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后，孙瑜的创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与整个中国社会及其思潮向“左”转相适应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的直接因素便是日本帝国土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其后中国左翼电影小组的成立：日本帝国丰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知识分于保家卫国的空前热情，中国左翼电影小组的成立促进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革命意识的空前觉醒。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孙瑜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1932年到1935年，4年间一共拍摄了《野玫瑰》(1931)、《火山情血》(1932)、《天明》(1932)、《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等六部影片。用孙瑜自己的话说．这些影片都“孕育涎生于他思想和心灵的深处”，是他多年“幻思的儿女”。一方面，这些影片相当强烈表达了孙瑜反帝、反封建、追求革命的思想和理想，与整个中国社会及其思潮向“左”转的走向完全一致。但另一方面，孙瑜在“复兴国片”的旗帜下，创造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在三十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孙瑜电影刻画、塑造的一大批银幕形象永远留在了观众的心目中，并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创造了阮玲玉、黎莉莉、王人美、陈燕燕、郑君里、金焰、赵丹等最璀璨的明星。因此，孙瑜电影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时尚受到观众的追捧。

　　更重要的是，孙瑜导演的一系列影片已经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创作倾向、创作对象和创作方法，拥有自己独特的、区别于他人的气质。孙瑜的作品关注现实，但又不失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在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孙瑜以他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使他赢得了“诗人的桂冠”。

　　“诗人”称谓，最早见于沈西苓《评《小玩意》》，文中称孙瑜是一位‘‘沉默静思的诗人”。（原载《申报 、 本阜增刊电影专刊》1933年10月10日，转引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另，关于孙瑜“诗人”冠名的由来，详见丁亚平《历史的旧路一一中国电影与孙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诗人的桂冠”本身意味着正反两方面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左翼的批判者认为：孙瑜电影在描写现实生活时，将破败的村庄写成世外桃源，将残酷的战乱写成了轻松的漫画，从而损害了影片的真实性；孙瑜电影是典型的“摹仿西洋病”代表，比如格斗比剑，跳草裙舞等等。更有甚者，认为孙瑜的有些作品是满含毒素的，因为它充斥着个人主义的崇拜、唯美主义的提倡，以及伤感的人道主义的情调。(席耐芳、黄子布《火山情血》，《晨报》1932年9月16日。)

　　又如电影《天明》1933年2月3日公映，第二天《申报．电影专刊》上就刊登了电影评论家凌鹤颇有代表性的评价“技巧相当成功，意识欠健全”。所谓“意识欠健全”，表现为‘‘脱不了Romontic的情调”、“农村中诸场面不会有那样浪漫”以及主人公菱菱“这样坚强的觉悟，究竟不免奇特’’等，（凌鹤《评天明》，《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2月4日。）

　　总之，左翼批评界给予了孙瑜电影“浪漫、幻想、不真实”的批评。平心而论，这些批评都有道理。

　　而当时还很年轻的柯灵则对某些左翼评论家全盘孙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而打抱不平，他认为一味地向孙瑜要求机械的真实，只会扭曲孙瑜的艺术个性。柯灵先生从孙瑜的作品出发，指出“他(孙瑜)虽然总是使农村充满诗情画意，仿佛世外桃源，把穷困交迫的劳苦大众写得融融泄泄，好像尧舜之民，但他也写了军阀混战，地主土豪橫行不法，写了农村破产，农民无家可归，写了城市的畸形繁华和普遍贫困”。（柯灵：《孙瑜和他的《小玩意》》，《晨报》1933年10月。）柯灵大声疾呼道：“我们不应该死死地向孙瑜要求机械的真实，这是对他艺术个性残酷的伤害，” （柯灵：《孙瑜和他的《小玩意》》，《晨报》1933年10月。）

　　同时，另外一些批评家对孙瑜电影的称赞和推崇也是不遗余力的。“的确，他是一个诗人．这不仅是在他的作品中有着诗的风韵，同时他的本身就是诗：他有着修长的身材，他有着沉默的情怀，他的声音是那般低微，他的举止是那般幽雅。当他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他便会给与你一种和蔼可亲的印象。” (沙基《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见《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9页。)

　　“孙先生是股清凉剂一般的存在。他有洒脱的风格，锐敏的神经，知识阶级的天真善良而又多感的个性，和执拗地与社会丑恶斗争的热意。他是一阵凉爽的风，吹散了中国影坛的沉滞而又热闷的空气。” (罗浮《评《体育皇后》》，见陈播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对于“诗人的桂冠”及其正反两方面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孙瑜本人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是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态来接受的。1934年，孙瑜作过这样一番自我表白：“假如那是一顶老是仲着头对着天空，闭起眼睛唱着‘花呀’‘月呀’‘爱人呀’来欺骗自己，麻醉别人的所谓‘爱美诗人’的桂冠，我是一定不敢领受的。但是，假若那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着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诚恳地、热烈地、愿意牺牲一切而作为多数人摇旗口自喊的一员小卒，流血疾呼去唤醒人们的血气、勇敢、团结、正义、理智和热情，而起来为人生的光明美丽而向黑暗压迫作殊死战的话(请恕我的骄狂)，我是极盼望得着那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孙瑜：《我可以接受“诗人的桂冠”吗？》，载《联华画报》第3卷第3期，1934年出版。）

　　一顶“诗人的桂冠”之所以会正反两方面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于孙瑜及其电影是主流中的“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