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这样的大气侯中，中国电影正在失去它曾经有过的最宝贵的东西。

　　 比如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

　　 在当下，只有贾樟柯等少数人仍然在坚持记录时代，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印记。也正因为如此，曹保平的《光荣与愤怒》和《李米的猜想》值得尊敬，后者既使是在类型片的框架内，仍然能传递出中国底层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和一群人近乎绝望的抗争。值得一提的还有李玉的《苹果》，它同样触到了这个混乱不堪无法言说时代的痛处。

　　 曾经打动过世界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宠大的隐喻也在中国电影中消声匿迹。第五代纷纷改弦更张，其中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复兴的旗手，中国商业类型片的先驱，既使他们想回到自己所熟知的路数，缺少了急欲言说的激情与真诚，观众不能只能看到不知所谓的高傲，以及他们本身语言的造作和笨重。

　　 甚至个人化与私人化的表达也再难以看到，对类型片入魔般的祟拜，让中国电影迅速地从一种格式化走向另一种格式化，所不同的是，前者来源于意识形态，而后者来源于商业规则。　　

　　（五）

　　 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助力之下，电影院的急速增加，以及看电影重新成为市民的一种习惯性消费，让电影这个夕阳工业，在中国意外地获得了青春期。这种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育，蕴酿出的是疯狂的乐观情绪，它遮蔽隐藏了电影本身出现的问题。对于商业电影规律的强调，正在成为创意不足的借口和遮羞布。粗野的炫富式的资本投入，“脑白金”似的宣传手段，不以口碑、美誉度为目标的流氓式无底线的推广，这些手段所制造出毒液正在腐蚀中国电影以前所打下的地基。

　　 戛纳电影节上内地电影的缺席，可以看成中国电影日益空心化的一个表征，野蛮而激进的商业化，撑起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繁荣盛景，但伴随着的是中国电影最有力量那部分的消亡。如果中国电影的繁荣是以这样的代价得来的，那么，既使中国电影很快达到它所推祟的好莱坞似的格局，但它也只会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特色的好莱坞的替身。 （来源：《电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