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06 我的义父——东海林太郎

　　“有声电影时代”终于到来了。在无声电影时代受人喜爱的电影解说员一下子全都失业了。身为巡回无声电影解说员的养父也成了一名失业者。“失业者”是当时的流行词汇。

　　养父克扣我的工资，然后就一去不归。他既没有职业，也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他回家还是不回家，养母和我根本不知道，养父的确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我模模糊糊地懂得：养父和养母不和的原因是养父在外面另有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养母似乎从来没对养父作过让步，每次吵架首先破口大骂的总是养母，而养父则一直沉默不语。养母和他吵闹当然是徒劳的，经常是自己大闹一场了事。最近，有一次，我和养母谈起往事，我对养母说：

　　“妈妈，您为什么不及早和那样的父亲分手呢？”

　　“因为，过去的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不能再想分手的事！”

　　“您不喜欢他吧？”

　　“是不喜欢。”

　　世界上的家庭不计其数，父女关系也多种多样。但是我想，再没有像我和养父荻野市治那样短暂而又冷漠的父女关系了。现在，我即使极力搜寻关于养父的记忆，也只是非常片断零碎的，他带我去过两、三次澡堂，领我去过一次松竹蒲田制片厂，其余就是不辞而别，杳无音信。大约十多年前，养母突然对我说：“荻野好像死了。”我只回答了一声：“啊，是吗？”此外，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他。

　　俗话说，“萍水相逢前世有缘。”然而，养父的出现却好像仅仅是为了使我成为一名儿童演员。1929年的某一天，如果不是他背我去参观电影制片厂，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儿童演员。也许是由于当上了“儿童演员“，养母一心扑在我身上，并在我身上找到了她生活的意义，从而反倒冲淡了父母之间的感情，加快了他们的分道扬镳。对往事进行各种各样的假设，也无法改变业已逝去的人生；对于我和养母来说，养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只是现在我心里仍然感到有点对不起养母，我总觉得是我加快了养父和养母的离异。

　　养母的心中充满了对养父的愤懑、嫉恨、失望和轻蔑，这些愤懑之情，养母都朝我发泄了出来。最早的一次是我拔牙的时候。

　　儿童的乳牙一般从六岁开始更换，可是我到了八岁还没换牙，而且，嘴里剩着满口坏得一塌糊涂的黑牙。有一天，养母看到我上牙床上长出一颗白牙把黑牙顶到了一旁，她吓了一跳，赶紧带我跑到了牙科医院。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寒光闪闪的医疗器械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都使我油然生畏。我硬是不肯张开嘴巴，一个劲儿地哭。他们对我毫无办法，只好放过了我。可是，那以后我们每逢从制片厂回来早一点儿，养母总要带我去牙科医院，而我总是哭闹不停，抱着养母不肯松手。

　　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养母对我说：

　　“咱们到牙科医院去玩玩吧？顺便让他们给你看看牙。”

　　我吃得饱饱得，心里很高兴，所以就答应下来。在医院门前，我的脚有些踌躇了。可是，门打开之后，出来的不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而是一位身穿和服、笑容可掬的先生。在诊室里，没有我往常见到的白色的柜子和高背椅，而是一套会客厅的摆设。于是，我的心也就踏实多了。

　　先生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注意，把嘴张开。”他说完之后，迅速地往我牙床上注射了麻药。两、三分钟之后，先生的手心里便出现了一颗黑牙。虽然我见到这颗牙之后，“啊”地惊叫一声，但我知道了一个道理：拔牙并不痛。此后，我每天去医院，剩下的虫牙一颗一颗地拔掉了。不久，我的牙床上长出了洁白的牙齿，我和养母又惊又喜。至今，我还由衷地感谢我的养母。

　　无论养父在与不在，这个家庭对于我和养母来说，不过是为了“去电影制片厂拍片”暂时栖身的“旅店”而已。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连邻居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觉得，我在儿童时代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孤僻的孩子。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制片厂的人却都很喜欢我。如果拍摄工作结束得早，总有人到儿童演员室来等着接我，带我到银座、横滨、浅草等地去玩。有时是野村芳亭摄制组小田滨太郎，有时是流行歌曲的作词家藤田正人，有时则是制片厂的医生或其他演员。

　　他们一喊“秀子”，我就离开养母，拉着“伯伯”或“大哥哥”的手走出制片厂的大门。我最喜欢到繁华的银座去玩。

　　去银座时，一般都在新桥桥头下车，一下车就有一家“？月堂”日本点心铺。我常常让他们给我买拨浪鼓玩。然后，或者去“天国”饭馆吃大碗鱼虾盖饭，或者到“我之友”饭馆就餐。陪我玩儿的“伯伯”和“大哥哥”们对我态度温和而又亲切。我们吃了饭还要去帝国剧场看外国电影。当时看的《给我们自由》、《巴黎的节日》和《制服处女》等法国影片，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留着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来，世界上竟有如此好奇和喜欢孩子的人，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并未受人之托，就带着别人的孩子去闲逛，为了别人的孩子花钱如流水。玩完之后，他们还用出租车把我送回到蒲田家中。

　　我抱着拨浪鼓、蛋糕和布娃娃回来的时候，养母总是赶忙出来接我，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质问：“到哪儿去啦？”“吃什么啦？”“另外还干什么啦？”“后来呢？”养母听我述说时那一喜一忧的目光，简直像她自己亲身享受到了荣华富贵一样。

　　松竹制片厂共有五十多个儿童演员。从大部分儿童演员的穿着打扮来看，他们比我们母子二人要富裕得多，有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演一部影片，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但唯独我这个穷孩子却总是兼演男女两种角色，而且，无论资方还是观众都很喜欢我。这样一来，我的养母便成了其他小演员的母亲的攻击对象。养母渐渐地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信心，反而谦恭待人。我们母女俩常常躲在儿童演员室的角落里，避免刺激旁人。

　　1934年，我已经十岁了。一天早晨，藤田正人伯伯用汽车来接我，我们来到坐落在银座数寄屋桥头的冢本大厦。这座大厦的第三层，是东宝电影公司前身“照像化学研究所”和“波利德尔唱片公司”的事务所。

　　波利德尔公司为了纪念东海林太郎的《赤城摇篮曲》演出成功，准备举行一次特别演出。演出中间还要加演一个东海林太郎的历史剧，该剧目由歌词作家藤田正人编剧并导演，而剧中勘太郎这一儿童角色，藤田正人则推荐我来扮演。

　　直到现在，藤田正人还笑着对我说，“试排之后才发现，东海林太郎操着一口东北腔，根本不适合演戏。没办法，我只好把剧本重新改写，由你一个人来念白。”但我本人对那次演出早已毫无印象。

　　我对东海林太郎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淡薄，只记得他是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我们在冢本大厦连续进行了两周的排演。上午大约排练两个小时，每天排演结束后，我们都要到银座去一起吃午饭。我经常坐在东海林太郎与藤田正人中间。不知什么时候，东海林妇人也来到了排演场和西餐馆。有一天，东海林夫妇向藤田正人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我们想收秀子做养女，你帮我们个忙好不好？”

　　据说，藤田正人听了十分惊讶，而东海林夫妇的态度却非常认真。当时，我只有十岁，无法理解大人谈的事情，我只知道今天是炸牛排，明天是煎鸡蛋卷儿。

　　在日比谷公会堂公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接近了，这也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日子。

　　07　三个父亲，三个母亲

　　帷幕拉开了。

　　在月白色的灯光下，映现出黑色的群山的布景，天上挂着一牙弯月。音乐伴奏开始了。这时，扮演浅太郎的东海林太郎背着扮演勘太郎的我，右手抱着用白布包裹着的“勘助”的遗骨，腰上系着一把短刀，英姿勃勃地从舞台的右侧出场了。座无虚席的剧场里立刻掌声雷动。

　　过去，流行歌曲的歌手几乎都是音乐学校毕业的，或是在登台之前进行过充分的学习。这与现在的青年男女歌手完全不同。他们的爱好者也大多是成年人。东海林太郎首次登台时，已是三十六的人了。

　　我的一大段道白完了之后，浅太郎（东海林）和勘太郎（我）来到舞台中央；我们又对了两句道白。就在这时候，新桥喜代扮演的小酒馆老板的女人跑上场来，一边追着浅太郎一边喊道：“浅先生，等一等……”然后，浅太郎对她非常冷淡，喜代三无奈，流着眼泪退下场去。此时，音乐演奏得更响了，引出《赤城摇篮曲》的前奏：“不要哭，好宝宝，睡觉吧……”

　　东海林太郎开始唱了起来。至此，戏就要结束了。我剩下的人物便是在浅太郎的背上睡大觉。可是我心想：“他背着我唱歌，肯定很不舒服。我再睡觉，就更不好意思了。”于是，我悄悄地背后伸出手，用力把勒在他胸前地背带向前拉，使他的呼吸容易些。从此以后，东海林太郎更加喜欢我了。后来，他和他夫人几乎每天都要到蒲田——我的家里来看我。

　　在目比谷的演出获得了好评。一个月以后，我们在“有乐座”剧场再次演出。在这次演出时，他不但演唱了《赤城摇篮曲》，而且还演唱了颇受欢迎的歌曲《边境上的小镇》、《日落西山》和《探母》等歌曲。当时，只要有他登台，便场场客满。他不得不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从一个广播电台到另一个广播电台巡回演出；紧张的演出日程使他忙得要死，累得要命。然而，就是在这种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不论风天还是雨天，他仍旧抽出一点儿时间和他的夫人一起到家里来看我，度过短暂的愉快时刻。据说，有时深更半夜东海林夫妇还来敲我的家门，只为看一眼我睡着的样子，然后再高高兴兴地回自己的家。当时，东海林家住在新宿的下落合。他们就是乘坐小汽车，到蒲田往返一趟也要走好一阵子。

　　如果东海林太郎休息，我也不拍片儿，他总是把我接到他家去玩。东海林的家位于一条窄胡同的深处，院子非常整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

　　东海林家有两个男孩儿，都是他前妻留下的，一个叫和树，一个叫玉树。老大和树十岁，与我同岁；老二玉树，当时只有八岁。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因为拍电影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正经上过小学，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小朋友。即使偶尔和小演员们一起玩玩，也只能使拍片间歇时那短短的几分钟。所以，对于我来说，有这样两个男朋友，的确是难得的；去东海林家里玩儿也就成了我极大的乐趣。在我往返蒲田和下落合之间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东海林夫妇和藤田正人、藤田正人和我养母之间，围绕我的事互相商量了好多次。当养母知道东海林夫妇要“收秀子做养女”时，便一口拒绝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养母从北海道的函馆要来给她做养女的，而且现在我已成为家里的一个劳动力，成了养母的全部精神寄托。但是，东海林夫妇仍不死心，于是又提出：

　　“如果不做养女，至少在女校毕业之前，希望能把她寄养在我家。”

　　“我想教她弹钢琴和演唱技巧。”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和她一起生活。”

　　东海林夫妇一直死气白赖地请求着。由于他们的诚意，养母也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来了。但这时，她仍然不肯把费尽心思才得到的女儿放走。

　　后来，还是藤田正人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对东海林一家说：“你们那样想和秀子一起生活，那么把秀子一家三口全都接过来住，怎么样？”但是，东海林太郎夫妇却主张：“如果负担她们母女二人还可以，但不准她的父亲出出进进。”经过反复的磋商，最后还是只有我们母女二人搬到他家里去住，而把无依无靠的养父留在了蒲田。

　　东海林太郎的新居位于大崎。宽敞的院子里有假山和水池，房子是日本式的两层小楼，光线昏暗的走廊尽头有一间泥灰墙仓库。我住的房间有六张草席大，而且光线很充足；我学习用的桌子和衣柜等也已经布置好。

　　和树和玉树两个男孩子，对于我和养母的突然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并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热情地帮我搬行李，摆学习用品，忙前忙后，跑个不停。而养母的行李却搬到了其它地方，那是女佣人住的房间。

　　正当我纳闷时，东海林夫妇把我叫到了里面的房间。我坐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微笑着说：

　　“秀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孩子了，你要叫我们爸爸、妈妈。”

　　这下可难坏我了。从前，我称养父养母为“爸、妈”，总算还能跟生我的爸爸、妈妈区别开，可是，如今我竟有了亲生父亲、养父和东海林太郎三个父亲，还有生母、养母和东海林夫人三个母亲，六位父母搅在一起，我简直被父母亲给包围起来了。

　　过去，我经常和养母一起睡觉，可是，今后就不同了。我一想到“今天晚上只得一个人睡觉了”，心中就感到非常不安。然而，我的担心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因为，吃完晚饭，洗完澡，换好睡衣，就得抱着自己的枕头到里面的房间去；我的新父母东海林夫妇都争着和我一起睡。我每天晚上总要钻到父亲或母亲的被窝里去睡。非常奇怪，尽管我对大人的事向来不太关心，但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正在加深。

　　义父的卧室在二楼，义母的卧室在一楼，我经常抱着枕头在楼梯上转来转去，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才好。我不愿意和义父睡在一起，而喜欢和义母一起睡。这时，义母剪了一种少见的短发，她不愿把精力放在打扮上，她总是把和服衣领整得严严实实，显得很文静。她专爱搜集香水，所以她的房间总是香气扑鼻。每逢我和义父一起睡觉的时候，我们俩总要开开玩笑，或是他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于是，我不知不觉地进去了梦乡。可是，我跟义母一起睡的时候，她总是看着我微笑。这时，我总是不由地想起睡在佣人房里的养母。东海林太郎外出巡回演出的时候，我常常从东海林夫人的被窝里爬出来，偷偷地跑到佣人房间，钻到养母的被窝里。但有时东海林太郎突然回来，便马上到佣人房间来叫我：“秀子，到这边来！”我睡得迷迷糊糊，他就象从养母身上撕下来一样，快步把我抱上二楼卧室。

　　我从蒲田转学到大崎小学，养母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准备好和树、玉树和我三个人的饭，接着送我们去上学。我们回来之后，她还得立刻洗饭盒，并为八个人烧饭做菜。每天我、和数、玉树和东海林夫妇围着饭桌吃饭。不知不觉，我成了东海林家的小姐，我的养母却成了东海林家的佣人。

　　和树和玉树是两个顽皮的孩子，每天回来都是浑身是泥；他们身穿短裤，膝盖上满是伤痕，吃饭时又总是狼吞虎咽。东海林夫妇几乎每天都要对两个孩子进行训斥。

　　“玉树，你吃饭的时候要文静点儿！”“你那是怎么拿筷子？！”“把手里的东西给我收起来！”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就揪成一团。可是，我无论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他们不仅连一句提醒我的话都不说，而且，总是对我摆出一副笑脸，投以慈祥的目光。在我看来，那种目光反而有些可怕。

　　养母和东海林家年轻的女佣人都在厨房里吃饭。她们吃的，一般都是我们吃剩下的酱汤和咸菜。我每天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就感到很难受。不久，不知是何原因，那位年轻的女佣人，忽然见不到了。于是，养母便成了东海林家的女佣人，收拾屋子、打扫庭院、洗衣服、熨衣服、做饭、给和树、玉树洗澡和缝缝补补等事全都由母亲一人来干。养母很胖，身穿一件白罩衣，整天在家里跑前跑后，忙得气喘吁吁。我把我得到的午点——一块洋点心或饼干省下来不吃，藏在衣袋里，到处找养母。有时养母正在擦桌子，有时养母正在洗衣服，我走到她跟前，就把那点儿点心、饼干塞到养母的嘴里。

　　这是我们母女二人住在东海林家期间唯一的感情交流。现在想来，养母一个人收拾那么大的一个家实在累得够呛。东海林夫妇故意解雇女佣人，是不是想让养母忙于家务，以便冲淡我们母女关系？或者企图用这个办法留下我一个人，而让养母一个人离开这个家？再不然他们是想要养母用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他们对我的恩情？如今，东海林夫妇早已不在人世，养母因疱疹病毒搞坏了大脑，记忆里严重减退，所以这些问题也无处去问了。

　　对于我在东海林夫妇家里特别受宠，和树与玉树二人并不在意。他们真有股男孩子劲儿，整天在家里天真地跑来跑去。和树确实有点哥哥样子，比较踏实。但玉树却是个毛手毛脚的孩子，膝盖常常被擦破，到处抹的是红药水和碘酒，脚心却是黑的，真不象是个高贵人家的公子。而他们的母亲非常爱美，并有些神经质，对他们俩的顽皮劲儿简直不能容忍，就连她听到玉树蹬蹬地在走廊跑的脚步声都要紧皱双眉。

　　东海林夫人经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百货公司。她有时抱着我的肩、拉着我的手走路，但不喜欢和两个男孩子走在一起。我心里很是不安，总回头看看和树和玉树跟上没跟上。玉树故意象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路，朝我伸伸舌头，或做个鬼脸儿。只有这时，我才放下心来，感到松了一口气。

　　东海林夫人每月还要带我去看一次宝冢少女歌剧。不知她怎么想的，忽然有一天她把宝冢少女歌剧团的学员们叫到了家里来，教我跳交际舞。她坐在椅子上，很高兴地看着我随着唱片的音乐“一、二，一、二”地学跳舞。她请人教一个十岁的少女学交际舞，大概是打算象外国那样让我进入社交界。现在想来，东海林夫人比东海林太郎更疼爱我。东海林和他夫人没有生过孩子。玉树和和树是东海林前妻的孩子。大概东海林夫人是想通过对我的疼爱来消除自己没有亲生子女的寂寞——因为我不是东海前妻生的孩子，而且与东海林家的人毫无血缘关系。

　　为了夜里谁和我一起睡的问题，东海林夫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行一次小小的争夺，而白天他们也常因为我发生吵架。

　　“今天我带秀子去看电影。”

　　“不，今天我要带秀子去三越百货商店买东西嘛！秀子，好不好？”

　　在这种时候，我身穿西服、头戴帽子站在一旁，既不看义父，也不看义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朝哪儿看才好。我穿的那套西服从头到脚都是东海林太郎喜欢的草绿色。草绿色的帽子，草绿色的毛衣，草绿色的裙子，靴子是在华盛顿鞋店特意订做的，和父亲的靴子一样，用染成绿色的蛇皮制成的。

　　东海林夫妇可能已经忘记了与我养母事先商量的事：“要认真教我演唱和弹钢琴”，总是把我打扮成个洋娃娃似的带出去炫耀一番。

　　当时的新闻界还不象现在这样喧嚷滋事，但是，仍有一些报纸和杂志登出了“东海林太郎收高峰秀子做养女”的新闻消息，并煞有介事地使用了黑体字。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滑稽可笑！当时，我作为一名儿童演员，名声比东海林太郎要响，所以有些新闻报道恶意中伤说：“所谓收儿童演员为养女，实际上是东海林太郎一种高明的自我宣传。”东海林“要收我做养女”的真正用意，我当然不得而知。如果这种报道属实，那么，东海林太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了一种装饰品，并无意教我演唱和弹钢琴。

　　不知是何原因，在东海林家住的那两年，我的工作忽然少得可怜，我和养母几乎不再去制片厂拍片。原本我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去盼望已久的小学校上学，可是，东海林太郎却经常带我出去巡回演出。一次巡回演出一般是十天左右，一个地方演两天，要走三、四个地方。同行的约十名乐队队员，此外还有管理人员和司仪，以及歌手藤山一郎、小呗胜太郎、市丸和新桥喜代三等人，再加上一些随行人员，足有三十多人。巡回演出期间东海林夫人从不同行，所以我完全被义父一个人给垄断了，他从起床到睡觉一刻也不离开我。

　　司仪介绍完东海林太郎和他的曲目之后，台下便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东海林太郎笔直地站在舞台中央，双目平视前方，身体一动不动。我站在黑色天鹅绒的幕布的后面，两眼凝视着他的侧脸，可是心里却思忖着黑暗中的自己。

　　“黑夜寒冷，心凄凉，

　　我们的旅行，好似候鸟迁徙赶路程。”

　　这支歌听得我耳朵都长了茧子。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起此时此刻正在东海林家的厨房里忙碌的养母，我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我恍惚回忆起我和养母那前世有缘而又悲惨痛苦的日日夜夜。

　　08 两个离别

　　早晨，东海林太郎从二楼的卧室下来，和梳妆完毕正等在楼下的夫人，相互问候一声“早晨好”，就走进钢琴房。夫人弹钢琴，东海林进行发声练习，一个小时下来，他浑身是汗。这是东海林太郎每天的必修课。早晨他们的练习十分认真而严格，同一个音阶或旋律要反复练习多次。我总觉得东海林夫人要比东海林高明得多，而且只有在这时候，东海林才是他夫人的忠实学生。

　　尽管如此，东海林太郎一直被称作流行歌手。但是，他作为一名声乐家的严谨态度和进取精神，跟现在我们所想象的流行歌手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在“满铁”时代，东海林太郎便和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的夫人在大连结婚了。当时，义父是“满铁图书馆”馆长，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立下志向，要成为一名古典歌手。音乐把东海林夫妇结合在一起，并因此使东海林更加迷上了演唱。他从不希望成为一名“流行歌手”，而是决心成为一名男高音歌剧演唱家。我可以肯定，这一理想整整在他的心中埋藏了一生，这种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过。东海林太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晚饭喝醉了酒，就在我和玉树、和树面前表演拿大顶，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东海林夫妇的确非常喜欢我。我是他们两个人的玩具。他越觉得我可爱，就越对玉树与和树没有感情。玉树一淘气，东海林夫人就惩罚他。有时，她把哭喊求饶的玉树拖到昏暗的走廊里，然后推进仓库里，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每当被关起来的玉树的哭闹声传来，我就胆战心惊，慌忙跑到厨房里去向养母求援。经常是我养母向玉树的母亲求情，才使玉树得以“赦免”。玉树与和树的心渐渐与自己母亲疏远了。两个孩子无论是打了架，还是摔了碰了什么东西，从来不敢进屋门，而总是围着在厨房里干活的我的养母。我养母很可怜这两个在大连时就死了生母的孩子，出去买东西时，她常常不带我而是带着两个男孩子去。

　　究竟谁是谁的孩子，谁是谁的母亲呢？我看到玉树、和树总是缠着我养母，心里就忌妒；碰到什么事，我袒护我的养母，东海林夫人也忌妒。如此这般，家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正在这时，在北海道祖父身边生活的长兄平山实，突然到东京来找我们。虽然说是我是哥哥，但自从我四岁离家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所谓兄妹关系也只有徒有虚名，相互之间并不感到特别亲切。

　　养母也很难招待他，又不能说让他回北海道，只好硬着头皮求东海林家留他做个寄食学生。平山实每天晚上去上夜校，白天则拉着东海林家的狗去散步，打扫院子，烧洗澡水等等。他住在仓库旁一间没有电灯的房子里，房子只三张草席那么大，地上铺着一张凉席。

　　平山实就象一只北海道里的熊一样，无论什么事从不插嘴，近视镜后面的眼睛总眯缝着。更有甚者，他经常仅系着一块兜裆布，露着毛茸茸的大腿和臀部，若无其事地在庭院水池里洗澡。我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哥哥！”这太不成样子了，我从心眼儿里讨厌他。

　　养母三十岁那年真是交了厄运。

　　东海林家辞掉了年轻的女佣人之后，他们家所有家务都落在了养母一人身上，再加上养母要送我去制片厂，心里时常惦记着蒲田家中的养父，偶尔还要跑去看看他……对养母来说，这真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我的养父是个终生不走运的人。我的养母也是同样，她虽然拼命干活儿，流了不知多少汗水和眼泪，但终生没有得到女人应有的幸福。因此，她养成了固执的脾气和倔强的性格。

　　养母后来在蒲田家中的壁橱里发现了女人用的睡衣和枕头，这时她的心才彻底与养父决裂。刚强好胜的养母心想：与其被男人抛弃，不如选择抛弃男人这条路。于是，她和养父彻底断绝了关系。我刚才写道，养母是个固执、倔强的人，但当时的养母却也是个容易流泪，多愁善感的人。一旦她相信了一个人，她将会为其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正因为如此，如果对方辜负肋她，她会变得十分可怕。然而，她又缺乏识别背叛行为的能力，所以，她的一生净办傻事，象个广告宣传员一样，今天走东家，明天走西家，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到达目的地。

　　和养父离异之后，养母完全成了东海林家的佣人，她的人生希望便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养母相信：“只要自己这样忍受下去，秀子就能上学，就能学弹钢琴和唱歌。”实际上，东海林夫人只教过两、三次钢琴，只练习过一次发声。后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我见到东海林太郎。他突然对我提起这件事，说道：“当时，你正在变声期，所以没能教你唱歌。”

　　男孩子有变声期一说，但我从未听说过女孩子还有变声期。我想，如果这是真的，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对养母说清楚，因为养母就是为了让我学唱歌才每天勤勤恳恳为他家干活的。为此，养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不惜与养父一刀两段。结果，我什么也没学到，养母当时肯定不耐烦了。后来，她对我说：

　　“在你从女子中学毕业之前，请他好好教你弹钢琴和唱歌。当时事先已经说好，在那段时间里由他们抚养我们。这样一来，我只好不要月钱给他们当佣人。可是，到了东海林家以后，他们总是说：‘把秀子给我们吧！把秀子给我们吧！’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妈妈一个人赶走的，所以心里非常害怕。虽然妈妈没有得到东海林家的月钱，但松竹还发给我工资，这些钱除了买些化装油彩和来往于蒲田的车票之外，剩下的买了我的内衣和围裙之类的东西，再有就是零花钱了。”

　　我和养母住在东海林家的时候，养母每个星期都要到中间人藤田正人那里去谈一下情况。东海林夫妇对我的溺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他们夫妇不在饭厅里吃饭，而要人送到楼上来，和树和玉树却在楼下吃。

　　最近，藤田正人还曾愕然地对我说：

　　“听到这些情况，连我都感非常吃惊。我曾非常担心，心想：这样可不得了！”

　　那是到东海林家一年半以后的一天，非常奇怪，养母把我叫到女佣人房里，对我说：“你妈妈（东海林夫人）给我买了正月穿的衣料。”她喜形于色，然后把一块成套和服的衣料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天的情境，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块黑地儿细纹，条纹之间有细小的红道道儿的布。当时，我真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心情，竟然拿起那块布料跑进楼上东海林夫人的房间，喊道：

　　“我不喜欢这种红色！这样的衣服不适合我妈妈穿！”

　　我的语气确实过于激烈和认真了，东海林夫人听了立即变了脸，她双目圆睁地对我说：“不许胡说！”养母紧跟在我后面走进屋来，见此情景，便说：“秀子，快向你母亲赔不是！去呀！”她推搡着我，让我低头。可是，我根本不听。然后，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便流着泪大声叫着：“妈妈，咱们离开这个家吧！走吧！走吧！”

　　就这样，我们把平山实留在东海林家，自己走出了他们的家门。那年我十一岁。

　　回想起来，我和东海林家来往的两年多，简直象梦一样，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他们闯进我们在蒲田租的小房子里，象是掠夺一样抢走了别人的孩子。他们对我的爱和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远远超过了社会常识，甚至可以说是反常，或者说是艺术家的一种冒险行为。我至今也想象不出他们还有别的什么目的，最后，我们母女俩还是和东海林家水油不相溶地诀别了。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这段经历作为我一生中的一枕“令人怀念的梦”和一次“宝贵的经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09 走出东海林的家门

　　我和母亲离开了东海林家之后，经常出入东海林家的出租汽车司机松野君帮助我们搬进了大森站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

　　名为搬家，其实一点儿家具也没有。我们母女俩把包着生活用品和衣物的小包袱放到松野的汽车上，便一切就绪了。

　　公寓是一座二层木结构的小楼，住户只有十二家。我们母女住进了二层的一间六张席的房间。屋里还有一间很小的厨房，在煤气炉旁有个小孔，放进去多少钱，就出多少煤气，这使我感到很稀奇。

　　在东海林家里住的时候，我象个小姐一样，过着消遥自在的生活。现在，我好象又从山坡上滑落下来一样，重又回到了旧日的贫苦生活之中。

　　过了两三天，我和养母的心情都平静了下来，这时我们才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养母急忙打电话给藤田正人，把我们离开东海林家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到了我们母女与东海林夫妇分别的消息大吃一惊，立刻亲自跑到我们这里来。当他得知我们不再回东海林家的决心之后，又默默地回去了。他似乎感到了一个中间人的责任，于是，把东海林太郎找来，质问他：

　　“你为了收养秀子甚至拆散了他们一家，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许下的让她上学、学弹钢琴和唱歌的诺言如何实现呢？”

　　东海林和藤田正人之间，究竟又谈了些什么话呢？我就不得而知了。藤田正人打算为我争取一笔五百或一千日元的抚养费，以便让我上完女子中学。

　　可是，东海林太郎却反复地说：“你去和我妻子商量吧。”当时，对东海林来说，筹措五百或一千日元并非难事，因此，他的回答使藤田正人甚为恼火。据说，藤田正人不由得大声喝道：“你这个混蛋，难道这是一个男子汉的回答吗？你难道毫无责任感吗？”当时，藤田的手里刚刚写好一支专为东海林创作的歌词《恋妻的旅途》，但藤田说：“我简直气炸了肺，没把歌词给东海林太郎，而让一名叫上原敏的新歌手去唱了。”

　　上原敏当时是专修大学的学生，在波利德尔唱片公司的棒球部搞杂务工作。他喜欢唱歌，但没有什么名气。藤田正人和作曲家阿部武雄对上原敏进行了一个月的特殊训练，然后便带他到波利德尔去灌了一张《恋妻的旅途》的唱片。不久，上原敏又唱了《上海来信》和《鸳鸯之旅》等歌曲，一下子红了起来，眼看着就赶上了东海林太郎。不幸的是，正当他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被征去当兵了。1944年，他病死在新几内亚战场上。可以说上原敏是一个因偶然的机会而昙花一现式的人物。给了他这种机会的，正是藤田正人的愤怒。当然，上原敏不可能知道其根源还在我这里。

　　我离开东海林家之后，使藤田正人和东海林太郎曾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疏远了，几乎绝了交。为此，我非常痛心。假设在这个时候，东海林夫妇把一笔千元的巨款送给我们，在精神上深感不安的我们母女二人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吗？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养母怒气冲冲地把钱退回去地情景……

　　说实话，养母的钱包经常分文没有。但是，我们已穷惯了，对此不以为然，反倒悠闲自在。令人吃惊的是，养母的父亲平山力松寄来了一封信，要求给他汇去生活费。1934年，函馆再次惨遭火灾，殃及两万零六百多户人家，力松家又被烧得净光。大概是由于这次大火的打击，性情豪爽的力松竟信奉起五谷神来，甚至在家里建起了五谷神社里才有的红色牌楼，为此他耗尽了全部财产，彻底破产了。养母虽然是和力松吵翻后离家出走的，但他们毕竟是亲生父女。因而，养母每月仍然从我的工资中抽出很少的钱不断寄给他。后来，力松又来信要求多寄一些。养母嘴里上说：“就是再紧，也不能不寄。”可我们确实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

　　我们家里一点儿家具也没有，每天来访的只有邮递员。他常给我送来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叠叠的信，都是我的影迷给寄来的各种各样的布娃娃，还有小动物玩具。我一边看着这些布娃娃，一边想：“假如这些都是钱该多好啊！”

　　我每天去小学上课的时候，养母就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干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做零工，但收入是很有限的。人间总是好人多。穷极生智，养母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给住在同一公寓的两个青年人做饭、打扫房间和洗衣服等等，每月也能挣到十五日元。养母用这些钱，先到旧家具店买了一座挂钟、一张写字台、锅碗瓢盆和折叠饭桌等。就这样，我们经过一阵努力，勉强把屋子布置得象个家的样子。

　　两个年轻人和我，还有养母一起吃过早饭后，其中一个姓森山的就去当时的军需公司——煤气电力工业公司上班，我和去早稻田大学上学的川岛一起去上学。我在品川换车，然后去大崎小学。我不想从即将毕业的小学转走，因为即便转了学，我也不能踏踏实实地念书。川岛常常代替我那不善于交往的养母去找班主任老师，说明缺课的真实原因。晚饭后，他还抓紧给我补课。

　　回想起来，蒲田小学的教师指田老师，还有藤田正人和青年人川岛，他们在我处于困境的时候，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的好意象宝石一样纯洁美丽，抚慰了我那颗破碎了的心。现在的社会变成了金钱社会，亲不亲看钱分。但在过去，不计报酬、慷慨助人的人到处都有。

　　可能由于在东海林家操劳过度，养母常常因感冒或头痛而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饭菜自然要由我来准备。我从学校或制片厂一回到家，养母便让我拿着五十分的银币，跑到市场去买些蔬菜和做酱汤的菜；然后，买一些油炸丸子之类的东西糊弄一下。油炸丸子十分钱三个，素炸十分钱十个，究竟哪个好吃，哪个便宜，我也搞不清楚，常常在肉铺前徘徊往返，不知所措。

　　养母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我爱吃极了。养母站在小小的厨房里，手脚动作非常麻利，不大工夫就把四个人的饭菜准备好了。可是，轮到我做就不那么顺当了。当时没有电锅，所以我经常嘴里一边念叨着：“先用文火煮，后用旺火烧，中途孩子闹，也不准开锅瞧。”一边学着做饭。尽管如此，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做出的饭菜当然不会好吃。而两个年轻人却不加任何评论地把我做地饭菜强咽下去。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那股难受劲儿，心里就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和川岛结伴到附近澡堂洗澡回来的路上，他常常进书店去看看。当然他是为了买书，可我从来没进过书店的门，所以进到里面，我总觉得心发慌。但是，从那以后我竟慢慢地学会了买书。那时，我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来读，常常图便宜，买了一些二十分钱一本的岩波文库的小册子。有的我读后，还觉得很有意思，如《长腿伯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施特罗姆的《湖》、海涅和石川啄木的诗歌，还有北条民雄的《生命的初夜》。这些书，我这个孩子读了以后也很受感动。养母认不得几个字，对她来说，报纸上的铅字简直毫无意义。我家能收到的文字材料，只有电影杂志和工作用的电影脚本，所以母亲见到我抱着文库爱不释手，感到很新奇和不可理解，进而产生了一种不安，害怕我把她丢在一旁。她大发雷霆，最后把我的书给没收了。虽然我读的书很杂，但书毕竟成了我唯一的朋友。几十年来，我始终以演员为职业，一年到头东跑西颠。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川岛带我去书店，我大概不会和书交上朋友。现在，每逢踏进书店的店门时，我仍然回忆起川岛，并深深感到：无知是最可怕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