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16 大河内传次郎

　　我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身体成熟得简直象个大人了。可是，我的思想却仍然处于对儿童时代无限留恋和对未来世界充满希望的感情复杂多变的时期。我一天到晚在想：“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非但如此，一有机会，我还琢磨着如何脱离演员这个行当。不过，我并未因此而玩忽职守。自从我懂事以来，就亲身体会到，“每天填饱肚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此外，我还深深懂得，一名演员决不能靠长相漂亮和想入非非去挣钱。因而，我工作时有我自己那种认真精神。每天工作，我从来不迟到，不缺勤，而且还有一种自尊心：只要干就不能比别人差。

　　从早上七点到九点半这段时间里，制片厂的化装室忙乱得象个战场。在电影的全盛时期，制片厂常常同时拍摄十几部影片。几十、几百名演员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化好装、梳好头、穿好服装。倘若有一、二百个临时演员要出场拍戏，负责化装和服装的人需要在清晨五点上班。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暖气和空调设备。冬天拍片时，为了去掉呼出的白气，演员在正式开镜之前，嘴里要含着冰块练台词。到了夏天，摄影棚里的温度经常高达四十度以上，热得象个蒸笼。演员这个行当，整天把自己化装成另外一个人过日子，真是个特殊的职业。然而，演员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在装扮别人。当化装成剧本上的人物又哭又笑的时候，他是个演员，而在工作之余，他就不再是演员，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了。

　　只要走进化装室，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那些作为普通人的女演员们总要嘁嘁喳喳地使人耳朵发胀。有的人一边让别人为她梳头，一边背诵台词；有的人娇声娇气地谈论自己的恋爱史；有的人添枝加叶地传闲话；有的人相互争风吃醋；有的人故意给别人捣乱；有的人在对剧务工作人员评头论足；还有的人在哼小曲，打哈欠，甚至打喷嚏……可能由于我生性好强，所以总觉得这些老演员当中没有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初子是养母给我安排的跟包。自从上次养母拒绝别人抚养我之后，突然对我周围的人提高了警惕。于是，她给我找了一个跟包，让她从早到晚地监视着我。但是，养母特意雇来的初子却违背了她的意志。初子非常喜欢我，热心地为我服务。初子象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她早晨唤我起床，晚上为我铺被关灯。她简直象我的大姐姐。养母又失算了，自己反倒被孤立起来。最后，她又只好雇了一个佣人来陪伴自己。

　　家里增加了两个女佣人，屋子就挤多了。于是，我们家又搬到了五间一套的公寓里。养母把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小阁楼腾出来，招了一名房客。此人便是曾在东宝分公司京都制片厂工作、后来又转到砧制片厂的年轻助理导演市川崑。1938年，我去京都参加拍摄樋口一叶的《比高矮》时，我和养母在制片厂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时，市川崑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是位以独特风格闻名于世的导演。那时，他一边学习导演艺术，一边业余画广告漫画。他的屋子里到处是广告色和画笔等，乱七八糟。

　　市川对我们母女俩照顾得很周到。我们对京都很不熟悉，他经常领我们到京极和河原町一带去玩。他说：

　　“我去东京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两年后，他的话竟真地实现了。如今，他变成了我家的房客。

　　市川崑住的那问房子很窄，而且天花板矮得人一站起来就碰头。每天早晨起床后，他连床铺都不整理，一爬出小阁楼，就把脚伸到我家楼下饭厅的暖炉上，整天说笑话，为我和养母开心。不久，他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养母非常喜欢热闹，每次打麻将都少不了她，她的日子过得可舒服了。

　　我与大河内传次郎相识是在我们合演《丹下左膳》的时候。他确是一位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开始时，我以为他很难接近。在排练或演戏时，他确实如此。但当他卸装之后，却一点儿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待人接物非常和气。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他无意中听说，我模仿他念台词的样子，曾逗得人们直发笑。于是，他立刻向导演中川信夫提出，请导演增加一场戏，由我用他的“声音”跟他对白。此外，他还经常带我到制片厂大门外的冷饮店去吃东西。

　　虽然当时已经入夏，但大河内传次郎却穿着一件关西式样的绉绸短袖衫和一条肥大的衬裤，腰间围着一条毛线围腰，脚登一双木屐，装束十分古怪。他把粗边眼镜往上推了又推，稀溜稀溜地喝着冷饮。看他那副样子，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够派头儿，跟他在银幕上那英姿勃勃的形象简直判若二人。有的人说，大河内传次郎架子大，在影片里总是一副傲慢劲儿，使人不敢接近。这种说法不对。他在影片中，眼睛总是朝上看，并非因为他傲气十足，而是因为他有高度近视。比如，他扮演丹下左膳时，当然不能戴着眼镜，加之，演员在搏斗场面经常用真刀，所以，那些扮演挨打角色的演员常常遭到近视眼大河内的乱打，弄得身上净是伤痕。另外，他扮演的左膳本是武艺超群的武士，可是，由于他近视，在拍武打场面时，脚竟然踩到了套廊的外面，滚到院子里；还有的时候，打着打着，他撞到了石灯柱上。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大河内传次郎作为一名演员的条件是很差的。他双目近视，台词总是背不熟，运动神经也不算发达。但是，正因为他是近视眼，他的眼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正在他边想台词边做戏的过程中，令人感到他的戏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

　　在《丹下左膳》上集，最后一个镜头是左膳被千叶周作砍去一只胳臂后沿着堤坝逃跑。由于左膳只剩下一只胳臂，身体失去了平衡，所以跑起来总是向前倾，腰部重心向下移，好象只用小腿在奔跑，那姿势宛如在地上爬行。他在这场戏里的表演极其出色，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大河内传次郎住在京都的下贺茂。但是，只要他没有工作，就躲进位于岚山附近、小仓山上的大河内别墅，终日盘腿打坐，闭门不出。当然，此时他禁止任何女人入内，同时也拒绝他人来访和拍照。这使电影杂志的摄影记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都想拍一张大明星大河内传次郎在别墅里的生活照。

　　《丹下左膳》在电影院上映后的某一天，我正在东宝公司的化装室里化装。一位相识的记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对我说：

　　“请到大河内别墅去一下！大河内先生说，如果高峰君来，可以破例一起拍一张照片。”

　　“？！”

　　“虽然他严禁女人进入他的别墅……但是，高峰小姐例外。”

　　“？”

　　“他说，因为高峰秀子还不是成年女子……”

　　“我正是芳龄女子，他却说我不是成年女子。这不是太无理了吗？”

　　我停下了正在往脸上扑粉的手，两眼瞪着记者问道。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很想见一见大河内先生。

　　眼前的道路长满了清一色的孟宗竹。我和记者及摄影师乘坐的汽车，沿着这条路静静地爬上了小仓山。打开车窗，一股深山里的香气扑鼻而来。我感到，我那被摄影棚里的灰尘和油彩气味弄得污黑的肺，好象顿时被这新鲜的空气净化了，于是我使劲作了一次深呼吸。蓦地，汽车放慢了速度，因为前面就是大河内别墅了。我下车后，一位身穿青棉布筒袖和服、坐在走廊尽头的男人站起身来，快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大河内传次郎戴着他那副宽边眼镜迅速地走了出来。

　　我的两眼看呆了，今天大河内传次郎的衣着，跟他在扮演丹下左膳时完全不同，打扮得活象个僧侣。我们脱靴走进客厅，客厅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地炉。此外，里面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具，显得很雅致。我感到好象到处都贴着“禁止女人入内”的字条。

　　刚才坐在走廊里的那位中年男子给我们送来了清茶。突然，正在谈笑风生的大河内传次郎，如梦初醒，用浑厚的声音说道：

　　“对啦，咱们还得照相呢……这副样子有些不雅。我得去换一下衣服，请稍等一下。”

　　一会儿工夫，他换上了一套新和服。这回他就不象僧侣了，而变成了一位历史剧大明星。

　　演员通常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工作时的面孔，另一副则是自己的本来面貌。这对于那些以假象维持生活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丝毫不足为奇。可是，我所看到的大河内传次郎却有三副面孔，一副是历史剧大明星的形象，一副是专心吃冷饮的中年男子的形象，另一副就是在高山上盘腿打坐，修身养性时的形象。

　　《拉拉队长秀子》一片是东宝公司南旺制片厂拍摄的。当时，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在向右转，电影事业也开始受到各种限制，制片厂里派来了政府官员。

　　我同时参加了《丹下左膳》、《姐姐出征》和《拉拉队长秀子》等三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天天在摄影棚、外景地点和大泉制片厂之间跑来跑去。我在拍《拉拉队长秀子》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与我的搭档灰田胜彦碰过一次头儿。这部影片的拍摄方法是，把我的镜头集中起来拍摄，然后由剪辑往一起凑。我没有去看影片的样片，也无暇到电影院去看成片，总之，这部影片我根本没看过。听别人说，我和灰田胜彦演得结构上有些乱。我心想：“让观众看那样的电影，真是天大的灾难。”影片拍完之后，我才听说灰田胜彦是出生在夏威夷的日侨，从大学时代他就组建了一个夏威夷爵士乐队。后来，我和灰田胜彦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拍剧照，一次是给电影主题歌录音。在电影中，他扮演棒球运动员，我扮演他的女朋友。

　　东宝电影公司，确实拍过一些受到普遍喜爱的歌剧片和喜剧片，但也制作了不少成功的“文艺片”。《光和影》（原作为阿部知二）、《多甚古村》（原作为井伏鳟二）、《阁下》（原作为北条秀司）、《彦六大笑》（原作为三好十郎）、《小岛之春》（原作为小川正子）等等。我总想早点儿成熟起来，所以那些无聊的娱乐片我不去看，但要尽量腾出时间去看那些有益于我学习的文艺片。

　　一部影片拍完之后，在制片厂的小放映室里，首先为编导和剧务工作人员放一场，然后再为制片广的其它演职员放三、四次。当时，只要有我想看的影片，我总是抽空钻进那小放映室里。

　　有一天晚上，我在小放映室里看了丰田四郎导演、夏川静江主演的《小岛之春》，不由得被一位女演员的高超演技感动得站了起来。《小岛之春》描写的是，一位女护士为麻风病患者贡献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使我极为感动的镜头，是主角护士登上阳光灿烂的山路，去看望麻风病人的场面。大概是不愿意让人看到那溃烂不堪的脸，麻风病患者始终背朝护士，也就是背朝摄影机；她从晾杆上取回衣物时的演技实在高明、巧妙、精湛……我不由得惊叹道：“这才叫演技！这真是我想看而看不到的影片！……真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优秀的演员！”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相识。杉村春子的演技宛若雷电，使我受到了巨大震动。我想：“如果想以演技胜人，但又拿不出这样的演技，那就不是一名演员。”杉村春子一边背朝镜头，一边念白的表演给我留下永志难忘的印象。我感到胸中蒸腾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斗志。与此同时，我懂得了人的背部也是一张富于表情的“脸”。

　　17 拜师学艺

　　自从我看了杉村春子在《小岛之春》中的表演，我才开始感到，对于自己在银幕上的表演，必须以观众的眼光，也就是以“第三者的眼光”去品评。可是，过去我每天忙于拍片，根本没有时间认真观看自己主演的影片。

　　我演电影只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念台词也象鹦鹉学舌一样。我完全没有与他人争高低的思想，只想着：“只要我认真工作就行了。”

　　假如我没看到杉村春子的表演，也许我现在还以为，电影和戏剧之类的东西，演员只需记熟台词，在摄影机或观众面前，照本宣科也就足矣。但那样的话，演员岂不变成善于模仿的八哥儿了吗？

　　当然，我只有十六岁，无心与杉村春子争高低。但是，银幕上的杉村春子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她似乎在对我说：

　　“您虽然很红，但是，这就是你当演员的目的吗？”

　　我无言以对。首先，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读过一部表演艺术的理论书籍。我想，我有必要首先认真地看一看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和表演。

　　我看了，我认真地看了。

　　我认为，把自己的演技比作“质量低劣的儿童饼干”最为恰当。我既不是拙劣的演员，也不是出色的演员。首先，那些应该认真念的台词，我却念得非常单调，而且吐字很不清楚。甚至有时我真想骂自己：要念清楚些！

　　我下意识地走进小放映室后面的“音乐部”。

　　东宝公司从照相化学研究所时代起，就开始拍摄念白即唱歌、动作即舞蹈的影片，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音乐片”。如同现在的流行歌手都会一点表演一样，当时东宝公司的演员“会演歌”并不稀奇。因为歌曲便是配有旋律的台词。《女儿只有一个心愿》和《拉拉队长秀子》等影片的主题歌，就是我自己演唱的。当时，为影片配歌，首先在配音复制室把歌声录在胶片上，然后，演员再拍动作。不过，这时演员只要口形动一动就可以了。

　　由于演员们很忙，必须在拍片之余学唱歌曲，所以制片厂音乐部请来了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的钢琴家铃木敬子，随时对演员们进行辅导。铃木敬子自己不唱歌，但是她的耳朵非常灵。她过于认真，有些不适合在制片厂工作。但我一直对她抱有好感。有一天，她穿着干干净净的和服正在音乐部里读书，我跑到她跟前，对她说：

　　“铃木先生，请您教教我正确的发声吧！我求您啦！”

　　由于我的要求很突然，她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当时，音乐部长挂下正坐在一张靠窗子的桌子前面，他听后，便插嘴说：

　　“你如果想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吧！”挂下部长给我介绍的老师是歌剧界的权威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挂下很快便带我拜访了奥田良三在千驮谷的私邸。在宽敞的日本式房间里铺着高级地毯，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

　　奥田良三身穿深红色礼服，系着蝶形领带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表情是那样严肃。我们初次见面，我便被他那双很大很大的眼睛给镇住了，急忙低头施礼。奥田良三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份乐谱。我根本不识乐谱。我的心好象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奥田良三“噹、噹”地弹起了钢琴。

　　我一边听着他弹，一边象蚊子叫一样，“啊—啊—”地作发声练习。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弹的曲子是《鸽子》。奥田的大眼睛里这才露出了微笑。然后，他面对钢琴调整了一下呼吸，自己练起了发声。

　　他似乎不是在发声，而是在放炮。我象是担心会被大风吹跑一样，两手紧紧地抓着椅背，支撑着身体。

　　长门美保也是我的老师。她只要一张嘴，那声音就震得玻璃窗哗啦哗啦地乱响。我无论怎么用力叫喊，也抵不过长门美保那技巧性的低音。长门美保家住在代代木八幡站附近，可是，当她发声时，外面电车“咕咚、咕咚”的声音也被冲淡了。这是真事，绝没有任何夸张。

　　我只有一只好耳朵。我七岁那年，突然得了中耳炎，发高烧。我捂着耳朵在床上直打滚，但母亲只知道着急，竟束手无策。一夜过后，我去看病时，鼓膜已经没有了。我只剩了一只不可少的耳朵，所以我真担心：这样练，会不会被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把我的这只好耳朵也给震聋。

　　本来，我学习发声，目的在于念台词时能吐字清楚一些；另外，拍片任务已经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练习不到两年就停止了。经过两位老师的严格训练，我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基本上得到了纠正。经验告诉我，越是笨学生越不能找温和而又好说话的老师，而应该请严厉的老师来教。

　　老师每月的酬金很高。也许正因为这笔学费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支付，所以每次上课时，我总是贪婪地向老师学习。

　　1941年，东条内阁上台后，许多演员改了行，英美的电影也被禁映。全国各地的影院都必须上映阅兵式的新闻片。每月有四个“无肉日”，届时肉店不开门。盐、米、烟草的供应受到限制，连煤气也配给，我常常到皇室树林里去拣树枝回来烧洗澡水。从此，人们开始对军人感到恐惧。

　　平山力松的儿子平山巴复员后又病死了。他是平山家唯一的劳动力。这样一来，他家的老老少少当然都要由我负担。好面子的养母，无力支付这么大的开支，于是只好去东宝借钱，或者让我多工作，以便增加收入。

　　我同时拍着五部影片：《昨天失踪的人》、《马》、《阿波舞女》、《女学生日记》和《售票员秀子》，抽空我还到日剧、新宿东宝、涩谷东宝和江东等剧场演出一些小节目。我连《鸽子》的乐谱都识不下来，却硬着头皮在十人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曲。每次演出时间为三十分钟，四支歌曲。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四场，平时每天三场。天天忙得我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观众席上是清一色的国民服，观众席的后面是官员席，坐的净是警察和宪兵。

　　人们会想：“你这么拼命干活，身体吃得消吗？”我自己也原以为“我有一个拖不垮的身体”。但是，最后我还是因为疲劳过度而垮了下来。

　　18 电影《马》与导演山本嘉次郎

　　在上述我同时演出的五部影片中，《马》是一部田园情调的作品。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名叫稻子的农村姑娘和她精心喂养起来的一匹大马之间的感情交流。这部大型作品，从1939年开始到1943年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马》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而且需要一年四季的外景。

　　当时，参加影片拍摄工作的有四位摄影师，每人负责拍自己最擅长的季节。夏季由三村明、秋季由铃木博、冬季由唐泽弘光、春季由伊藤武夫负责拍摄。美工是松山崇。编剧和导演是山本嘉次郎。助理导演是黑泽明和谷口千吉。这部影片是东宝有史以来耗资最多、费时最长的大型作品。

　　从拍摄《课堂作文》一片时起，黑泽明就是山本嘉次郎的助手。他个子高得惊人，眼神象匹骠悍的马，他总是双拳紧握，显得有些神经质和暴躁。在我这个少女的眼里，他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1937年，我从松竹公司转到东宝公司后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山本嘉次郎导演的《丈夫的贞操》。后来，我们又合作拍摄了《课堂作文》、《马》、《希望的蓝天》和《春天的游戏》等。山本嘉次郎还曾提出愿意做我的义父来抚养我。所以说，他是我的恩人。

　　山本嘉次郎是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电影导演，人称“万事通”。他不是只懂得导演电影的电影导演，工作时丝毫没有那种大师或艺术家常有的架子。人们常说：“山本摄制组总是那样和和气气，工作人员感到很愉快。”他这个“万事通”，也不是个只懂皮毛即感满足的人。对于知识，他不仅设法弄懂，而且还要咀嚼，咽下去，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营养为止。他这种对知识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另外，山本表面上给人一种很幽默、很世故，好耍小聪明的印象。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在他身上，那种为人耿直忠厚、深思熟虑的优点，却常常不被人们所发现。

　　1946年，我二十二岁。有一天，东宝公司进行新演员面试。山本嘉次郎跟我开玩笑说：“这次你自己来选选你的合作者，演你的情人。”我坐在评选员席的最边上。面试很简单，一会儿就考了好多人。当时，三船敏郎就在这些应试者中间。他穿戴很随便，只穿一件粗布西服裤和一件运动衫。在那两道浓眉之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面颊的轮廓非常清楚，宛如刀削的一般，他体魄精悍，那风度仿佛能压倒所有的评选员。但是，三船敏郎的举止却非常不懂礼貌，对评选员的提问也不正经回答，总是双唇紧闭、怒目环视。

　　评选员们围绕着是否录用三船的问题分成了两派，相互争论起来。结果，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不够稳重”，决定不予录用。这时，一直抱肩而坐，沉默不语的山本嘉次郎开口了，他说：

　　“不要一开始就下结论说他不行，最好用一用再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本事……要辞掉，那随时都可以。我愿意负责。”

　　这一席话，为社会发现、培养了一个大明星。1947年，三船敏郎在谷千吉导演的《银岭之巅》中初登银幕。接着，他在黑泽明导演的《醉汉天使》和《野狗》中一举成名。他演了许多著名影片，如《七名勇士》、《保镖》和《红胡子》等等。他哪里是什么“不够稳重”，他对长辈非常尊敬，厚于礼仪，同事们对他颇有好感，评价很高。

　　1945年，日本战败后，山本嘉次郎开始酗酒和吸毒，身体渐渐垮了下来。一个失去了体力和干劲的导演，对于电影公司来说，也就成了一个“过去的人”。山本的晚年，几乎没有导演什么作品，只写些食物的随笔以消愁解闷。

　　山本嘉次郎的葬礼非常冷清，三船敏郎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位曾为东宝公司勤勤恳恳工作过的著名导演的葬礼。在参加山本葬礼的“生前好友”中，有很多人对于势如日薄西山的日本影坛失去了信心，彻底改了行。本来准备为他烧两个小时的香，可是，一个小时过后就没有多少人了。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并排站在山本嘉次郎遗像前，双手合十行礼默哀。他们身穿工作服，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土，气喘吁吁。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照明部的人。他们肯定是在百忙之中，离开了摄影棚，直奔这里来的。我想：置身于祭坛上方盒内的山本嘉次郎，看到他们来给自己烧香会多么地高兴啊！想到这里，我的心更加难受了。

　　19 相思

　　看了《马》的样片后，我又返回北海道进行巡回演出。和我一同前往的，还有歌喉美似银铃的歌手永岗志津子和江波和子。

　　江波和子是当时东宝公司悬赏100日元招募来的新演员，被称为“百元明星”，很引人注目。在当时，一套三间的房子，租金也只有20日元，所以100日元奖金，具有很大吸引力。“江波和子”这个艺名，取自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年轻人》中的主人公“江波惠子”。

　　江波和子容貌漂亮，体态轻盈，象个西洋玻璃娃娃。但是，要想当一名演员，没有机会、才能和厚脸皮，那是不成的。江波和子是位很腼腆的女子，初次登台之前的轰动气氛，已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结果，江波和子只演出了《菩提树少女》和《东京的女性》等影片，便从银幕上销声匿迹了。现在，东映公司武打片的主要演员、在《津轻上河原调》一片中表演非常出色的江波杏子，就是江波和子的女儿。

　　在北海道，我们每到一地演出，剧场总是超满员，老板每天都要发给工作人员赏钱，以酬劳他们的辛苦。不论到哪个剧场，我的化装室门口都贴着“团长高峰秀子”的字条，使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儿。不仅如此，商业广告传单和广告画上也写上了“高峰秀子一行光临此地”的字样。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就被剧场工作人员称为“团长先生”，实在领受不起，真使人心中忐忑不安。然而，陪我同去的养母，却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表情。她还很会来事地送给人一些礼品，然后再随便使唤人家。她那种自命不凡的派头，倒很象个团长。

　　在旭川剧场演出时，养母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领到了我的化装室。他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土黄色国民服，脚上穿着草鞋。我透过他的近视眼镜一看，觉得非常眼熟，原来，他就是我的弟弟孝市郎。

　　1939年，我的生母死后，我们兄弟五人便离散了。大弟弟孝市郎被送到住在旭川的姨家做了养子。养母听说孝市郎家境贫寒，他正在旭川火车站干活，于是就去见了他的养父养母，说：“我要供给他上大学。”因为“让高峰秀子的弟弟在旭川车站卖苦力，我做为秀子的母亲脸上也无光。”就这样，她硬把孝市郎从养父养母的身边给拉了来，带回了东京。

　　我从北海道巡回演出回来，就见到了黑泽明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现在已是半夜时分。我正在写剧本，可是，突然想要撒尿。到楼下上厕所，我又嫌麻烦，于是我打开窗子就撒了起来。哗、哗、哗……正在屋顶上的一只大猫被吓跑了。我撒的时间很长，说不定楼下的人还以为是下起雨来了……”

　　我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没有意思。倘若他把这当做情书，写得有点太粗野了。于是，我把信撕得粉碎，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扔到了小河里。

　　随着我逐渐长大成人，养母开始对接近我的人提高了警惕，别人给我的私人信件，她也要检查。我去制片厂上班的时候，她就“搜查”我的房间，甚至连纸篓里的碎纸片都要看看。无论我去哪儿，她都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清来去的时间。我在制片厂上班时跟谁谈过话，她也要向我的跟包初子问个底朝天。

　　1941年秋，我正在参加《售票员秀子》和《姑娘，你真伟大！》的拍片。有一天，我在制片厂内碰到了好久不见的黑泽明，他对我说。

　　“我在成城租了一间工作室，就在你家附近，来玩吧！”

　　这时，我回想起在东北地区拍影片《马》的时候，黑泽明连夜赶写剧本的情景，心一个劲儿地怦怦直跳。我们很少见面，但每次见面都要一起到餐馆里去喝茶，或者到皇家树林里去散散步。那短短的约会，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一定到你那工作室去玩儿！”

　　我答应了他的邀请。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养母吃完饭就打起麻将来了，我便到二楼上去看书。由于楼下打牌的声音很吵，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于是，我放下书本，瞒着养母，到黑泽明那里去了。

　　黑泽明的公寓和我家隔着三条小巷，我找到了他的房间，就敲了他的门。

　　黑泽明问了一声：“谁呀？”便打开了房门。他身穿黑色和服，轻轻举起右手，以示失敬。这是一个六张席大的房间，到处是书，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常年不叠的被子被推到墙边，电灯下的书桌上，堆满了稿纸。

　　“我来玩儿了。”

　　“欢迎，请进！”

　　突然，我心里非常难过，眼泪夺眶而出。我没带手帕，用手擦了擦眼泪。这并不是因为见到了黑泽明而感到高兴，而是想到能背着养母出来感到很解气。

　　他用手推了推我的肩，我坐在了他的对面。这时候，突然啪地一声门开了，养母和公寓的看门人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养母狠狠地瞪着我和黑泽明，浑身颤抖。接着，她象疯子一样，对我大喊大叫。

　　后来，我被养母足足关了一个星期，除了去厕所之外，我只能呆在二楼上。制片厂的工作，现在怎么样了？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全然不知。养母总是沉默不语，我也一言不发。吃起饭来就象嚼沙子一样，没有一点味道。我整天坐在二楼仰望天空。

　　被软禁一周之后，我来到制片厂上班。午休的时间一到，我立即从摄影棚跑出来，到处寻找黑泽明。因为我想，只要问一问他，一切都会清楚了。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食堂门前的草坪上。我跑过去，叫了声：

　　“黑泽君！”

　　他看了看我，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几乎象个呆子。这就是说，他还在犹豫不决。我等着他开口，可是，三秒……四秒……他还是不说话。接着，他突然转身快步离去。

　　我呆住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竟不再想去追赶他了。“你这样做，更好！”就这样，我和黑泽明从此断绝了来往。

　　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吗？难道那天黄昏，我一路小跑叩访黑泽公寓时，就是我的春心在萌动吗？倘若如此，那么可以说，我的春心仅仅萌动了十五分钟……

　　后来听山本嘉次郎说，在我被养母软禁的第二天早晨，报纸突然登出消息说：“黑泽明与高峰秀子订婚。”当时，山本嘉次郎、我的养母和东宝公司的董事森岩雄都感到非常吃惊。在养母看来，如果自己的宝贝女儿飞了，那将对自己是巨大的打击，在山本嘉次郎看来，秀子与自己的得意弟子……那可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在森岩雄看来，东宝公司精心培养起来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导演苗子和女明屋苗子，竟然出了这种丑闻，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们三个人商量的结果，认为应该马上解决此事。山本嘉次郎说：

　　“他们结婚还为时过早，尤其是秀子。”

　　山本嘉次郎的这句话使我被关了一个星期。

　　也许就因为这个，黑泽明的脸上才流露出那种犹豫不决的表情。

　　在那个星期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天到晚，我只知道茫然地仰望天空。但是，对于黑泽明来说，这件事是关系到他一生命运的大问题，弄得不好，他的努力都将半途而废。所以，他总是那样游移不决。我们二人从来没谈过什么结婚的事，更没考虑过我们订婚。

　　我还继续拍我的电影，我和养母之间的冷战也象车子陷入泥坑里一样，难以解决。我为了不刺激养母，在家很少说话；而养母为了摸清女儿的想法也费尽了苦心。

　　我一天天长大了，养母常常一个人被留在家里，十分寂寞。尽管她常常跟我吵架，她的心，我还是能够理解的。有时，早晨上班前跟她吵了架，可出了家门之后，我还得想方设法把那张哭丧的脸变成一副笑脸。因为，这张“笑脸”就是商品。

　　对于我来说，1941年是“告别相思”、“迎来战争”的一年。

　　20 贵族小姐入江高子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袭击了珍珠港之后，东条英机军人政权的手也伸到了电影界，制片厂里经常出现身穿军装、腰佩军刀的陆军军官。

　　有一天，在小放映室里搞了一次内部放映。小放映室的门反锁着，里面坐着几个军人和一些制片厂的演职员。影片是日军在南方战线缴获的，一部是彩色故事片《飘》；另一部是动画片《幻想曲》。这两部片子都是禁止在日本公开放映的美国影片。

　　我不知道陆军军官们为什么要看这些片子。反正我看得十分开心，几乎陶醉了。两部影片共放映了五个多小时，一种奇妙的“营养素”浸透了我的全身，使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战争。

　　电影结束了，门打开了，我走到天色将晚的室外。这时，不知是谁小声地说了一句：

　　“跟拍这样影片的国家开战，实在不高明……”

　　看来，被影片陶醉的不只我一个人。

　　战后，《飘》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映过两、三次，、每次都颇受观众欢迎，到现在它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随着政局的变化，电影的题材受到了限制，本以“文艺片”见长的东宝公司也拍了大量的战争片子。1942年，东宝公司制作了二十二部影片，其中四部是政治片，即所谓的“战争片”。如：《南海花束》、《天鹰凯歌》和《夏威夷马来海战》等。1944年，东宝拍的十二部影片中有七部此类影片。

　　入江高子、原节子和山田五十铃是公认的日本电影史上的三大美人。入江高子是东坊城子爵的千金，要容貌有容貌，要人品有人品，真是位绝代佳人。当时的贵族，被人视为特殊身分。这种出身的小姐抛头露面当电影演员，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东坊城英子（即入江高子）要当演员时，遭到了周围人的坚决反对。

　　为此而最感忧虑的，是在宫中侍奉皇后的英子的姐姐敏子。敏子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救星，这就是大正天皇的后妃贞明皇后。贞明皇后只用一句话，便平息了这场风波，造就了女明星入江高子。皇后说：

　　“当演员为什么不行？……职业无贵贱之分。”

　　从我进东宝公司拍第一部影片《丈夫的贞操》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那天拍完《直逼美国》时止，我和入江高子合拍了七部影片。她是位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小姐。我是一个在穷人家长大、没有教养的野丫头。虽然我们门第不同，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真是莫名其妙。我在东宝工作时期，总是跟入江高子形影不离。我们合拍影片时，我就象一只小狗伴在她的身边，而她也如同我的姐姐一样喜欢我。

　　战败国日本有义务向战胜者美国提供娱乐享受。我也做为一名歌手，登上了舞台。当时，我为难的是没有服装。我的衣物财产都在战争中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平民劳动服和睡衣。我很需要做一套西服，可是，怎么也买不到合适的衣料。我急得都要哭了。这时，入江高子把自己的一件闪光变色的风雨衣给裁了，一夜之间就给我做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在夜深人静的制片厂里，她身穿浴衣，借用化装台的灯光为我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她的姿势、模样象一只白鹤那样美丽。

　　入江高子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

　　她在家里蹲在灶口，烧洗澡水时的情景；

　　她在厨房里切菜做饭时的情景；

　　她细心地为我整理演出服装时的情景；

　　她等着我拍完电影，一起吃午饭时的情景……

　　1945年8月，为防备美军飞机的轰炸，各家各户都挖了防空壕。

　　我家也在市川崑和制片厂同事的帮助下，挖了防空壕。但那个防空壕简直不堪一击，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那些没有院子的家庭，都到公园去挖；为了防火，所有的木板房也都被拆了……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受了原子弹的轰炸。在那可怕的蘑菇云下，有二十多万人丧生。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

　　8月15日那天，我正呆在千叶县馆山航空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