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问：哪台戏能代表国家形象

　　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评审工作已经落下帷幕，包括北京在内的19个省、市、自治区的23个城市30台初选入选剧目渐次登场。评选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无论是在评选过程中，还是在评选工作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有关精品工程的意义、评选的原则、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意见，包括通过这些优秀剧目体现出来的当前舞台艺术基本面貌与发展走向，都足以引起诸多思考，这些思考并不会因评选工作的结束而停止。

　　专家新角：替国考虑，替国选戏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实施，旨在经过五年时间，从全国各地报送的优秀剧目中遴选出50台精品剧目，由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给予资助和奖励。精品工程的实施并不是针对已然完成的作品单纯的、静态的评选活动，其中更重要的是贯穿在整个评选之中的、对现有的、甚至已经获得定评的作品的进一步修改、加工和提高的过程，因此，精品工程的实施方式，决定了它不仅仅是经过复杂的评审程序，选出最后50台体现着当代中国舞台艺术创作与演出的最高水平的剧目，这一评选过程本身就是一项宏伟工程，它是在以精品剧目的严格遴选为动力，集全国各地优秀舞台艺术家的集体智慧与努力，协同打造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的、凝聚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舞台艺术领域千百万艺术家迸发出来的艺术创造力、足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人类艺术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代表舞台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家的水平与追求的优秀作品，因此，也可以说，精品工程就是一项旨在建构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在舞台艺术领域为国家代言的宏大事业。

　　这当然不是一件易事。任何艺术领域的评选，都难以找到一个客观且适宜的标尺，对于哪些作品可以称之为“精品”，尤其是对于哪些作品足以代表当代中国舞台艺术最高水平和可以为国家代言，不同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既然精品工程是一件基于建构国家的舞台艺术形象的选择，那么，选择就不能不同时考虑到国家、民众这两个重要维度。因此，理想的评选结果，应该是专家意见、政府意志与市场反馈三者结合的产物。从目前的评选办法看，由于最后的评选结果将综合评审组的评分与市场评价得分，评审组的评分结果占60%，以近三年的演出场次与演出收入为指标计算出的市场评价得分结果占据总分的40%，两者结合计算出每个剧目最后得分顺序，因此可以说，市场反馈的因素已经得到了非常之充分的体现。但如何体现政府意志，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许多评委而言，

　　参加精品工程评选至少有两个难点。

　　其一，长期从事艺术创作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往往比较重视与坚持自己个人的立场与见解，而并不习惯于从国家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与评价作品。以我个人的体会，对于怎样的作品更能体现国家水平、代表国家形象，也有一个在思考中逐渐形成比较清晰的看法的过程。尤其是按照评选办法，每个评委必须给所有30部作品排出先后顺序，当我们不得不在那些同样都非常优秀的作品之间比较、权衡，给它们做出排序时，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考虑。举例而言，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无论是从专业角度看还是从国家形象的角度看，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和舞剧《大梦敦煌》无疑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经典之作，一以精致典雅见长，一以丰富绚丽见长，但究竟应该给这两部作品排序，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对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的理解。

　　其二，虽然评审组并不是完全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但从评委中占大多数的专家学者角度看，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对于精品剧目优劣的判断既是长处也是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精品工程的评选类似于鸡和鸭比，苹果和梨比的评选。这样的比较是否可能以及是否恰当，确实是一个容易引起非议的话题，一方面，各门类的专门家都可能会有偏见，其次，即使是某一个领域内卓有成就的专家，当他涉足于另一个艺术门类时，未必仍然是“专家”，很可能只是一名普通观众，而此时他对作品优劣的判断显然只及于业余水平。但是也可以有两个理由用以支持这样的评选规则。

　　首先，这样的评选制度安排有效地防止了按照艺术门类“分配”名额的评选方式。从表面上看，更具专业水准的评选是将所有参评作品分别门类，按照门类分别组织评审组，评出这一门类的精品，但考虑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在5年里选出总数50部精品剧目的总体要求，每个个别门类应该有多少部作品入选，实难以找到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指标。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艺术各门类均有不菲的成就，但不同门类的艺术积累与现实发展并不均衡，而且每年送评的剧目中，不同门类的水平也不可能完全均衡。从第一年（2002－2003）的评选结果看，首轮10部精品剧目里包括了3台京剧和3台地方戏，即戏曲占据了该年度10部精品剧目中的60%，这是按照门类“分配”名额的评选方式很难以想象的结果。因此，如果按照一个事先确定的比例来遴选作品，势必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对戏曲可能就会很不公平，最终会因一大批优秀的戏曲剧目受名额限制未能入选，而降低精品剧目的整体水平。

　　其次，舞台艺术是以综合性的剧场表演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对于它的评价，往往不止于涉及到某个专业领域，而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加以审视；尤其是当我们不愿意局限于某个艺术门类内部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与成就时，由多个艺术门类的专家构成的评审组，就能更好地从多个角度评价一部作品，尤其是能够从更广阔的视域，基于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某个门类内部给予一部作品的优劣与成就以准确的定位。当然，这样构成的评审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但我们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当我们没有找到最优的选择之前，它不失为一种可让人基本满意的方案。

　　一点不耸人听闻：文革余毒还有待清理

　　本年度经初选进入精品剧目最后评选阶段的30台剧目题材多样，风格迥异，无疑包含了诸多杰作。但是要用精品剧目的上述标准要求，并不能说十分令人满意。而分析这些作品成功与否的原因，创作者们的文化态度引人注目。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在于作品的创作者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重大的艺术课题，无论是传统戏剧品种的创作与表演，还是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创作与表演者的文化态度对于作品的整体成就以及美学风格的展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范例，它充分体现出创作者们对于本土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尊重与高山仰止之情，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创作者们能够以如此平和宁静的心境，将中国传统戏剧固有的典雅、精致发挥到极致，由此出发，融本土化与现代性两方面的诉求为一体，以当代艺术家的才华努力接续了纯粹的古典艺术之美，令如此多不同门类的专家学者赞不绝口。

　　论及艺术作品是否体现出足够的文化自信，首先必须重视的，是能否注意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弘扬。在涉及到民族文化传统时，我们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需要超越十九世纪末以来片面地强调西方文化与艺术的价值而鄙薄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期风行一时的所谓“文化反思”中形成的对本土文化与艺术持普遍怀疑态度的风气，以更理性和更健康的心态，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这里所说的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传统艺术样式的价值重新认识与重新发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确实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大面积的道德伦理失范，那么，其间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的价值认同急剧崩溃，而在“反封建”与“揭露民族劣根性”的旗帜和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民族文化传统为荣的理论背景下，艺术也被卷入了这股潮流。一个民族的艺术，尤其是直观的舞台艺术，是构成世界对这个民族及其特质的认知模式与文化想象的重要材料，如果说晚近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给世界提供的这类材料里，负面的成分远远超过正面的成分，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本年度精品工程的入选剧目中出现了不少理直气壮地弘扬传统，理直气壮地展现民族风情与风俗习惯的作品时，有理由感到欣慰。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舞剧，民族题材的舞剧《大梦敦煌》和《妈勒访天边》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戏曲中，京剧《凤氏彝兰》和黄梅戏《徽州女人》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更是让董生从儒学本身找到了他的行动依据，在这些作品里，传统并没有成为一种纯粹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