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21 黄皮肤美国人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战争结束了，人们象做了一场恶梦。日本有一百一十多座城市遭到美军的空袭，伤亡人数总共达一千五百万。

　　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乘飞机抵达了厚木机场。1946年3月，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宣言”，巡游了全国各地，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国民的面前。

　　1946年，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举行了男女平等的议院选举，颁布了日本国宪法。但是，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民来说，大米、面酱、酱油比宪法更为重要。据说，日本饿死了几百万人。人们为了争抢粮食，早已把人类的道义置之度外了。

　　“银灰”这个生动的词，就是这时产生的。所谓银灰，就是雪白的大米饭的意思。当时，一碗大米饭的价格高达十日元。而这十日元，若在战争期间可以够一个月的房钱。由此可见，通货膨胀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冻结了所有公司和个人的存款。在延期偿付的名义下，户主一个月只限使用三百日元。此后不久，日本发行了“新日元”的纸币。

　　美国驻军干预日本政治之后，妇女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社会上出现了“女警官”。战前，日本人受着“男尊女卑”的教育，战后，女性突然跑到了前面，男人们无不感到惊奇万分。战败，使女人开始认清了男人的真面目。男人们整天价无所事事，在黑市上逛来逛去，虚度光阴。被疏散到乡村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城市，而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流浪儿的身影。

　　电影制片厂的男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的工作忙忙碌碌，但精神上没有什么朝气。昨天，他们还在绞尽脑汁用花炮制作假炸弹和子弹，拍摄战争场面。今天，他们又不得不学习拍摄民主和自由解放主题的影片。这些影片，有的是喜剧，有的是历史剧和爱情故事，总之，根本不挨战争的边儿。1945年，日本全国生产了十二部影片，1946年为二十部，1947年拍了二十九部，1948年增至三十四部，1949年竟达到五十三部。

　　战后，又恢复了女性电影的地位，所以我平均每年要拍六部片子，简直忙得团团转。战败那年，即1945年，我拍了六部影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浦岛太郎的后裔》。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成濑巳喜男。成濑巳喜男1935年从松竹公司转东宝之后，导演了许多部佳作。在《浦岛太郎的后裔》中，由藤田进扮演“浦岛太郎的后裔”，我扮演一个对太郎抱有恋慕之情的姑娘，议员由杉村春子扮演。

　　在我看来，杉村春子的演技真是“完美无缺”。但是，我十分清楚，“我不是杉村春子”。因此，我在与这位明星合作时，反倒放下了包袱，无拘无束，我心想：“您是您，我是我。”可能在杉村春子看来，我很象个狂妄自大的姑娘。后来，杉村春子对我说，在拍《浦岛太郎的后裔》时，我还教过她“香粉扑儿的洗法”。这简直是多余的关照。有那份时间，我学点她那高超的演技该多好啊！她微笑着对我说：“我还把那个方法也教给了文学座剧团的年轻人。”我早已忘了那件事，听她这么一说，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这个人简直象一辆刹闸失灵的破车，干起事来没深没浅，真是毫无办法。

　　吉普车驶进了我们的制片厂，来参观的美国兵越来越多。有时，我也抽空到日比谷的东宝剧场——战后改为“阿尼贝尔”剧场去演唱。我回到化装室里的时候，经常有美国兵送来一袋一袋的巧克力和糖果。不知不觉我们就熟识了。他们来到后台坐在草席上，海阔天空，聊个没完，边聊边发出爽朗的笑声。我突然发现，在他们当中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士兵。他们的肤色是黄的，长得很象日本人。我和陪伴着我的养母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养母鼓起勇气，用日语问那个士兵：

　　“您是哪国人？”

　　“我？……我是日本人啊！”

　　“为什么当了美国兵？”

　　“是的，我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

　　“从哪儿来？”

　　“夏威夷。我们是日侨的后裔。”

　　“打过仗吗？”

　　“是的，我在意大利……可没打过日本人。”

　　“？……”

　　一个黄种人士兵操着广岛口音，自称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出生在夏威夷，是日侨的后裔……这使我们母女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顾不上这些吵吵嚷嚷的士兵，打开了饭盒准备吃饭。如果不快点儿吃，又轮到我第三次上场了。养母做的饭团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饭盒里。

　　“老妈妈，我吃一个饭团子行吗？只吃一个。”

　　我和养母吃惊地回过头去。那个黄种人士兵躬身属背，两眼看着我们的饭盒，说罢又不好意思地眨了眨眼睛。

　　“你要饭团子？……那请吃吧！”

　　“噢，谢谢，谢谢！”

　　黄种人士兵把养母给他的饭团子放到嘴里，然后高兴得仰面大笑起来，眼泪都几乎要流出来了。坐在角落里的另一个黄种人士兵羡慕地望着他。于是，母亲也递给了他一个饭团子。他毫不迟疑，用黄色的手指抓起饭团子就往嘴里送。两个人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用英语嘀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养母望着眼前的情景，便异常慷慨地对他们说：

　　“明天演完戏，想吃饭团子的话，到我家里来吧！”

　　“噢，那太好啦！我带朋友去可以吗？”

　　“行，行！”

　　养母笑着，一边拍若胸脯一边点头表示同意。

　　一天傍晚，我刚从制片厂回来，养母就开始做饭了。他们约定晚上六点钟来。不一会儿，我家门外来了两辆大轿车，从车上下来男男女女共三十多人，但没有一个白人。我请他们把鞋脱在外面。我家的客厅只有十张草席大，来的人把这小小的空间挤得满满的。养母一看，又立即跑到厨房里。因为她准备的饭只够三个人吃的。我请他们听唱片。唱片听完了，他们开始唱起歌来。有两三个女兵还跳起了舞。

　　我把家里的碟碟碗碗全都拿了出来，装满刚刚出锅的饭团子，摆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高兴得发出一阵欢呼声，然后便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团子，咕嘟咕嘟地喝着粗茶。

　　“要是没有这个，饿着肚子，可打不了仗啊！”

　　“在意大利，我们都是用钢盔煮饭吃的。”

　　他们的脸色非常黄。据说是因为吃了预防疟疾的药。

　　他们一边吃着饭团子，一边对我解释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到剧场的后台来找我，主要是想结识一个日本女人，以便能吃到饭团子。

　　他们吃饱肚子，打了几个饱嗝，说了几句客气话，把带来的鼓鼓囊囊的纸袋放下就立刻乘车回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等在门外汽车上的司机却是个白人。

　　后来，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我家玩；有时还带来自己的朋友，以及朋友的亲戚。总之，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家简直被他们给占领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家虽小，但比他们的兵营要舒服得多；

　　我们慢慢地熟悉了，他们经常用车接送我上班回家。不仅如此，他们还送给我斜纹呢料、化妆品、威士忌酒、罐头、长筒尼龙袜等。当时的美国货，我家应有尽有。这么多东西都是对饭团子的酬谢。

　　22 红色摄影棚

　　1946年3月，为了拍摄由岛崎藤村小说改编的影片《破戒》，我到了长野。《破戒》描写的是，一个叫丑松的青年遭受民族歧视的故事。我在读《破戒》的原作时，经常被故事情节所打动，几次流出了热泪。我非常喜欢这部文学作品。

　　我在长野县善光寺附近的一个旅馆呆了一个月。导演阿部丰是位非常认真的人。而著名摄影师小原让治比他还要认真。

　　小原让治说：“那个山头的右侧如果不出现云彩，我决不开镜。”

　　池部良扮演丑松，我扮演志保。我们每天都要化好装等待浮云的出现。五天、十天过去了。被选为外景的苹果园里，苹果压弯了枝条，被主人摘掉了。于是，副导演只得跑到水果店去，买来苹果，然后，用铁丝把苹果拴在树枝上。这项工作，每天都得来一次。化好装的池部良和我，不停地帮副导演往树上拴苹果。

　　这天，我们又等到日薄西山，山头的右方依然没有出现云彩。我们只好坐着汽车返回驻地。这时，外景队的负责人早已等在驻地门口。见面之后，他立即对我们说：

　　“总罢工了！外景拍摄工作立即停止。明天早上撤回去。听说，下午要开大会，全体出席……”

　　为什么？因为罢工就必须停止影片的拍摄工作？我真一点儿也不理解。当时，我是一名与东宝公司签了专属合同的演员。

　　在电影公司里，有工资制和合同制两种制度。剧务人员实行工资制，按月领工资，提前上班、加班都要另给钱；盈余的钱用来发两次奖金。实行合同制的主要是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等。首先决定拍一部影片多少钱。如果一年拍四部影片，制片厂便把四部片子的钱，分十二个月支付。如果超过四部片子，超一部支付一部的钱，这与奖金无关。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合同导演和演员拍一部片子，领一部的钱，明天如何没有任何保证。说起来，我们很象怀揣一把刀，依靠手艺吃四方的厨师。

　　合同期有的一年，有的三年，因人而异。如果这些合同导演和演员想罢工，可以一对一地干。这些人的地位说强硬也真强硬，但若说脆弱，恐怕再没有比他们的地位更脆弱的了。

　　1946年，我与制片厂签了三年的合同，每年拍六部影片。制片厂全体工作人员举行总罢工，虽然与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但他们是帮助我进行拍片工作的战友，如果他们认为罢工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我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工会大会是在东宝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举行的。人们听到广播后，都拥进了摄影棚。但不知为什么，人们进入会场之后，三个出入口却被从里面反锁起来。我想这下可坏了。正在这时，一些年轻的汉子从四面八方跑出来，把住了门口。

　　在摄影棚的正面有一个拍内景用的台子，台上放着一张桌子。从一开始，大会就充满了一种异常气氛，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安地看了看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阴云。

　　美工宫森繁、摄影师官岛义男、录音安藤重远、制片人伊藤武雄，还有演员浅田健三相继跑上台去，慷慨陈辞地开始了演说，他们指责东宝公司的领导集团，说明了工会斗争的手段。什么“斗争”、“组织”、“团结”等，这些我从未昕到过的字眼儿，一下子灌进了我的耳朵里，但我根本不理解。更使我吃惊的是，如今在台上满脸涨红、演讲得唾液四溅的人们，与平日相比，简直判若二人。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工作出色，很有涵养，待人亲切，态度和蔼。我的工作与宫岛义男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向宫森繁学过美术方面的知识，我还曾到过安藤重远的小办公室，跟他一起说笑有意思极了。在他们当中，伊藤武雄与我的关系最为密切。战后我与美军官兵来往得越来越多，但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曾常请他当我的翻译。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玩。

　　伊藤武雄既是我的翻译，同时也是日本电影戏剧工会的委员长。但在我的脑子里，他的这两种身分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时间一小时……两小时地过去了。演说的调门越来越升级，摄影棚里热烈与紧张的程度也越来越增加。另外。我感到几百名与会者的态度渐渐地发生了分裂，很快分成两大派。有的人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人则双臂抱肩，低头不语。这便是被称为“红色摄影棚”事件的劳资争议的火种。

　　工会大会结束后，青年行动队的年轻人们打开了摄影棚的大门。但这时，天色已晚。人们从摄影棚里鱼贯而出，然后自然地分为左右两路，分道扬镳而去。我再次感到迷惘。

　　“我是向左，还是向右呢？”

　　我感到，倘若此时错走一步，将会谬之千里。然而，形势逼人，又不容许游移徘徊。于是，我想还是跟随我信赖的人一起走吧！

　　大河内传次郎和制片人青柳信雄就走在我的前面。我毫不犹豫地尾随着大河内传次郎走了。人流在演员课门外停了下来。我看了看周围的人，大多数是签了专属合同的演员、导演和摄影师。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是合同工的剧务工作人员。这些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十足的艺人，无论搞工会活动，还是搞艺术，他们都能做到废寝忘食。这时，演员、导演和剧务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交谈着，气氛非常和谐。他们由于志同道合，开始建立了战友情谊。

　　那天的工会大会，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战争结束半年多以后，由于替换新币、机构臃肿等原因所造成的混乱，东宝公司不断出现赤字，于是提出了裁减一千人左右的整顿公司的方案。以共产党党员为核心的“日本电影戏剧工会东宝分会”，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在工会主席伊藤武雄等人领导下，工会会员举行了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东宝公司资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工会大会却未能开好，没有起到争取和团结全体工会人员的作用，反倒出现了分裂。反对派拉出了近三千人，重新成立了三个分会。

　　结果，以二百名共产党员和三百名支持者为核心的第一工会只剩下了不足三千人。从此，东宝制片厂被人们称为“红色摄影棚”。

　　美国占领军下令东宝的经理大泽善夫以及其他公司的经理植村泰二、城户四郎、大谷博、森岩雄、川喜多长政等二十九人停职。1950年9月，由于追查红色分子，伊藤武雄等三十七人离开了公司。1950年10月，解除了城户四郎等二十九人的停职处分。如此这般，长达四年之久的东宝公司劳资纠纷终于宣告结束。

　　当时，由于制片厂已被一派占领，我们无处可去，每天带着饭盒，一会儿聚集在寺院里，一会儿聚集在一间破木板房子里，商量着对策。我参加的一派，谁是领导都弄不清楚。由于我们这一派演员很多，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把我们这一派组织定名为：“十人旗会”。所谓十个人就是。大河内传次郎、长谷川一夫、藤田进、黑川弥太郎、入江高子，原节子、花井兰子、山根寿子、山田五十铃和我。我们没有摄影棚和摄影器材，因此无法拍片。不拍片，当然也就没有了收入。大约过了两周的集体流浪生活，我们在青柳信雄的领导下，进驻了位于祖师谷大藏的东宝公司备用摄影棚。摄影棚的规模很小，总使人觉得象是迁入了穷街陋巷。但是，拍电影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总算具备，我们这里有的是演员和优秀剧务工作人员。

　　“拍片子吧……，无论如何要拍出有意思的片子来。”

　　昨天还是无精打采的人们，今天竟意气风发，跃跃欲试了。我们这一派的名称也正式定为“新东宝制片厂第三工会”。制片人开始制订拍片计划。这便是“新东宝”的黎明。

　　1947年，东宝公司共摄制了二十九部片子，其中有九部是新东宝的作品，1948年，东宝摄制的三十四部影片中有二十部是新东宝生产的；1949年，东宝的五十三部作品中有二十四部是新东宝摄制的。

　　我依然每年拍摄六部以上的影片，忙得不可开交。在新东宝摄制的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有，1947年阿部丰导演的《不灭的爱情》、千叶泰树导演的《幸福的召唤》，以及1949年山本嘉次郎导演的《春天的游戏》、岛耕二导演的《再见！》和《银座康康舞女》。

　　我在《不灭的爱情》和《幸福的召唤》这两部影片中，第一次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不灭的爱情》描写了一个妇女从十六岁到三十五岁的经历。《幸福的召唤》是一部组合影片，它描述了一位老教师遍访自己的学生的所见所闻。老教师由大河内传次郎扮演。我扮演一个寡妇，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拉扯着五岁的女儿，最后因无法忍受生活的困苦而自杀。

　　23 夏威夷之花

　　1949年，日本市场上的商品渐渐地多起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所好转，文化生活也得到改善。

　　我对棒球毫无兴趣，但有人竟邀请我去后乐园参加日美棒球赛的开球仪式。我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又想：“投个球，有什么关系。”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当天，有两个头戴白色头盔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一路上，吉普车拉着警笛直奔后乐园而去。我从来没有坐过救护车和救火车，所以心里非常害怕。

　　后乐园球场乱得象个马蜂窝，没有票的人们在门外到处乱跑，有的打碎了厕所的玻璃窗钻了进去，还有的人扛着梯子转来转去。我当时心里很纳闷：“难道棒球那么有趣吗？”球场确实很大，我从身穿棒球服的美国队员手中接过球，站在球场的中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摸棒球，小小的球格外地有分量。我心想：

　　“这么重的球，我能扔好吗？”

　　正在这时，裁判员的哨声响了。我运足了力气，使劲一抡胳臂，把球抛了出去。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球没有往前飞，反倒跑到后面去了。观众席上立即响起了轰笑声。这当然是观众对我后抛球的合理反应。

　　棒球比赛时，开球人把球抛到了自己的身后，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意外。我对棒球不感兴趣，于是就急忙地离开了球场。方才的两个美国兵也跟我走了出来。我刚走到场外，攒聚在球场外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喊了一句：

　　“啊！那是秀子！”

　　一听到这喊声，我便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我小跑起来，但后面还是追来了很多人。我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悚，追来的人足足有好几百人。这时，那两个美国兵我也找不见了，可能已淹没在人群之中了。后乐园球场的外面变成了一个马拉松运动场。我一边擦汗一边拼命地跑。到底还是男人跑得快，几个男的赶上了我。其中一个人喊道：

　　“怎么，什么高峰秀子呀，这不象个河童嘛？”

　　我顿时停下了脚步，心想这简直太无札了。但是，我静心一想，这时自己的面部表情一定是狼狈不堪，再加上我穿的是一套蓝灰色西服，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圆形无檐帽，前面的头发露在帽子外面，可不象漫画中的河童吗？接着，我也哧哧地笑了起来。美国兵开着吉普车赶了上来，于是，我这个河童才躲过了一场灾难。

　　提起吉普车，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事。可能是1949年，也可能是1950年。有一天，制片厂演员课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十点出发，请你去箱根植树。”我以为又是杂志社要拍画页照片，立即表示了同意。

　　第二天，我又穿上了那套西服。十点整，接我的车来了，但不是制片厂的车，而是两个美国兵开来的吉普车。我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和我的养母一起上了车。吉普车在坎坷的石子路上象野马一样飞奔，然后咔噔咔瞪地爬上了箱根的山路。绕过七道弯，一直向上开。到了郁郁葱葱的山腰，我才看见光秃秃的山岗。这里已聚集了二、三百人。其中，有拿着铁锹的人、摄影师和便衣警察以及美国驻军军官及其夫人，还有几名身着晨礼服的老年人在这里来回溜达。几十棵一米长的树苗，整整齐齐地摆在土垄上。

　　从山下开来了几部黑色小卧车。人们忽然闪开一条路，面朝汽车的方向直立不动。一个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拉了拉我的胳臂，说：“请到这边来。”然后，他把我带到树苗旁。这时，一部小卧车稳稳地停在了我的面前。那个穿晨礼服的男人跑上去开了车门。从汽车上下来一位老者，我一下子被惊呆了。原来，下车的是天皇陛下。随后，皇后陛下也微笑着走下车来。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拿来崭新的铁锹，恭恭敬敬地递到天皇和皇后的手里，接着，他又递给我一棵树苗。

　　“这个怎么办？”

　　我呆呆地看着身穿礼服的男人。他的手从下面偷偷地指了指天皇阁下那边。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今天的任务是服侍裕仁天皇植树。

　　在新东宝时代，我做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大量工作。1946年，我拍了六部影片，1948年，我拍了九部影片。此外，我还被借到松竹公司大船制片厂去拍过电影，到电台和剧场去演唱，在日剧剧场表演歌剧。

　　1946年演出的歌剧《夏威夷之花》，恐怕是战后第一台正式而隆重的文艺节目。坐落在丸之内的日剧剧场，在战争期间被变成了制造气球的军需工厂，座位几乎被拆光，简直荒废得不成样子，根本算不上什么剧场了。但是，苦于缺乏文娱活动的人们，仍然把剧场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的人们围着圆型剧场绕了一圈几又一圈几。该剧的导演是东信一，舞美设计是真木小太郎，演员有灰田胜彦、上原谦、益田喜顿、坊屋三郎、岸井明和我。

　　自从1935年我与灰田胜彦合演《拉拉队长秀子》以来，我们又合作过三、四次，可以说是老搭档了。这时，灰田胜彦因为主演《灿烂的繁星》和《细雪》等几部影片，已成为日本极为著名的演员。三十六岁这个年龄，对于当时的歌手来说，正是成熟时期。然而，灰田到了这个年龄却尚未结婚，此事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事情，同时也引起新闻界的注目。报纸对他的情人进行猜测，并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人名单，其中有舞女、他的热情观众、艺妓和女演员，当然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里面。如今，他已年逾花甲，成了一位六十四岁的老叟。因此，我想把一件有关的秘闻在这里公开一下，尽管已是昨日黄花。

　　灰田胜彦1911年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他的父母为了在日本重建家业，带着他回到了祖国。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但当他们感到在日本处世艰难的时候，便失去了信心，决心再次返回檀香山。他们收拾好行李，买了船票，单等第二天起程。就在这天夜里，他家捆好的行李不翼而飞，而且，所有现款和船票也丢得净光。家中被洗劫一空，返回夏威夷自然也就化为了泡影。他们一家只好留在日本，白手起家，重建家园。

　　对于拥有美国、日本双重国籍的灰田胜彦来说，自己的故乡依然是檀香山。他在立教大学上学时，出于爱好组织了一个夏威夷乐队。他在乐队里弹奏自己擅长的四弦琴，演唱夏威夷歌曲。不知不觉他成了一名专业演员，有了收入。但是，随着社会的异常变化，军方认为他弹奏的吉他和他那甜美的歌声是“伤感情调的东西，不利于振奋国民精神”，取消了他登台演出的资格。不久，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去了中国东北。但不到一年，他因病而成了一名伤员。

　　他患的是黄疸病。开始他住进牡丹江野战医院，后来转入东京大藏陆军医院治疗。1939年，他病愈出院。但是，他落下了残疾——“不能结婚”，这是黄疸病的“后遗症”。周围的人劝他结婚，当然是一种强人所难的事情，因为并不是他本人不想结婚，而是不能结婚。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后来，经过十年的刻苦锻炼，他终于治好了病，恢复了健康。1949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高兴地对我说：

　　“秀子，我终于能结婚了！”

　　他的眼睛本来就很小，这天更是眯成了一条缝，他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这时灰田已经三十八岁，他和在夏威夷的未婚妻结了婚。现在，他们有了一男一女，当了爸爸、妈妈。

　　虽然战争中断了他的艺术生活，但他作为一名歌手的历史仍然是不短的。听过他演唱的人，会各有不同的感想，而我在追溯他的往事时，最后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他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人。"

　　俗话说：辛勤劳动不受穷。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所以收入是比较乐观的。社会上一提起电影明星，就会联想到数目可观的演出费。但是，当时的电影界不象现在这样优越。虽然只要劳动就能挣到钱，但是，往往支出很多，入不敷出。每到月底我总要查一查帐，买东西总想买点便宜货，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的生活。

　　24 秀子后援会

　　自从1946年成立新东宝以来，我突然和青柳信雄关系密切起来。我演出的《不灭的爱情》、《再见》、《银座的康康舞女》等影片，都由他担任制片人。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家里来玩，和当时寄宿在我家的市川崑、我养母等人围在一起打麻将牌。好客的养母就喜欢客厅里热热闹闹的，我也曾津津有味地听着青柳信雄谈论朝鲜陶器。

　　到我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养母唯一的兴趣就是打麻将牌。天晚了，她的牌友就睡在我家。刚刚搬来时还觉得很宽敞的家，不久便显得狭窄起来。我对麻将牌毫无兴趣，只喜爱看小说和画册。早晨，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下楼时，有的男人象在自己家一样，脚伸到地炉上面吃早饭；在另一间房子里，陌生的男人在呼噜呼噜地睡大觉。

　　我讨厌见到养母的这些牌友，而且，家里确实没有我安身之处。养母很敏感，大概从我那冷淡的表情中觉查出我的心思，于是，很快为我买了一所房子。房子位于成城北侧，刚好在山本嘉次郎的家斜对面，房子外面是一个三百多平米的院子。房子很破旧，但价钱很便宜，我一眼就相中了，于是我决定买这所房子。二楼是一间三面有玻璃窗的宽敞画室。可我并不想在这里画画儿，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东宝公司以后，我曾搬过四次家，都是租的房子。不管是在哪所房子里，我都得和养母睡在一起。这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我一直想和养母分开睡。我觉得搬到这所房子里，自己就有活路了。

　　我到新东宝之后，虽然根据合同每部影片的演出费是固定的，但是，公司以尚未重新制订财会制度为理由，支付日期毫无规律，需要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期支付。养母对储蓄不太懂，拿到一叠一叠的钞票就放在手边，必要时就随意拿出去花。有时，在我家的衣柜抽屉里存着几百万现款，有时，又为两、三万日元急得团团转。

　　在买那所破房子的时候，我家似乎只有刚够买房子的钱。据估计，这所房子的修缮费要比房价还高。青柳信雄为表示“不能如期支付演出费的歉意”，把制片厂的木工派到我家来。除地板下面的横木外，其它部分全部进行了修缮。二楼的画室隔成了两间，里面一间作为我的卧室。从此，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画室的窗格子涂成了白色，显得格外明亮。绿色的地毯上放了一架大钢琴。我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单人床，还做了一个固定的西服衣柜。

　　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买的房子，我当然非常高兴。养母占领了楼下两间连在一起的日本式房间，并盖了一个过分讲究的洗澡间。房子多了，需要的人手也多了。于是，除了我和养母原有的两个女佣人之外，我家又雇了两个女佣人。不知为什么，养母还把自己的哥哥、我的亲生父亲锦司和他的续弦松子也叫到我家来，让他们住在为将来放私人汽车而盖起的车库二层。

　　如前所述，养母非常讨厌我和亲生父亲锦司见面和谈话。锦司和松子不声不响地住在汽车库二层的房间里。松子整天为我和养母缝制和服，锦司为了尽量不与我见面，只打扫房子周围和收拾庭院。有时我在饭厅里吃饭偶尔向院子里望望，发现锦司头戴麦秸帽子、趿拉着木屐正在院子里干活。他见我在看他，便匆匆转身逃走。他是有意避开我的目光。养母很少让锦司和松子到饭厅里面去。不言而喻，我们从来没同桌吃过饭。我们同住一所房子，却又不得相见，真是别扭极了。

　　我们搬到这所房子之后，以前的两桌麻将，如今变成了三桌。整天人来人往，牌声不断，真让人搞不清这是个电影演员的家，还是个麻将赌场。

　　我从制片厂下班回来后，便立刻躲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晚饭也让人给我送上来，一个人在楼上吃。只在早饭和没有牌声的时间里，我才和养母见见面。用养母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冷淡、薄情”的女儿。她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只知道没完没了地找我要钱。她花了好多钱来增加自己的朋友。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名为“高峰秀子后援会”的组织在银座最繁华的地方设立了事务所，甚至发行了会刊《DEKO》（阿秀）。

　　现在想来，我确实很傻，而且我的周围没人能为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当然，大家的心地都很善良，但他们只懂得大喊大叫地为我加油助威。我宛若被抬上悬在空中的神舆上，不知人们会把我抬到什么地方去，只是“唉呀，唉呀”地叫苦。

　　我拼命干活挣来的钱，都提供给了后援会和会刊。在这之中，只有电影公司最高兴。因为后援会的声势越大，我的电影观众就越多。

　　后援会从1947年一直持续到1951年我去巴黎时才停止活动。说真的，我的确不想成立这样的后援会，对《DEKO》之类的会刊更是不喜欢。

　　如果有人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你别说了，正因为有人捧你，你才能站得住脚。”

　　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但是，每当我在后援大会上，被欢呼的会员围在中间，拍摄纪念照片，或是面带笑容地接过一大把红色的石竹花的时候，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且害羞得身子直打颤。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

　　直到现在，我也最发怵参加宴会，常常很不礼貌地拒绝参加。

　　有生以来，我只有一次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办聚会，邀请客人前来参加，那便是1955年3月26日我的结婚喜宴。当时，我只邀请了三十人。

　　现在，我打开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典礼时的影集，看到有很多人应该邀请而没有邀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个在电影界里长大的人。曾经多方照顾过我的人岂止三十人，三百人还要多，其至可能超过三千人。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不要为个人的事太惊动他人，根本没有体验过礼仪不周的苦恼。

　　另外，由于我没钱去外地旅行，结婚时只在帝国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对于我的结婚，养母并没有表示格外高兴，当然也没有给我烧顿红小豆米饭来表示祝贺。对于我邀请亲生父亲锦司参加结婚喜宴，她更是极力反对。

　　26日那天早晨，锦司身穿象是借来的和服，在我家门口默默地送我前往举行结婚典礼的会场……锦司当时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结婚的当天，我既是新娘，又是帐房先生，既负责招待客人，又要当司仪。我一边拖着长长的纱裙，一边拎着装有现金和喜包儿的手提包转来转去。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新娘啊！

　　结婚喜宴总算顺利地结束了。等在会场外面的影迷们有点儿不耐烦了，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我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跳上了证婚人川口松太郎的汽车，请他把我送到帝国旅馆。我进到饭店的房间里，随手关上门，顾不得脱掉身上的结婚礼服，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这是极度紧张、疲劳和安心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眼泪。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同样被搞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他一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守着我。当我看到松山善三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结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出了甜蜜的泪水。我感到非常幸福。

　　25 “活泼的吉五郎”——小津安二郎

　　直到1950年，我才真正意识到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一般来说，女人到了二十六岁，应该结婚做家庭主妇，然后再生一、两个孩子。可是，我却没有那样，而是天天象个木偶似地在摄影机前面晃来晃去。

　　至于学习，我从来不是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抽时间躲进书房里去翻阅书籍，而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学习，我的方法是“靠耳朵听”，我认为这是一种见效快的学习方法。演员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很多人，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座谈会，从别人的谈话中一点一滴地汲取营养。

　　迄今为止，我一直保持着“雁过拔毛”般的求知欲，这是二十五岁前后培养起来的脾气。不，也可能应该称作职业的后遗症。总而言之，当时，我不分青红皂白，象用竹耙子搂树叶一样，把见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所有可以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全部装到自己的脑子里。

　　进入电影界二十多年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著名演员”。我的名气不小，收入也很多。但不知是何原因，突然之间，我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拼命地学习起来。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1950年，我参加演出《细雪》一片时，结识了大文豪谷崎润一郎，演《宗方姐妹》时又结识了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人可以学得很多很多的知识。

　　这两位极为杰出的天才人物，是我这个平庸之辈难得遇到的知识源泉。

　　有一天，我在新东宝制片厂拿到《宗方姐妹》一片的剧本之后，立即跑到了制片厂的常务董事增谷麟的家里，去找小津安二郎。小津的家在镰仓，镰仓距离新东宝非常远，因此，他常常住在离制片厂很近的增谷麟家里。

　　1931年以后，我曾演过好几部小津导演的影片，但由于当时我年纪很小，印象已经非常淡薄。因此，我们这次合作就好象第一次打交道似的。我懂事以后，也曾看过《户田家的兄妹》、《有了父亲》等小津导演的作品。我的感受是，“每个演员都象是经过细心修枝的庭院小树”，画面的风格极为典雅，宛如能乐舞台。

　　当时，如果能在小津导演的作品中扮演角色，确切地说，如果能得到小津摄制组的邀请的话，对演员来说，那是一种很大的“荣誉”。甚至可以说，在小津的作品中扮演过角色，那就证明你掌握了当演员的全部秘诀。

　　然而，人们对小津的评论越是富于传奇色彩，演员们就越怕他。我一向是个“滥竽充数混饭吃”的演员。因此，他在我眼里更是个令人头痛的导演。

　　我到达增谷家的时候，宽敞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人。除《宗方姐妹》一片的导演小津安二郎、扮演姐姐的田中绢代、扮演妹妹的情人的上原谦之外，还有新东宝宣传部的人员、摄影师以及报刊记者等人聚集在这里。日本电影界，在每部影片开拍之前，都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主要演员互相见一下面，并会见一下记者。对于我来说，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

　　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屋里却静得要命。我觉得有些害怕，于是象猫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小津安二郎大师向我问了一句：

　　“噢，好久不见啦！你好吗？”

　　他那微笑着的眼睛在凝视着我。这不是随便打量一下一个女演员的目光，而好象是刺透了我的皮肤、看到了我的五脏六腑，在仔细掂量我的大脑分量的深邃目光。目光中充满了慈爱的温情，丝毫不使我感到锐利和严厉。小津安二郎身材高大，而且异常健壮。他那张大脸也很英俊，酷似一名古代武士。

　　我的脸上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小津安二郎为使我的情绪放松一些，马上又开起了玩笑，结果把周围的人都给逗笑了。可我却没有笑出来。因为我仿佛看到他全身上下长满了智慧的神经，根本没时间去笑……

　　《宗方姐妹》一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了。摄影现场比碰头会还要肃静。这气氛虽然使人们的心情沉静下来，但另一方面也使每个人的神经变得过于敏感。在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总是充满着这种紧张气氛。

　　导演的性格不同，摄影棚里的气氛也各不相同。有的令人心情舒畅；有的过于严肃；有的使人感到很粗野；还有的下流得让人恶心。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确实象人们传说的那样，一贯充满了“紧张而严肃”的气氛。这当然如实反映了小津安二郎这个人的性格，但也并非说明他是个非常骄横和暴躁的人。相反，小津安二郎这个人是一个很出色的幽默大师，比一般人更善于开玩笑。在拍摄工作中，他经常说笑话，笑容总挂在人们的脸上。但是，由于他的玩笑过于高明、过于含蓄，人们往往不是捧腹大笑，而只是微笑。

　　小津安二郎虽然不停地跟大家开玩笑，但他对演技的指导依然十分严格。无论是台词，还是动作，如果演员的表演不令人满意，小津都绝不迁就，哪怕是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他都要求演员重来。但小津安二郎唯独对我格外宽容。这大概是因为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开朗、冒冒失失的野丫头，如果严格要求会使我的表演因紧张而变得不自然。

　　所有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进行表演的演员，不分老幼，都感到很紧张。这倒不是因为小津安二郎这个人可怕，而是由于摄影棚里那种严肃气氛，使我们这些神经敏感的演员在表演之前头上就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在等待出场的时候，演员的紧张情绪简直达到了顶点。甚至有时演员竟陷入头昏眼花、手足无措的状态之中。这时，不管小津安二郎怎么开玩笑也无济于事。每当我出场拍戏时，虽然面部带着笑容，但一进入镜头，就变得魂不附体，不知所如。平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眼下却怎么也不成。有一次，小津导演看我表演很紧张，便对我说。

　　“秀子，你伸个舌头试试看！”

　　于是，我按照他的命令吐了好几次舌头。一边吐，一边想：“舌头这东西，细想起来，让人挺恶心的。”“为什么舌头要长在嘴里呢？”想着想着，最后，连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要吐舌头了。

　　笠智众在影片中扮演我的父亲。他是小津导演的老搭档。我在松竹公司当儿童演员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我。他为人不拘小节、与世无争，老实忠厚，很受大家的爱戴，我也很喜欢他的性格。但他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演员。早先，笠智众是松竹公司的一名普通演员，住在集体宿舍里。小津安二郎发现了他，并把他培养成为一位电影明星。一直以诚心诚意四个字为座右铭的笠智众，得到小津安二郎的格外赏识。笠智众是小津导演电影时不可少的演员。

　　然而，就连这位笠智众，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表演时也变得非常紧张。因在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扮演父亲的笠智众和扮演女儿的我坐在走廊里谈话。当我认真地说台词时，突然发现笠智众的手在颤抖。笠智众手端茶碗，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的台词虽然没有讲错，但那双端着茶碗的手却在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原先，我还决心要比较轻松地把这场戏演好，可是，一看到他那双颤抖的手，我的神经也紧张起来，甚至连转转脖子也觉得咯吱咯吱作响，膝盖也在微微发颤。过去，我只知道打哈欠会传染人，但发抖也传染，我还是头一次体会到。

　　在摄影棚里一直战战兢兢的剧务工作人员和演员，一旦离开那里，与小津安二郎说说话或与他一起喝上一杯，马上就能恢复原有的朝气。在摄影棚里如此紧张地工作，大家当然会感到十分疲劳。一般情况下，人们回到家之后，都是自斟自饮地喝上一顿酒，接着就蒙头大睡了。但是，只要小津安二郎一声召唤，不论谁，都会硬挺着疲劳的身体跑去赴会。小津安二郎就是如此具有魅力，人们和小津安二郎在一起就是这样地愉快。

　　酒桌上的小滓安二郎，立刻变得象个深川人（小津的故乡是深川），说话的腔调很低、速度很快，显得格外豪爽和随便，而且一喝酒就哼小调儿，十分开朗。他讨厌“艺术”这个词儿，喜欢让人叫他“头儿”。于是，我便送给他一个绰号：“活泼的吉五郎头儿”。

　　“活泼的吉五郎？……那也好。可是，秀子，吉五郎还要继续拍吉五郎的电影啊……因为，突然让做豆腐的人改行去做油豆腐[1]或半平[2]那是不成的。我还要做我的豆腐……”

　　突然，他放下酒杯，在饭桌上两手托腮，一本正经地吐露了此番肺腑之言。我似乎感到了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烦恼心情。于是，立刻又收回了话茬儿。

　　小津安二郎导演《宗方姐妹》一片时，年纪只有四十七岁。可是，当他摘掉白色平绒的工作帽，头已经秃了。他一觉得所剩无几的头发有些蓬乱，就用手摸摸头的后部。我对他说：“您已经用不着梳子啦，用手也就足够了。”

　　他好象对这个玩笑很满意。后来，他常常提起这个用手梳头的笑话，一边说一边笑。

　　1955年1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小津安二郎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看了影片《浮云》，我认为，无论对秀子还是对成濑来说，这都是一部最成功的佳作。希望你也来与我合作！”

　　同年3月，我又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信中写道：

　　“恭贺新婚之禧。我忘记是在哪份杂志上，你曾这样说，‘谁希望让我给他做件棉袍穿，我就跟谁结婚。’我送给你一块做棉袍的布料。请你给善三君做一件棉袍吧！现在是春天，做棉袍有点不合时宜。但等你做好的时候，就是秋天了。我这样盘算着，所以送给你这块布料。”

　　1963年4月，我知道小津安二郎住进了筑地肿瘤中心。我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跑去看望他。小津安二郎趴在一间病房里的病床上。他首先对我说：

　　“这样，还稍微舒服些。”

　　我心里非常紧张，简直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只信口谈了一些自己的事和松山的情况。谈话的内容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他慢慢地爬起来，开始用钢笔在枕头边上的白纸上写起什么来。

　　“请把这个交给松山君。今后，他的路也是很艰难的啊！”

　　纸条上写道：

　　“是非入耳君须忍，半作聋来半作呆。”

　　至今，松山还珍藏着这张纸条。

　　1963年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六十岁生日。然而，就在他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这一天，却离开了人世。“活泼的吉五郎头儿”，至此便结束了他整整六十年的人生旅程。

　　在电影导演中，再也没有象小津安二郎那样有威望的人了。1974年8月出版了《小津安二郎的为人与工作》一书，这是一部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的、非常出色的著作。

　　该书的编者是曾经受到小津安二郎薰陶的山内静夫、井上和夫及下河原友雄。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火一般的热情编辑成的这部著作，不仅以书的形式使世人了解了小津安二郎这位杰出人物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书中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小津安二郎深切的怀念之情。

　　该书是由百余人的文章汇编而成，每篇文章都充满着对小津安二郎的深切哀悼。

　　小津安二郎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一位最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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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味道类似大雁肉，豆腐掺上胡萝卜丝和海带炸成的食品。

　　[2] 半平是一种日本菜名，由鱼肉和米粉、山药、食盐合在一起磨制而成，半平为发明此菜肴的厨师名。

　　26 真鲷的眼珠

　　谷崎润一郎与志贺直哉两位大文豪，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素以“谷崎老、志贺老”相称。每当我去拜访谷崎家，谷崎先生就托我给“志贺老”带个什么口信，如果我去志贺家探望，志贺先生也托我把什么东西转给“谷崎老”。我简直成了为他们二位老人送货送信的女仆。

　　有一天，我去志贺家玩，刚要起身告辞，不料下起雨来。志贺直哉便对我说：“我家门前是一个斜坡，滑下去可不得了。你把这个拐杖拿去吧！”我不肯。我刚刚二十五岁，腿脚不至于那么没劲儿，怎么会从坡上滑下去呢？志贺直哉硬要我把拐杖拿走，并趿拉着木屐送我到门口。他似乎想看看我是不是拄着拐杖走路。我不得已只好一手撑伞，一手拄拐杖。我刚走出几步，志贺直哉又从后面大声地对我说：

　　“这个拐杖，你用完了，就转送给谷崎老吧！他用最合适！”

　　我乘上等在坡下的出租汽车，开始仔细端详起拐杖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木头做的，木纹非常美，非常雅致，我看着看着，宛若耳边回响起了谷崎润一郎大笑的声音：

　　“哈哈，志贺老要把这玩意儿送给我？他把我当成老年人啦！”

　　年轻人可能不会理解老年人之间以拐杖相赠的美意深情，但是，我却十分羡慕他们二老的友谊。

　　小说《细雪》，至今不愧为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从1941年1月起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后因陆军省报道部以“内容格调不高”为由，被强令停止刊载。到战后的1946年，该书的上卷才得以问世，1947年中卷出版，1948年下卷发行。1949年该书荣获了朝日文化奖。

　　谷崎润一郎为撰写《细雪》这部作品花费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五年是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啊！年近花甲的谷崎润一郎，始终不渝地为一部“也许永远不能发表的作品”而默默地奋斗了这么长的时间，其热情之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之所以敢对谷崎先生的巨著妄加评论，是因为有一天我偶然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发现他对《细雪》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依然感慨万分。我认为，《细雪》这部小说是过去在他胸中掀起的暴风骤雨。

　　我与谷崎润一郎的交往，从1949年开始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为止，前后共计十六个春秋。在谷崎润一郎这样的大文豪面前，我这样的人确实犹如“尘芥”一般。至今，我还在琢磨，他为什么把我视如自家人一样呢？这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名演员在他那倾注了五年心血的巨著《细雪》中扮演了小女儿这一角色。

　　当时，新东宝公司非常重视把小说《细雪》改编为电影的工作。该片导演是阿部丰，长女鹤子由花井兰子扮演，二女儿幸子由轰夕起子扮演，三女儿雪子由山根寿子扮演，小女儿妙子由我扮演。新东宝的主要女演员全都被动员起来了。

　　在《细雪》开拍之前，我和阿部丰导演曾前往热海山王饭店分店看望在那里休息的谷崎润一郎。在饭店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身穿细条纹和服的谷崎夫人和身穿葡萄酒色连衣裙的谷崎先生的女儿惠美子。我们是初次见面，然而她们那文雅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她们两位的引导下，我和阿部丰来到了客厅。这时，身穿一套大岛绸和服、留着寸发的谷崎润一郎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时，人们说他的长相与歌舞伎演员第六代菊五郎一模一样，他自己也承认很象。谷崎润一郎的面孔威严而有气派。他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活象真鲷鱼。

　　我初次见到谷崎润一郎是1949年，那时他六十五岁。这一年是他一生中非常光辉的一年，他那部长达一千六百页的巨著《细雪》就在这一年问世，并获得了文学奖。

　　《细雪》的舞台是关西的芦屋。芦屋是古时东京西部的田园调布或鎌仓一带。因此，芦屋话虽属关西话，但种大阪的船场一带的方言尚存在微妙的差别。关西话中，我只会说京都方言。这使我感到很着急。

　　“到哪里去学，向谁去学呢？”

　　这时候，意想不到的救星出现了。这就是谷崎夫妇。他们让松子夫人的亲妹妹——《细雷》中妙子的模特儿来教我芦屋话。当时，她已经结婚，在神户经营一家室内高尔夫球场。她知道情况后，便立刻赶来，一句一句地教我芦屋方言。谷崎夫妇对我的关照还远不止于此。我在影片《细雪》中还要跳一种地方舞蹈，也就是京舞。谷崎请来了当时关东一带大名鼎鼎的京舞演员武原君，指导我跳京舞。

　　不知道为什么，教我说芦屋话的岛川信子很喜欢我。她来我家指导我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熟了，后来她干脆在我家留宿下来。无论到银座去玩，还是去练习舞蹈，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我和岛川信子还一起跑到了热海的谷崎家。这时，谷崎家里，《细雪》中的人物模特儿基本都聚齐了，除长女鹤子之外，幸子、雪子、妙子、悦子，还有贞之助。在影片中扮演小女儿妙子的我，则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晚饭时，谷崎家的饭厅被一大群女人所占领，气氛格外活跃，嘈杂得简直象个火灾现场。

　　我这个人嘴很馋，但我始终不知道这个贪吃的毛病是否天生养成的。在家境贫寒的时候，我整天盼着能足足地吃一顿美餐。后来，经济上富裕了，却依然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中午只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因而不得不每天中午扒拉一碗咖喱饭或炒饭。

　　每当到外地去拍外景时，摄制组总是千篇一律地发给每人一个火车站上出售的饭盒或饭团子。不管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否则身体就支持不住。这饭好比是汽油，只有把它喝下去，发动机才能转动。我的这个职业确实很不自在。譬如拍摄吃饭的镜头，作为道具摆在你面前的饭菜，不仅味道怪而且又干又硬。为了让饭菜象刚出锅似的，往往还要喷上雾。演员则表现得很爱吃的样子，一边吹一边往嘴里送。我的这个职业，总是使我的食欲得不到满足。

　　我从少女时代就打定了主意：到三十岁就结婚，然后，立即辞掉自己的职业。至于结婚的配偶，当然要选一个有钱人。每天在家做好吃的，足吃足喝，纵然是吃成一个三百公斤的大胖子，我也甘心情愿。

　　说来令人失望，我找到的那个女婿，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一万两千五百日元；除了交房租和买月票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吸烟的。每天早饭时，他吃块西洋糕点就算美味佳肴了。等到发工资那天，才敢豁出去吃一顿什锦面条。

　　订婚之后，我虽然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看起来象个颇有名望的女演员。但实际上，那时我只有五万日元的存款。这使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吃惊。但我对他也感到很奇怪。他口头上说得好：“什锦面就挺好吃的啦！”可实际上，他比我更嘴馋，吃起高级食品来就没个够。可是表面上看，好象这个家只被我一个人吃穷了。

　　有句俗话说：“光棍一条吃不上，夫妇两口家兴旺。”这话纯属胡说。“坐吃山空”才是真理。明明口袋里没有钱，却今天吃素烧，明天吃牛排，那样的话，我家的经济会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俩确实品尝过不少美味佳肴，但那首先应该感激谷崎润一郎和梅原龙三郎这两位慷慨的资助人。

　　1965年7月，谷崎润一郎先生从汤河原的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问：

　　“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牛排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谷崎先生的声音。

　　这次电话后不到一个月，即7月30日，我便突然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于是，我立刻赶到了汤河原。松子夫人一见到我，便捶胸顿足地放声痛哭起来。

　　润一郎先生闭着他那双真鲷鱼般的眼睛，面带微笑，安卧于万花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