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种疯狂的转向之中，显示出的是，那种拥有强悍价值观、并不为外界风潮所动的电影人的稀少。

　　 急切地寻求认同是中国电影人的软肋，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少了一种价值观和美学上的坚韧。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如猎人一样随机应变地转换着自己的风格和题材，他们把这种投机行为称为“与时俱进”。

　　 在八十年代，在中国电影统购统销、每个人都被绑缚在单位囚笼的时候，一个电影导演根据级别赚取同样数额的工资，他在电影上的成就，更多地来自精神层面，于是国外电影节成为电影人最大的安慰。

　　 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动辄上亿的票房，已然能够为导演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同时政府对于违规者的惩罚日渐严厉，在分级制出来之前，老生常谈的审查制度将永远是那些敏感艺术家头顶上的铡刀，威吓着那些惊慌失措的灵感。任何真诚的叙述，都不可避免与某些标准化的答案相悖，从而无法避免地被毙或者忍痛自宫。这也增加着电影人的失望。

　　 在金钱与权力的双重软化之下，大多数人投诚，他们接受了严苛的创作镣铐，只有极少数不识时务者，在规则与自由之中选择了后者。

　　 而对那些电影工业背后的资本玩家而言，艺术更只代表另一种营收模式，

　　 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他们，怎样快速地扩张版图积累财富仍然是第一要务，对于艺术电影这一风险更大收益无法预期的片种，他们无暇也没有雅量去播种，他们还没有为整个工业的良性发展去主动承担责任的觉悟。

　　在奔小康的路上，“艺术”在必要时可以成为幌子，但少有人会把它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