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焦菊隐先生 戏剧大师的终生探索与抱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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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悲哉，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笔者还想说说焦先生生平最后经历的、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遗憾之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饱受“文革”迫害的焦先生，在得知自己已经患有晚期肺癌以后，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更多的痛苦，硬是装作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

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女儿焦世宏以后，在病床边上，出人意料地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来:“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焦世宏还没有听完父亲的话，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照办。

　　在这以后，焦世宏做好了一切准备，想尽可能详细地、更多地把父亲的话记录下来，为国家、社会和戏剧界保留一份难得的宝贵财富，并且，为此准备好了一个像样的大本子和一支好钢笔。

　　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进入了病危阶段，并且处于弥留的状态。万分遗憾的是，在他就要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之时，连自己最后一个正直的、善良的、崇高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得以实现。剧院里的很多同仁，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愤愤不平，又束手无策。

　　焦先生——一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又硕果累累，而且桃李成蹊的当代中国戏剧大师，在1975年8月28日，人生度过70岁时，悄悄然地、冷清清地、有悔有怨有恨地走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再说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了。

　　焦先生走了以后，大家都在情不自禁地猜想着他那急于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究竟是什么。首先猜想到的是他生前已经拟就的两篇论文提纲，一篇是《论民族化》，一篇是《论推陈出新》，都是1963年初，他准备为探索话剧民族化和不断推陈出新过程中，所写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感悟，打算每篇论文要写到3万字至5万字。然而，由于当时文艺界“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他几经执笔又不得不放下，终于未能把论文写出来。

　　焦先生想要说出来的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然而主要的恐怕就是这些，因为他生平的第一个大功劳就是，缔造了一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话剧的演剧学派，即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话剧事业也是对于世界话剧事业不可代替的重要贡献，而且已经和必将产生深刻的、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仍会猜想焦先生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他的挚友于是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见地，可以说替他写出了几万字的提纲诠释，但是这毕竟不是焦先生自己的话。

　　或许，这将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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