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北京国际演艺服务平台启动仪式 26日收官

　　杨乾武：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是不落后的，特别是培养的艺术人才。从朱镕基总理过世之后搞的教改，很多大学都搞艺术系，这是一个“大跃进”，无论如何也是给有梦想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这种人是不缺的，至于能不能成才是一个环境问题。

　　张长城：比如说它是一个市场，有若干要素。人才的问题。那么投资人就说了，我至少认识某某五六年了，他成绩非常好。那么你是一个新人，你非常有才华我凭什么信任你？

　　朱红：电影行业更是这样。

　　张长城：所以这个行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投资，但是找不到可投资的人。这个行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没有资源、信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爱迪生发明灯泡很伟大，现在灯泡5毛钱一个，还有很多人在地下室发明灯泡，这是一个很悲壮的事情。还有我们在很多时候，如何把这些要素重新配置？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某种程度上说有一定公益性的事。但是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大家现在觉得种出的书，还不知道最后桃子被谁摘。

　　其实媒体现在也有很强烈的愿望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比方说也许我们有一定信用可以说服投资人、银行，甚至说服政府说，我们放一个基金在这去给这些处女作投资，给这些经过公平、讨论、有可能出生的种子进行培育。实际上是一个人才培育的计划也是一个内容培育的计划，甚至是团体的培育计划。我们每在培养一个人才时，必须要在他身边配备十个辅助型的人，才能让他真正发挥作用。而这个事某种程度上，当做任何一件投资时都要做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又回到最原始的事上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平台，这些数据也都无法客观。

　　今天我们承认马云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创造了淘宝、支付宝。那么演艺行业里是不是也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让各种要素真正在里面公平竞争。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盛博：我们网友就问了，平台到底是什么？其实用淘宝打比喻还真的很有意思。淘宝现在有比价系统，比一下这个话剧大概要什么样的演员，希望它有什么样的要素，可以用这个平台搜索出来。而这里也有支付宝，您筛选投资的剧目。

　　高伟：这里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在外面的展览展示区墙上有好多名录，桌子上也有很多册子。我们做了一个事，向能够辐射到的发了一份表格。一个是给演出方的，其次是发给演出方的，最后是发给所有演出商（公司类主体）。这些表格相信在座有一部分朋友是收到过的。因为时间筹备很紧，我们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回来一二百份这样的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包含什么要素呢？比如说剧目的话，我们不仅收上来剧目完整的名称、简介、主创团队名称、剧场硬件技术参数需求、巡演具体报价、巡演过程当中对于住宿标准要求、具体联系人联系方式、交通方式要求（硬卧、软卧、飞机），这些东西我们都在整理。大家待会可以在册子里翻翻看，里面就有这些表格化的东西。这些工作都是平台当中的一个很小的服务内容。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用更长时间筹划这个平台运作的话，如果我们积累足够多的报价信息，就这一个事就可以为平台做很大的服务内容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情况可以反映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迫切需求，我们做了6本册子，截止到刚才我们丢了4本了。这次来的都是同行们，所以看出来需求是很旺盛的。

　　这是一个具体案例，可能大家会更明白我们平台是干嘛的。另外我们演艺服务平台还有两个层面的事情，首先它是一个实体的事情。比如说落地形式可能是若干艺术家、博览会形式。在天上的形式是什么呢？现在演艺服务平台的网站已经启动了，大家现在也可以访问到，明年我们还会用更长时间将其功能更加完善，可能变成24小时服务的平台了。所以这也是平台的体现。而这个平台随着大家合作慢慢搭建起来之后，至少可以完成两件事情，首先是尽量降低演艺行业的成本问题。就像投资人选剧场等等，你面对的选项少时，那么成本就会高。第二个作用是可以加强沟通。我经常跟别人聊，因为我自己做网站，宽度网就是一个小的平台，我经常面对很多剧组和演出商。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每个导演跟每个导演之间，每个制作团队和每个制作团队之间几乎很少有沟通。

　　朱红：同行是冤家！这都不懂啊！（笑）

　　高伟：其实也不是冤家。我经常说搭平台有一个好处，虽然我们平台小，但是搭建起来之后，比如说可以跟搞笑减压的合作，也可以和芭蕾舞的合作。因为我们是平台，并不生产东西。所以这样承担的力量会更大，效果也会翻倍。

　　杨乾武：歌华集团是北京市最有实力、最强大、最拥有强势资源的文化集团。听说是上市了。它上不上市也是最厉害的，第一名。我希望通过这个演艺平台能够帮助演艺事业，我觉得有两点，可能有点理论化。第一可以形成好的价值导向。这个可不是空话，它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心理动机。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如我去了深圳，我对深圳这个城市很感兴趣，因为它是完全新兴的城市。人口300万，流动人口加起来一千多万。但是主要的主体人群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多有魅力啊！年轻意味着青春、理想、各种各样的梦想。如果年轻都不意味着这些，那我都不想活了。年轻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城市做戏剧的时候遇上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戏剧活动，年轻人不太感兴趣，不爱参加。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价值导向。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行为。他做任何事情都很功力，没有直接好处就不来。其实细想想，比如一个戏剧活动我们同行人不来参加，你损失多大啊。其实我们是一个利益群体。大家可不是冤家，而是共同利益体。它越庞大、越影响社会各种导向，（导向很具体，影响新一届领导重不重视这个利益群体、影响观众等等）。这不是说“关皓月的戏跟我没关系。”其实这些活动我们应该积极参加。现代公民社会都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社会、非政府组织、社团组织构成。这个利益群体越大，它做的事越有意义，越会影响社会进程、政策制定。我就希望演艺平台可以在价值导向上（发挥作用）。不要说什么都是市场、什么都是商业。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来推动就很麻烦。

　　就像前些年教育改革一样，市场化，你看看是什么样子。医疗事业也是这样，不给钱都不救命。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形成好的导向来推动。

　　还有一点，要有一个基础的制度设计。这个基础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我们的参与戏剧的人、参与演艺的人等等所有人，可以保证他基本的生活。生存保障。基本的生存尊严。本来我一直认为，北京的小剧场从业者，大量的年轻人是咱们国家演艺不同阶层里面的农民工、底层。他们更多的需要政府、社会的关注，也是一种文化民生的保障。我们要像文化民生一样给他基础，不是说大酒大肉，而是让他得到基本的保障。我们为了理想梦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像在大街上讨饭。

　　如果价值导向、政府资助，我认为不缺人才，特别是北京。人很多很多，有梦想的人有很多，有潜在才华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现在需要一个力量激活它内生的创造力，我觉得会很快地出现一个好的状况！我希望这样！

　　傅维伯：刚才说有赶场的，我就是赶场的人之一。所以在走之前必须再说两句。刚才杨老师说这块平台搭建对推动北京演艺行业发展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六中全会以后，这是明年要实施的，所以明年这是对推动这块有很大意义。再一个刚才说到戏剧圈低保，如果说我们现在不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支持，那么今后的未来就是空谈。

　　另外，全社会应该通过六中全会之后把戏剧整体现状了解一下，进行细分。把有的问题和我们今后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都琢磨的比较透彻，再说怎么去发展、红火、投资。其实戏剧是一个特别的领域，或者说演艺界是一个特别的领域。刚才说同行是冤家。其实都不是，而是相互尊重。如果大伙儿相互尊重了就可以，所以尊重和沟通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特别希望歌华中演把这块平台搭建好了，真正作为服务平台，为在座的，为像我这样的，还能使点劲的，再使点劲，利用这个平台再做点事。谢谢大家！

　　朱红：谢谢！

　　盛博：谢谢傅老师！

　　（鼓掌）

　　朱红：其实刚才提到同行是冤家，我有一个想法。

　　张长城：傅老师走了，咱们请台下的袁鸿上台就坐吧。

　　袁鸿：我刚才坐在下面并不是观众，而是旁观的感觉。若干次想发言，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想法。既然来了，我就先前面的话题有一点要说。

　　不管是资源还是平台，现在很多人毅然决然地辞去之前的工作，像《新京报》的李蝴蝶。除了艺术院校毕业的，其实还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还是非常热爱的。我们说服务是最重要的。行业的共识也是重要的。刚才大家说的剧场，像场租等等。有的戏可以卖20块，有的戏可以卖100块，真的有不同的质量和艺术水准。我这么说不是对演出剧目有所偏见。因为大家进入起点和呈现作品艺术水准真的不一样，这要有一个相对的分层。后面我们再继续探讨，感谢几位邀请我上来！

　　朱红：说到分层，我说一下自己的小观点。我觉得现在北京观众还没有达到分层的数量上。比如说一百个人，为什么说同行是冤家？因为他的营销好可能这一百人进了他的剧场。刚才说到莫斯科一百个剧场都是满满的。因为有这个基础。

　　盛博：就像麦当劳追着肯德基开店一样，因为这样聚集起来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关皓月：其实现在上下游人都挺多，唯一缺的是制作人。比如说这个作品到底在什么样的剧院卖给什么样的观众看。我们把一个作品放在大学生聚集的地方可能就要卖学生价，要是放在别墅区可能要卖富人的价。所以唱歌的人很重要，这么多艺术产品，现在戏的产品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戏就值三四十，有的戏卖八百都不觉得贵。所以当一个产品生产出来，我们要通过什么途径把什么作品卖给什么人看，做这样事的人太少了。

　　像袁鸿出来，绝对是权威。他卖的戏多了。

　　朱红：皓月可能是站在比较商业的基础上。我感觉本身戏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不是说戏的水平都很高了，然后再讲戏怎么卖。我现在每周看好几场戏。原来我都是一定看到最后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基本上看到40分钟，觉得这个戏很差。

　　关皓月：终端还有很多问题，我就挣租金，谁来都行。这是最可怕的。现在剧场主最起码有点艺术情怀，得知道什么品质戏能来，什么品质戏我不租。

　　杨乾武：门槛问题。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朱红：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跟杨杨讨论一下。

　　盛博：要讲精准定位。

　　朱红：如果年轻演员应该给他足够机会，但是能不能不要一上来让他演大的名导的作品。这样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方式。

　　关皓月：还是制作人的事。

　　袁鸿：关于找什么演员我要打个叉。像《伊凡诺夫》，这帮演员也都是年轻演员，也非常好。任何戏有这个热情有一定水准都可以在剧场卖各种价位的票。我们可以不置疑的。现在北京人才很多，归类到戏剧也很多，但是从年轻的导演、编剧、演员也不少，但是相比于中国的香港、台湾，我们的近邻日本来说，起步要比他们好很多。我刚参加完东京国际艺术界，主要作品都是年轻导演的作品。今年最佳戏剧奖的作品，这个制作者是便利店的全职员工，探讨日本人在“311”之后人们的心态等等。还有做剧场的人应该首先应情怀，有一定的艺术水准。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三琦里惠子（音）。她又考了研究生。但是90年代泡沫的时候她去了香港，做了排练场又改成剧团。她在那怎么为生？她会教香港人说普通话，还有另外一份工作，这两份工作养活她，而且她做戏剧作品也非常好。其实她长得很漂亮，做导演也好，做演员也好。

　　我曾经去香港参观过她的小剧场。我们打的去的，但是我们离开时，她的同学不愿意用相对奢侈的方式。也是希望为惠子（音）多做一点事情。我说，可以多做沟通。就是这么一个日本人坚持下来。包括香港一些剧团都是这么生存。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最浮华的表面的东西。但是有几个演员会花几个月时间认真排练，有几个演员七点演出是中午两点赶到剧场的？所以有的人一进入就很容易松懈了。

　　去年戏剧舞蹈演出际，《外套》作品创作者也是花很长时间（两年半）做出一部作品来。现在我们有平台、资源、观众，但是我们用心了没有？有多少投入？我们用了多少功进去？这才是今天要想的。

　　朱红：谢谢！真的要是用两年半时间做一部戏，他们生存怎么保障。我觉得这是一个链条。

　　杨乾武：肯定达不到。咱们生活保障没有。我们也要推崇袁鸿讲的“戏剧达人”。很出色的，雷锋式的人物，我们应该学习，但是不能用这样的要求要求所有人。

　　袁鸿：你用两年半做一个戏，不是说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比如说签约艺术家，致力于剧场工作者，有一个廉租的公寓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关皓月的剧场或者歌华应该做这样的事，让大家在一起多沟通。如果我是创作者，我其实也是愿意打其他工的。做领位，可不可以？我们不能只端着做一个艺术家。

　　盛博：场上讨论的非常热烈啊。我们场下观众也是希望跟场上互动一下。现在有提问的嘉宾可以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