大师般的讲座，他们收获非常大，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和侯孝贤导演和其他在座的青年有更多机会通过自己现身说法告诉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处理电影艺术创作中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吴冠平：其实路老师讲的非常实在。实际上在现实状况下很多年轻导演创作通常困惑这些问题，解决我的电影在国内发行还是要拿到电影节上去，我的电影是跟多的把我自己东西表达出来，还是为投资人负责任。所以这种常常在创作过程中成为一种杂音，这种杂音最后反而主导了创作的状态，在我看来这种状态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可能忽视了电影创作本身的魅力，忽视了电影本身所拥有的本质的东西，忽视电影本身另一面的力量。反正这两年年轻导演基本上是被一些资本家所绑架，当然大陆这种钱非常多，他们拿出这个钱指定你拍这样或者那样的作品，很多年轻人得到第一次机会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委曲求全，边边角角放到电影中去，当然效果肯定不好。这两年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说《走着瞧》《不能没有你》是打通这样的围栏，我们不再考虑什么本土、国际，不再考虑艺术、商业，电影应该怎么样拍，应该打动谁，这可能是新一代导演中希望通过这样圆桌会深入讨论的。下面有请周星教授。

　　周星：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看到比照起来看的比较少的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因为这几年大陆电影市场的跃进和创作的繁盛，给了我们很大的自满感，但是实际上缺失了比较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刚才侯孝贤导演说的话很大的启发，他是这个主题关于国际化，我看国际化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本土和相对的国际与商业这个话题，因为在这样多元化的背景下，我自己觉得大陆的电影来看所谓国际化的创作实际上含有这样一个不正规解释，计划经济年代里电影的创作是非国际化，缺少一个公平或者说落脚在现实中的东西，所以大陆电影走向国际化时，更多的人包括观众和创作者，包括在座的年轻导演已经不由自主，你想强制国际化和非强制，他更多的是市场化了，就是导演已经不由自主的被时代支配。 把他本土的一些创作不仅仅是局限于风土人情的创作。同样的道理，在国际化的另一个解释，过去的创作可能局限于自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多电影更多试图可以安心的做自己的艺术创作，这样它缺乏市场这块是比较单一的本土化，这个本土化缺少一些比较的东西，正如我前面说看了这次港台的电影包括大陆电影，尤其我比较喜欢台湾来的电影给我的感觉。我看了香港电影仅有的几部，可以感觉香港不由自主折射无论是本土还是国际所混合的影像，这个影像动荡不安和模糊不清的一种丰富性，台湾电影我忽然发现是兼顾现实生活之中很难抵挡的文化艺术的追求，换句话说本土的特色现实关照的特色，大陆这次电影给我的感受，创作中试图在现实和个性表现里做新鲜的探讨，各位知道这次电影无论是李大为的电影还是其他的电影，包括黑色的幽默比较多的体现。已经从技术层面上的新鲜进入到内容表达中。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的含义是我们判断电影的创作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已经不能拿一个单一的追求或者是单一的名词解释，就是世界一样的解释来解释了，因为我们换了一个新时代。

　　第二个感觉，因为我们看的大陆电影相对比较多。大陆电影给我总体感觉，以大陆作为基准，因为产量很大，以满足角度我觉得是三个：得失很难说，第一为了满足市场的娱乐追求，当然是进步观念里的娱乐追求，我很坦率说这次一些导演创作中过于偏重这个，影片第一部开始一直到中间切实导演的那个有点偏颇，就是影片没有内涵，影片里没有看出编导的具体思考。我觉得为了满足市场的娱乐追求，花哨，我觉得镜头后面比较空虚，因为我前提是在这个时代关注在满足市场和满足娱乐时，那么有些东西确实有这个问题。当你影像后面缺少编导者试图表达的意图，很花哨很技术化时。我们去国际电子游戏大赛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很迷惑，这个时代的看电影的需求跟我们那个需求是不是有差异。但是最终满足我们娱乐、情感需求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电影永远是表达人的情感。我觉得影片体或者是局部会折射出这些导演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需求。我回应吴冠平主编的三个话题，我觉得根本的核心，无论国际还是本土无论是艺术还是商业以及你的创作，我相信时代如何变化不一样的影像观念的观众对于电影看到的一定会通过表面而看到实际。

　　唯一没有太解决的问题，在大陆目前只差一点点就被《建国大业》打破的《变形金刚2》的票房的影像，这个我不多说。

　　第二个影片我感觉，我可以看出这次的影片是为了满足情感的艺术追求，很明显创作只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感的需要，为什么要接着在一起，为了满足追求因此对于风格、追求对于里面东西的动人性，这次要特别提到包括大陆和台湾的电影，这次不管是《对不起我爱你》还有《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影片，还有《爱有来生》等等，非常明显的从态度上采取创作者试图把自己的情感通过影像艺术表达。当然台湾这两个片子风格不太一样。我想说像这类影片为了情感艺术的追求，就会突破仅仅站在市场、大众，过去包括舆论家也在推崇一定要满足市场，然后走偏了就变成娱乐的东西，包括很有票房的一些东西我断定人们马上就会忘记，而一些抒情的影片人们不会忘。任何创作者只要花了心血投入影像里一定会被人记住，任何人花了很多的诡计或者技巧试图让这个影片很喧闹，一定是让人们喧闹而最后烟消云散。

　　第三个为了满足个性的创造和追求，这次影片也可以看出，比如说《走着瞧》，当然它是比较特殊年代、特殊背景的故事，能做到它的艺术技巧的追求，就是两个女子之间构成的生命关系，还有大陆的《斗牛》等等，也包括《800磅》，我们过去看到青年导演影片为了这种个性经常用比较昏暗、阴暗而且比较卑鄙的心里投和大众的需要。电影创作到底是让人们试图看到一个角落，以及阴暗的东西让我们感同身受的反对现有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始终让人非常难受。所谓国际化，我觉得如果国际化从内容角度来说也带有这个意思，但应影像不管有什么残酷、狡诈，毕竟是要让看过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产生美好的东西。所以我说这次个性创作的一些人，试图用一种机制的方式来表达，给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之光，同时看到生活中的困惑的东西，但是试图解锁他，台湾的电影《不能没有你》，像这种非常严酷的生活，但是整个影像对生活的态度，在局部地区让我们感受到他的难处，但是最终让看到它的难处的目标是在哪。

　　我自己期望如果融合吴冠平这个主题，我看青年导演给我一个启发，我觉得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好的华语电影应该是有顺应时代需要的，我们过去一些包括大片越来越疏于现实，我想我们必须提出现实，现实的艺术追求。进一步说，如果追求艺术的话，我们过去说一些艺术的追求非常各色，非常的干瘪，我自己想说，这样的电影对于艺术是情感把握，一些大片乏味的情感。第三，我觉得情感就回到会议的主题，明显看起来这是一个真理，情感的本土的质感，但是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的本土化，我觉得是包括东方人固有的表现。在情感琢磨上可以让世界共通的方式，但是过程中一定是独特的。这次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在三地的电影比较里，得失我自己感触的非常虚。我自己有两个虚幻的想法：一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新世纪，市场已经相对美满的时候，我们该有理由该对本土艺术的电影做细致的追求。二我们电影如果缺少对现实的关照和对情感的琢磨，那么可以成为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

　　吴冠平：无论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交流时也能听到几方各自的抱怨，我们通常觉得《疯狂的石头》太多了，台湾导演羡慕这边的导演有很多资金拍电影，这一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电影，除了这次影展的影片，像《最遥远的距离》、《海角七号》等等，觉得台湾青年导演有另外一种创作状态，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电影形态，我想我们这个圆桌会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大家交流一下。下面黄匀褀老师做发言。

　　黄匀褀：各位好！也满不好意思的，我当初来到这边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来到地球，我来到这里是因为齐隆壬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来，我最近研究一个问题是对台湾电影产业的现状，与其来说这边发表意见不如说来这里寻找问题和答案，今天三个议题发表我个人的浅见，跟年轻导演一样我研究上是一个年轻的新人，就我个人的看法看看这次的学习跟这几个议题的看法。

　　第一个有关青年创作的本土性国际性的问题。我很赞同贾磊磊老师说的话，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李安导演曾经说我再台湾人家说我是第二代外省人，在大陆人家说是台胞，在美国人家说是亚洲人，我就觉得这个本土性、国际性，有时候是主体跟他人的关系。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本土的文化？我之前看了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最好的时光》，是在侯孝贤导演创作最丰沛的年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重要，如果以新导演创作的观点来看，这个世代我不确定大陆的情况，但是至少在台湾的状况是一个文化混杂的状况，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东西，美国人的电影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就是他们所谓电影的代名词。前两天我们做一个讨论，为什么好莱坞的票房跟艺术片的票房有先那么大的落差，占台湾市场的90%跟10%不到的比例，台湾有些导演不得不思考，我在这个市场没有地方我非得到别的地方，或者非得向投资者弯腰。当然昨天的一些讨论我也有一些感想，好象侯孝贤导演所提的如何看待身边的事物，最终是你如何诠释，侯孝贤导演的经验给很多年轻导演一些鼓励，先去把技术练熟了。我个人对年轻导演的创作，就是如何以量产值，如何开始从很多的训练当中慢慢的培养出自己的能量，来做属于你自己有质感的东西。

　　因为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我觉得电影的教育能够为这个产业做什么，特别是本土与国际的做法，因为我发现台湾很多大学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年轻人都喜欢什么，他们社团只有两种，一个是乐舞一个是电音。那么他们的文化本土性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年轻导演，或者学者他们也混淆了，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是本土。我们面对创作如果以导演自身经验出发，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自身的成长经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台湾的现状在这样一个商业观众认为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的观众怎么办呢？我在学校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我试图让很多人养成电影试读的习惯。当他们开始养成不同品位的时候，我觉得新的创作者可以在观众有不同品位下产生新的对话，我倒不认为所谓国际跟本土的问题，我也不觉得这个状况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当我们看到这个新世代已经发展到这个状况，而且文化是多变的，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呢，我们回到一个思考，身为人的一个共同经验是什么，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再回归到诚实的面对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和基础。我觉得创作者自己要体验我认为观众也可以有被教育的机会，至少台湾来讲电影本身就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因为要面对的不是个人。

　　第二个我在思考如何面对创作者的艺术个性跟商业理性的冲突。现在这个思考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到底现在是经济决定论的问题还是文化决定论的问题。在消费者时代，像这种看电影的，源于经济，要花钱才能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真的要沉浮在这样一个经济决定的时代吗。说实在话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答案，虽然昨天郑洞天导演提醒大家有一个打死不退的精神，我觉得文化和艺术一直涉及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导演要持续拍片就面临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需求，以至于这个必须的经济需求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去处理，但是如果就一个文化与艺术的利润点来看，其实我认为年轻创作者要思考的是时间轴的问题，假如说要解决经济问题当然是立马要解决，但是如果要把我的片子是一个文化背景的话那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问题。我不想对艺术与商业做一个对立的批判，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很多人在讨论定位，那你作品是一个要在时间洪流里延续下来的东西还是面对短暂经济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属于个人导演私人创作自我醒思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过去在台湾有一个美好的时代，八十年代台湾影评很蓬勃。我觉得影评跟评论是两码事，因为评论是有论述有理论，有批判有建议的，可是现在有些人说这个评论为什么对某些电影造成一些影响，我回归到台湾电影经济上的困难，大家做电影宣传时不得不依靠所谓的网路做行销，因为一部片子30、50万的电影行销你要他们怎么做，所以他们就重视口碑。我觉得这是很可行，只是用口碑，只是用这样的讨论做电影的评论。这是我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简单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