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只需要经营自己,如今却要面对整个京剧发展的课题。新晋副院长于魁智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资料图片/IC |
于魁智这几个月有点忙。今年三月刚刚上任国家京剧院艺术指导兼副院长的他,不仅一口气交出了五部大戏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文化部“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而且还要在其中一部戏《满江红》里领衔主演。从演员到副院长,身份的转变似乎对于魁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他仍旧因为排练而忙个不停。
■ 人物简介
于魁智
1961年12月15日出生于辽宁沈阳。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现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代表作有《弹剑记》《满江红》等。
谈展演
继承传统也要推陈出新
新京报:8月份国家京剧院有五出大戏参加文化部中直院团展演,据说从阵容到规模与其他院团比都排在第一位,有什么亮点吗?
于魁智:我们应该是这次展演中规模最大,阵容最强,而且也是剧目最多的。很少有院团能一下拿出五部大戏,说明国家对于民族艺术的重视。而且这次我们是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同台合作,从七十岁到二十岁出头,演员年龄跨度有五十年。这样做,青年演员不但能在艺术上学到东西,也让他们学到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包括做人的态度。
新京报:那作为艺术指导,你主要指导什么?
于魁智:这些年国家京剧院所排演的剧目,也延续着老艺术家开创的风格,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戏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带有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如今让我做艺术指导,觉得还是要把握住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创作方向和艺术风格。五部戏中,除了《曙色紫禁城》是新编历史剧外,其余四出戏《满江红》《柳荫记》《大闹天宫》《杨门女将》,都是几代艺术家的智慧结晶,是经典保留剧目。用我们新一代京剧人对剧情、人物等的理解,加以加工提炼,使它更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满足新观众的审美需求。
谈上任
还没到坐办公室的年龄
新京报:作为副院长,行政工作和你的艺术创作有冲突时怎么办?
于魁智:我从上任到现在,在办公室的次数恐怕都不超过十次。我觉得这个职务是领导的信任,同时我自己有这个责任。但我毕竟还是演员,观众想看到的是我在舞台上的精湛表演,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和同仁艺术家在一起的时候较多。我觉得现在没到坐办公室的年龄。不过国家京剧院新一代领导班子建立后,都对剧院发展有新的认识和要求,而我是主管艺术的院长,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不但要考虑到剧院里三个团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工作,同时还要平衡很多工作。
新京报:在你看来国家京剧院的演员,如今付出和所得能够平衡吗?很多地方院团就因此流失了很多年轻力量。
于魁智:我觉得可以。可能有些人会说,你是主要演员,你的收入肯定跟别人不一样,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经常会关注我身边的年轻人,常常问他们工资条上多少钱?因为中直院团和北京市包括其他地方院团相比,虽然职称级别同等,但待遇相对低一些。但这要看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固然一些年轻演员要租房、成家,要改善生活,但国家京剧院在其他方面给演员创造了很多条件,很多东西也是要通过自身努力才能得到的。
新京报:能举例吗?
于魁智:比如李胜素和我,一个是农民的孩子,一个是工人的孩子。李胜素的父母,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只有她一个人干这行。就在前两天,她还担心天气不好会影响家里的地。而谁也想象不到,我爸爸是八级钳工,我从小是在机床旁边,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看着铁末子,闻着机油味长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后代,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基础,就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让家人、父母和孩子,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因此我觉得不要抱怨说待遇各方面,如今已经好了很多,年轻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住房补贴,最高的一个月大约有一千二百元。演出也是多演多得。
谈专业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
新京报:像以前曾有一种说法,说京剧可以成为博物馆艺术了,你怎么看?
于魁智:我来到国家京剧院已经接近三十年了,从来没有感受到京剧是要进博物馆的艺术。我对京剧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遇,看你如何去把握。成天坐在家里,文戏不吊嗓子,武戏不练功当然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我们每年12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新年京剧晚会。这一活动已经形成了品牌,连续举办了十七年。这既给了京剧演员无上的光荣和尊严,同时也是向世人宣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京剧艺术的高度重视。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一个国家级电视台,专门拿出一个频道,一年365天24小时宣传戏曲,不单是京剧;没有一个国家会连续从1997年到现在十几年,培养了五届高学历的京剧艺术人才研究生,同时现在又开办了极其有针对性的,有指向性的流派传承班。可以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京剧发展在我看来,不是要抢救或者面临危机,关键是要有好作品、好演员。
新京报:国家京剧院自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对于很多地方院团来说,花了钱排的戏还是评完奖后就被打入“冷宫”,上演也是赔钱。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于魁智:对于地方院团,这个现象确实很明显。我也经常走南闯北和其他院团合作。比如《走西口》(在线观看)和山西省京剧院合作,他们团风很正,很纯朴,但是他们的发展就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地域和方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缺乏人才。京剧艺术,用行话说,是“角儿的艺术”。很多观众是冲“角儿”来的。比如一说到《四郎探母》,大家马上想到李维康、耿其昌。有他们这个戏就上座。所以我觉得,一个剧院的发展一定要培养和吸引优秀的人才,没有人才,有再好的作品,再好的经济条件和再多的领导支持也不行。
谈自己
上晚会不是混脸熟
新京报:那么你是学余派的,如今人们却说你自成一派,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于魁智:我是没派。有人说你过去学余派、杨派,现在又学李派,结果哪派都不是。可我觉得,只要台上用得上的,我都要学,这是基础。就像当年我自报家门跑到李明盛(杨宝森的弟子)家登门求教,后来我在中国戏曲学院四年内更是学了近三十出戏,连《八大锤》《车轮大战》我都学。我有《林冲夜奔》的基础,再唱《野猪林》心里就有自信,尤其分到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后,这些传统戏都是常演的剧目,马上就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包括这次演出的《满江红》,这个戏不仅在大陆,在台湾也很受欢迎。今年十月我们还将把这部戏带到台湾,据说目前的门票在当地已经领跑我八场戏的所有票房,而且这次的票价也是我之前十五次带队去台湾演出中最高的一次。
新京报:你如今剧院的演出这么多,还要参加各种晚会和活动,有没有想过放弃另一头呢?
于魁智:这些年,对于我参加晚会,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春节晚会。有人说,你出来半分钟唱一句,图什么?是混脸熟吧。我觉得这是责任。我经常跟同事朋友说,我现在唱戏不是为了吃饱饭,不是要改善生活,也不是为了出名,因为我走在希腊、埃及的大街上,都能有人喊出我的名字,这让我压力很大。我知道这都因为这些年媒体对我的宣传,因此我也有责任通过我的努力,去展现新一代京剧人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为什么五个小时的春晚,哪怕只有半分钟有我的一席之地,我都要抢占这样一个份额。而且除了演出,我们也有普及和传播京剧,培养青年观众的责任,包括去台湾。从1993年海峡两岸开通文化交流以来,名剧名家去得越来越频繁。袁世海先生当年去演出,过道上都会站满人。结果我们的到来对台湾京剧院团冲击很大,影响也很大。他们三个团只能合并成了一个团,也就是现在的国光京剧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