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什么丽江法院宣判宣科胜诉呢？今天这个事并没有完，我更关心的不是这次败诉，我听到一种说法这个官司再打下去，但我认为肯定还是必输无疑，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最后要对云南省的领导，云南省高院说一句话：云南要把自己建成文化大省，我非常高兴，因为云南的文化资源丰富，建设成为文化大省是中华民族的大幸。而文化大省怎么建？是真正保护民族的资源，包括像文章当中提到的东巴文化，还是用“纳西古乐”建立文化大省，这就得看云南省的态度了。如果云南省领导、高院，能够主持正义，能够改善，这个结果会是很好的。通过这个事情让大家都能够对这样一个工作有一个科学的、认真的态度，以艺术家的良知来对待，会使坏事变成好事，如果说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维持原判的话，那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冯光钰(著名音乐学家，中国音协前负责人)：

　　在我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都存在冤假错案。我为这个事情写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比较长，我在这里摘要几点。

　　第一，文化打假，任重道远。2004年11月28号，丽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裁定，从文章“‘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来看，确认“东西”一词在文章中应该根据语气和环境来判断，而法院并没有如此。认为将“纳西古乐”说成“东西”，存在侮辱的意味，其实这跟文章并不相符。我们看了全文，吴学源本着对艺术的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知，对当前文化界弄虚作假的作风呼吁文化要打假。文章所说的文化打假，并不是说真正的纳西古乐是假文化。至于真正的纳西古乐到底是什么？也只能通过积极的学术探讨才能最终弄清楚，在尚未弄清楚之前，任何决定都是轻率的。文化打假任重道远。

　　第二，学术批评应该予以鼓励。法院认为吴学源的“挂羊头卖狗肉”等词，是对宣科的名誉侵害，我认为不正确。吴学源其实也只是说宣科的“纳西古乐”名不副实，是反复炒作的商业行为。为了研讨学术问题，而使用的一些比喻修辞，即使带有一定的情绪色彩，也不存在侵害他人名誉的问题。

　　第三，为了推动学术研讨的开展，《艺术评论》杂志发表了“‘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一文，作为平面杂志媒体，为学术的百家争鸣提供载体是责无旁贷的，《艺术评论》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如有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刊载。《艺术评论》为了支持百家争鸣，成为被告，我觉得非常荒诞。其实，追求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认知，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法律的关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场官司的出现也是一件好事，通过这场民事诉讼，“纳西古乐”的学术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戴嘉舫(著名音乐学家、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尽管事情的本身很滑稽，但我们的会议还是很严肃的，为什么会有滑稽和严肃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呢？宣科刚开始走江湖演出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我们现在倒过来看，整个事情可以分成两段，我们看他演出的时候，谁也不会把他的话当真。就像我们在街上看卖大力丸，谁都不会把他当真，看他只是当成一个热闹，看他在耍把式。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他开始要申报遗产保护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严肃的学术层面的问题，包括里面所讲的是不是“唐乐”，包括演奏的水平等等。这些就比较复杂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当我们的学者严肃地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法院竟然给了这么荒谬的判决。这个问题已经不仅只是学术问题了，它让我们产生了对法律的怀疑，我们的法律到底在保护什么？我们的司法体制难道是在保护那些弄虚作假，保护那些走江湖卖大力丸的人，而对有学术良知，有真正学术见解的人却不予采信吗?这令我们真的很失望，令我不得不怀疑云南司法系统的运作。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材料给最高法院看一看，倒不是让最高法院有什么判决，而是让他们了解一下云南法院那些人的素质，不说他们背后有什么东西，至少就素质而言就够令人担忧的。

　　贺绍俊(著名文学评论家，前《小说选刊》主编)：

　　丽江我去过，也看过宣科的演出，在当地就曾听到过一些议论，看了《艺术评论》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立场，应该对不正确的东西提出批评。但我没有想到法院非常简单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感觉这不仅仅涉及到文艺界，看来，我们的社会承受批评的能力是太差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社会的期待和有关部门的作为又不相对应，令我们会想有关部门是否在营造一个有利于正常批评的环境呢？往往是一些正常的、有利的、健康的批评得不到好的下场，我觉得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怎么来营造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环境？当然并不是说不能打官司，只是按照现在一些官司的打法，现代文学史就可怕了，有些作家、文学家不知道要判多少刑？文化需要百家争鸣，只有把意见说出来，你有不同意见反批评，这样才能推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我从这场官司看到我们的法律文化还不是非常深入人心，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我感觉有时候往往是我们的法律被利用，

　　第二点感触就是我觉得文艺批评还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一些学术规范，更多的是运用学术化的语言。文艺批评应该通过批评和反批评得到社会的认识，我想整个社会最后还是会站在正确的一面。文艺批评应该是渗透感情的批评，不排除吴学源有感情的冲动，就像他最后写的，他有社会良知，他要站出来，否则他会内疚的。一个艺术家有社会良知才会带有感情，这个感情首先要处于公心，这种感情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会有情感的倾向，这是正常的。就像看到文章的标题“‘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肯定包含了他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倾向是根据他的价值判断的情感倾向，并不涉及到对人身的攻击。假如他说宣科这个人的心理很阴暗，这才是人身攻击。但吴文是带有情感倾向的价值判断，这本身就是文艺批评应有之意，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是我们的法律工作者不熟悉文艺的事业。所以，各种专业应该沟通，应该学习各方面的东西。我非常钦佩《艺术评论》的编辑，我要给《艺术评论》鼓劲，对文化打假要理直气壮。

　　张振涛(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关于宣科说的，确实对我们来说是常识性的问题。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的辉煌，如此的令人神往，因此对我们音乐家、艺术家来说，假如真正能够找到一首唐代的乐曲，对我们是何等的珍贵？这是大家心里非常求之、逐之的目标。宣科投其所好，说自己的音乐是唐代的，对这种事情，我们刚开始可以置之不理，我也劝过田青，跟宣科打官确实有点儿跌份。然而，宣科现在的经济收入已经到了可以操纵任何事情的程度，他不仅控制着娱乐，似乎还控制了法律。这样问题就太严重了。我和田青都各在主编一个杂志，我们办杂志免不了有这样的学术争论，如果田青栽在前面，我作为编辑会觉得唇亡齿寒，我在这之后怎么发表文章？发表意见？稍不留意就会引发官司，而官司背后却是有着各种利益集团……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艺术界应该跟法律界加强沟通，对于宣科说的音乐问题在音乐界简直就是小儿科，然而对法官来说却觉得很神秘。这样的问题法律界一定要跟音乐界的专家了解，免得出笑话，免得我们这些公众以后再也不相信这样的执法人。

　　郭文景(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我曾在一个小演奏厅听过宣科的演奏，但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时我感觉他有些夸大其词，他的乐队定弦的方式跟他所说的基本是不相符的。

　　对于这场官司现在的结果，我并不感觉太意外。我感觉这和最近一些年整个国家的现实情况、社会风气以及大众心态有关联。改革开放20多年，在经济上取得很大成绩之后，人们也开始在文化方面加大投入了，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文化建设的雄心、策略，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搞文化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也要看到整个潮流中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夸大、夸张、附会。这个事情四川以前也有过，弄个海灯法师出来，利用李白之名大兴土木，假造文物，编造民族传说，夸大一些东西，附会的东西势头很重。我希望通过这个官司能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刚才有同志说希望这个官司引起云南省政府和高级人民法院的重视，通过这个来反思怎么使建设文化大省的计划不走偏，我希望更高一层的政府——中央政府，国家政府的有关部门，还有最高人民法院也应该重视这个事情。在文化建设方面这种问题出得特别多，弄到国际上去真的丢人。刚才戴老师以及好几个老师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卖烧鸡、卖大力丸的人，大家都一笑了之，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老在想，我特别想谈的是出现宣科这样一个人，宣科现象，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越想越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明明看到有人在编造故事，比如说一个“笛子独奏”的演出，我说我这根笛子是唐代传下来的笛子，是杨玉环吹过的笛子，一般大家都会一笑了之，而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胡说八道往往会产生作用，如果不产生作用就不会说对弦方式是唐代传下来的，说是唐太宗作曲的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吴学源老师学习，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有他这样的勇气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从观众这方面来讲，也是这样的。现在普遍存在一种伪古仿古，我还看到有很多旅游家写的游记，就是受了这种东西的蛊惑。就像我到西藏，随便一个人唱一个当地的曲子，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某某活佛做的曲子，我也会觉得不虚此行。为什么我说我对宣判的结果并不感觉特别意外呢？我刚刚去了丽江，感觉整个丽江市就围着这个古城在吃饭，前面我提到怎么样建设自己的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丽江古城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呢？完全是商业化的。我是第一次去，去之前被人吹得神乎其神，去了之后大失所望，假古董、假民俗，商业味很浓，批量生产的东西到处都是。我个人觉得吴学源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看得出作者本人学识的丰厚，而且这篇文章是说理的，条理清晰，逻辑清晰。丽江法院的判决说作者用了过分的词攻击了宣科，所以要向他道歉。我倒觉得我们的辩护应该跃过这一步，对于这样的满嘴胡言乱语、欺世盗名的人，为什么不能攻击？如果我偷了东西，被警察抓到了，虽然也是攻击，但却是正义的。所以我表示对吴学源老师的声援。

　　吴祚来(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首先从文章标题《“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来看，“东西”一词针对的是“纳西古乐”，并没有针对宣科，将宣科与“纳西古乐”混为一谈，就像混淆了鸡与蛋一样，说鸡蛋不好，难道是侮辱了母鸡吗？如果母鸡受到伤害，那是因为蛋是假的或质量不高，其错不在指责者。所以，对鸡蛋的技术鉴定非常重要，如果是个好蛋，被人攻击，那侵犯的是产品的声誉、品牌声誉，而批评者并没有直接攻击母鸡的形象、品质、品格等等。文章说：“谎言十分荒唐，完全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谎言有学术谎言与市侩谎言，吴学源文章从学术角度指责其谎言属知识领域，不属人格范畴，宣科要证明的是：自己从不说谎。然而，在央视节目《面对面》中，宣科说自己是牛津大学博士，却一直拿不出博士文凭，这不叫谎言叫什么呢？这不是蒙骗观众、领导、媒体，难道叫“尊重”？这不叫国际玩笑，应叫国际什么？吴学源说：将多种不同音乐背景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冠之以“纳西古乐”名义是名不符实，由于有商业炒作的色彩，将其批评为“挂羊头，卖狗肉”，吴学源批评的依然是商业品牌，而非宣科本人。至于“希望宣科先生切切不可利令智昏，今后的路要走好”，这样言辞也属贬损人格，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我们把它的话反过来：“希望宣科先生切切要利令智昏，今后的路不要走好！”两句话比较，哪一句在骂人？前者是朋友式规劝，后者才是骂人与诅咒！连这样的语言都构成侵权，我们将来还怎么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呢？

　　刘索拉(著名作家、音乐人)：

　　这些资料，我看了一遍。刚才又听了各位老师讲的话，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道理。关于法律怎么介入学术挺重要的，这是专业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专业性的重视完全没有了，无论在各行各业。我看了这些东西，我发觉宣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代表了很多人，用了很多的手法，其实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大群人。他跟官员一起合影，如果你攻击他，他就说你攻击首长，因为我跟首长合影了。他想利用古乐把自己流传下来，他把自己比成梅兰芳。一旦你们对他提出批评，他就想到打官司，打官司又是名人成名的手段，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重视。而且他有钱。

　　今天来的这些老师都是长期研究学术、非常有良知的学者，是国家的宝贝。但是国家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重视这些宝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对政府的提示。我觉得政府什么时候真正重视了学术研究，觉得学术研究是代表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是国家和时代的珍品，那么这个争论就有希望了，否则的话就很悲观。我还有一个想法，可能我们的措辞要非常的当心，因为如果感情用事，像戴老师说的就会引起特别多的敏感，我们争论学术问题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哪怕像各位老师说的也许是悲观的结局，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结局，但不管最后判决怎样，所有的学术争论都应该保留，因为这将成为历史，将来多少年一定会有一个公论的。

　　金湘(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艺术评论》是我国艺术界最好的杂志之一，很好，很敏锐，而且把握时代的脉搏非常准。我坚决支持《艺术评论》。我刚才听完大家发言之后，很受教育，我这个人容易感情激动，现在大家要谨慎，不要被抓住把柄。如果我一讲话，宣科就缠我三年，我也没有精力。我觉得这事真是文人和小儿科在斗，宣科本身就是小儿科。这话可能得罪人，但我倒觉得这是一场闹剧，是当前中国某些问题的一个缩影。现在闹剧比比皆是，宣科这种腐败是小儿科，这种大环境文人要出来说话，文人敢不敢出来说话，文人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我曾经跟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过，文人在这种腐败的情况下再不出来说话的话，不仅是这个文人的良知没了，连社会最后的底线都没了。我觉得《艺术评论》和吴学源的行为代表了我们中国一代文人还有良知，文人要敢出来说话，使社会按照人类该发展的方向发展，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今天会议给我的启发就是还要坚持真理，如果真是文人的话，应该支持吴学源和《艺术评论》办下去，官司输赢不重要，你们将获得社会的尊敬。

　　郭文景：

　　官司还是一定要赢的，否则会有更多的造假，文化打假就无法进行了。

　　于庆新(《人民音乐》副主编)：

　　我也觉得应该坚决支持打下去，我们希望赢，不管赢或不赢，官司应该打下去，主要是利用我们舆论阵地向社会说话，目的就达到90％了。现在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难预料，有些事情明明有理，但最后你变成没理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存在。“纳西古乐”这个事我们比较早就关注了，98年演出我也去了，感觉跟大家一样。当时我跟几个专家都谈了，听完之后我也气得不得了，当时我约了几个人写文章，后来好几个人说宣科这个人我们懒得理他。我觉得必须要说话了，对这种现象不进行批评的话，是失职。后来我找伍国栋老师，说写一篇吧，我说就以我们两个人对话的形式，我出了一个提纲，结果他很快就写来了，我在98年的年底就插在第一期杂志发表了，发表之后没多久就听到宣科在骂，骂国栋是坏人。后来我在云南又约了一些人，约杨放，他答应再写一个东西，却因为身体有病没有写，事情就这样放下了。当时比较生气的是宣科不光是在媒体上胡说八道，而且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国外音乐节，我们说这不是胡闹吗？你在国内卖大力丸就得了，还跑到国际上去说我的大力丸好。后来见到文化部的人，我说你们派的团为什么不听一下专家的意见？他们说我们不懂啊，是地方报上来的，你们也不写材料。我说我们98年就报了，真是很气愤。可悲的是有些政府和领导，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只看它的经济效益，根本不深究它的文化价值，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甚至把跟国家领导人一起的合影拿出来炒。现在这些就被宣科作为法律上打官司的依据，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法官来讲，也会有感情上的倾向、影响，往往领导是对的。反正关于这个事我表一个态，我们的杂志在第十期也做了一个很短的东西，说旅游文化不能成为伪文化的保护伞，马克思有一个名言：“文明如果不是自觉的发展，留给自己就是沙漠”。这句话很重要，我特别希望有关部门以这个事情为契机，很好抓一下旅游文化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