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影片《何处为家》讲述了主人公“德籍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尴尬：身为犹太人，他们受到纳粹的仇视和疯狂迫害不能立足，作为德国人，又背负着侵略者的罪名无处容身，只好举家迁往非洲。影片不由使人联想到作为纳粹轴心国的德国人民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身负心灵重荷的现实窘境，而德国，也从未停止为历史赎罪的脚步。1970年12月7日，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首都华沙，众目睽睽下动容地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全世界，这位二战时被希特勒开除国籍被迫流亡挪威的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用自己的双膝为希特勒带给全世界的深重罪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忏悔，他的举动代表了德意志民族所承受的良心上的重负，他曾说：“谁忘记历史，谁就是灵魂上有病。”这样公开的道歉表现了今天的德国人对二战带给世界的灾难所持有的深刻的反思精神。于是，世界看到2004年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出席了诺曼底登陆庆典活动并和法国总统相拥而笑的亲密姿态，它意味着欧洲人已经完成了战胜国和战败国对历史所造成的心理障碍的成功跨越。

　　德国向来以哲学思辨演绎故事见长，许多导演的作品都具有这种艺术特质，对于民族的痼疾他们同维利·勃兰特一样从不遮遮掩掩，而剖析人性之深刻也是别国电影所不及的。喜剧导演欧恩斯特·刘别谦1942年的喜剧片《生死问题》辛辣嘲讽了纳粹德国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他用“普通喜剧”的形式显示了超越自我的品质，其骨子里的思辨色彩并未因轻松幽默而有丝毫衰减，正如影片的名字：To be or not to be(意：生存还是死亡？)。

　　伯恩哈德·维基1959年拍摄的《桥》，讲述了二战后期一群德国中学生怀揣保卫国家阻击盟军的单纯梦想奔赴战场的故事，影片以苍凉的调子表现了7个孩子为了守住小镇上的桥所作的毫无疑义的抵抗与牺牲，他们的热血报国同战争的非正义形成强烈反差，有一种别样的令人承受不了的凄美和绝望。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改编自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铁皮鼓》集合了荒诞、幽默与讽刺的元素，从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的眼中折射出黑暗丑陋的成人世界，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力透纸背。

　　沃尔夫冈·彼德1981年拍摄的成名作《从海底出击》是部纯粹的德国电影，曾经十年的电视电影制作经历使他长于敏锐把握观众心理，对惊悚情节的精准把握和角色人性的深度刻画十分出色，拍出了一部迄今为止营造幽闭恐怖氛围最为出色的潜水艇类影片。德国作为战败国，从德军方面表现二战的电影并不多，该片表现了德军在战争绝境中挣扎求生却不能的残酷，阴冷的气氛如地狱般可怕，呈现出极端的现实主义风格，蕴含了德国人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所持有的真诚忏悔。

　　1990年埃格尼斯扎·赫兰的《欧洲，欧洲》讲述了一个和希特勒有着相同生日的德国犹太男孩为了生存隐瞒身份成为纳粹青年军的队员，凭着机智和超人的应变能力，他成为德军的战斗英雄，但犹太人的特殊标志——割礼时时刻刻提醒着无法抹杀的犹太身份，经过不解、怨恨和痛苦后他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民族，并给儿子在成年后实行了本应在出生时就该接受的割礼，这种特殊的反思和自省显示了德国人对犹太人平等而理解的心态。

　　在意大利，除了电影大师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现实主义杰作“战后三部曲”：《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游击队》（1946）、《德意志零年》（1947）外，鲁西诺·维斯康提的《纳粹狂魔》（1969）和费德里·费里尼的《想当年》（1973）分别以华丽的影调和冷洌迷乱的影像深刻揭露了德国纳粹主义隐秘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