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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
——塞万提斯·1616年
1603年，56岁的伤残退役军士塞万提斯只身远赴巴利阿多里德，为12年前的一场牢狱之灾洗刷冤情，随身带着的是刚完成的《堂吉诃德》第一卷手稿，当时仍经济拮据的他，试图向早年卖文为生时熟识的商人推荐这部“自认为还不错”的作品。1605年，《堂吉诃德》首次在西班牙出版，只是一年内再版六次的惊人成绩，并未改变他再陷囹圄的困境，以及两年后在欧洲文学界四处树敌的尴尬。
1978年底，当时还叫刘晓光的阿甘导演，第一次看到杨绛的译本《堂吉诃德》，从此那个有些疯癫的骑士便成为他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保持童心、活在自己幻想世界里，是个有东方世界侠义精神的Geek。”2007年，改编自《堂吉诃德》的中国影片《唐吉可德》剧本初稿顺利完成，在继周氏兄弟、杨绛、钱理群等名家先后将原著带入中国后，导演阿甘第一次透过大银幕，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欧洲青年，变为中土盛唐的纨绔少年“唐吉可德”。
愁容骑士六欲东征
1615年，为抵御猖狂的盗版书籍对自己的诋毁，塞万提斯在病榻前开始了《堂吉诃德》下卷的写作，将日益高烧与严重水肿的虚弱身体再次幻想成疯癫骑士，将一个粗鄙的乡下牧猪女待为需尽力保护的贵妇公主，并稀里糊涂说服了农民邻居桑丘·潘沙成为侍从，开始了另一场奇幻的冒险旅程。服役、立功、被俘、坐牢、清贫交迫……杜撰的骑士身上隐约可见“雷托邦独臂人”塞万提斯的复杂经历：驰骋在幻想的世界里且屡屡受挫，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只不过是魔术师捣的鬼”。
但仅仅嘲讽还远远不够。
已经烧得有些糊涂的塞万提斯拿远在中国的明神宗开起玩笑，“现在有个家伙冒充堂吉诃德第二，到处乱跑，惹人厌恶；因此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好抵消那家伙的影响。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我身体不好，没有力气走这么迢迢的长路……”
事实是：“堂吉诃德”一直都想来中国。
「1403年，克拉维霍奉卡斯蒂利亚斯国王亨利三世之命携国书及礼品觐见帖木儿；
1492年，哥伦布在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开始了以中国为目标的历史性航行，却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
到了十六世纪，随着西班牙帝国的诞生，西班牙——新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贯通；
从1569年到1797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比、吉多·德·拉维萨雷斯、弗朗西斯科·桑德、阿吉拉尔等接二连三地要求西班牙国王派兵征服中国。」
魔侠的尴尬中国行
1607年，英国人托马斯·谢尔顿首次将《堂吉诃德》译为英文。1922年，“译界之王”林纾与口译家陈家麟合作，首次将英译版译成中文版《魔侠传》。但晚景颓唐恶疾缠身的林纾无法领会原著奇思妙想的冒险世界，这一版本也并未在中国引起反响。尴尬之中，《堂吉诃德》来到中国。
20世纪初，周氏兄弟在日本最早接触到《堂吉诃德》。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的教材里说塞万提斯“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而鲁迅则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一个“可读的”《堂吉诃德》译本。三十年代，他和瞿秋白一道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写道，“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和理想主义的脆弱。”
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成立“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选题之一。“编委会”负责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先生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便决定请她重译《堂吉诃德》，且不制约先生译本的语言。为了更为忠实地译介原著，她毅然决定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已经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杨绛先生，此时又开始下苦功夫自学西班牙语。
1977年5月，杨绛先生将《堂吉诃德》全书译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这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杨译本一枝独秀。
12万字电影剧本 “改编的精髓在可德”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堂吉诃德》成为阿甘导演接触到的第一部外国名著。“直到现在，我还有每年三读它的习惯。”据导演阿甘回忆，当时中国社会正值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膨胀的物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精神的集体错位和理想的失落。但这一前后在中国颠簸四百年之久的欧洲骑士，再没能走出他的梦境。
将《堂吉诃德》改编为《唐吉可德》12万字的电影剧本，已经是2007年初秋。“‘唐吉可德’并非简单音译，每个字都有其含义所在：首先，大侠姓“唐”，因为这一改编故事最合适的发生时间在唐朝，又取谐音‘堂’；第二，大侠名‘吉’，一是为电影讨个好彩头，二是遵循唐家“富贵吉祥”四兄弟的剧情设计；第三，字可德，‘可德’是剧本改编的精髓所在，《管子·内业篇》中有一句，‘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即用自己的精神、道德来说服他人，这也恰好是电影《堂吉诃德》原著精神的体现。”
但电影编剧的过程好像怀胎十月一样痛苦。“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改编成剧本，就不得不去解决它。“据阿甘导演介绍，《唐吉可德》的剧本初稿在经过连续三天的讨论后被完全废弃。为此，阿甘与制片人一起，邀请著名编剧俞白眉加入团队，短短两个月时间，很快拿出第二稿。“用熟悉的语言体系，去打败一个群体社会共有的价值观，那是种以一敌百的快感，以及在坚持自我之后的热泪盈眶。”俞白眉给这部电影定位为反武侠。
2009年，电影《唐吉可德》的剧本定稿终于在位于北三环的宾馆里完成。俞白眉在纸上画完最后一个句点的瞬间，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不同于翻译名家们千里迢迢将世界名著引入中国，只为让欧洲大陆以外的人们看到这部神作。“电影《唐吉可德》只希望通过影像的呐喊，重新燃起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希望观众在字幕消失、影院灯光亮起的时刻能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是一个曾有过或正在享有梦想的唐吉可德。”导演阿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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