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到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剧种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为特定的题材与情感寻找最为适宜的表现手段，但这种探索的要义在于注目于艺术的本体。简言之，舞剧要以舞蹈为本，戏曲要以四功五法为本。一部优秀的舞剧需要创造具有特殊表现力的舞蹈语汇，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需要去更多地发掘自身拥有的唱做念打等手段的表现力。如果轻易地放弃本剧种的特色，甚至心气浮躁，惟短暂的时代与社会风气所从，急于借用风行一时的歌舞厅手法与风格，极易于使那些原本很有深度及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的剧种，堕落成为价值可疑的伪歌剧、伪民歌或三流歌舞剧；在舞台表演技术层面上更是如此。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剧目优劣的重要指标。坦率地说，即使在初选入围的30台剧目里，在民族传统和剧种艺术两个层面上缺乏文化自信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因此，《董生与李氏》《大梦敦煌》，以及舞剧《阿炳》、京剧《膏药章》、粤剧《驼歌的旗》这类擅长于发挥本剧种的技术优势、对本土艺术美学精神有创造性继承的优秀作品，就特别值得赞许。

　　考虑到国家舞台精品工程是基于国家立场、为国家营造舞台艺术领域的当代形象的评选活动，评审过程中必然要将思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考虑到精品工程的目标，是选择一批既能代表当代中国舞台艺术最高水平，同时又能为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观众欣赏认可的剧目，因此，涉及到作品思想性时标准应该更具人类普适性。具体而言，今天我们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关键在于对思想性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解，并且清醒地认识到，真正深刻的思想，不是为一时一地的政治需求服务的，更不能沿用极左时期的政治教条衡量作品的思想性。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主旋律作品、尤其是歌颂主题的作品如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以及如何能为更大范围的观众接受喜欢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涉及到我们的评选能否正确引导各剧团的创作。此次看到的一些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都能够做到从现实题材中，发掘与升华出更具普适性的主题。话剧《爱尔纳·突击》描写一个农村背景且性情憨厚的士兵成长的经历，它将我们习见的对解放军对于普通人的“熔炉”作用的颂扬，与主人公战胜自卑感的人格养成结合起来，它类似于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但比它更深刻，而这种成长的历程，足以打动所有时代所有社会环境的观众；粤剧《驼歌的旗》同样如此，它写一位身有残疾但心地善良的驼背在日寇、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支队三股势力交错的地区艰难生存，让我们看到这位欲求安宁而不得的平民因特殊的经历成就为英雄，因此，从表面上看它写了共产党军队如何唤起民众获得民众信任这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主题，但从更深层看它又是在写一个在形体上和人格上均略显猥琐的小人物在精神上的成长。因为这类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物具有人类共同性的精神历程，它们固然切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但人物面对的问题与矛盾更具普世性，人物命运与思想发展轨迹更具普世性。它不是表现一个先进干部如何教育感化一批落后群众，而是表现人如何战胜自己，战胜时代遭遇的困境。这样作品才能够真正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魅力，实现异地共赏，异时共存的要求。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不仅是这样的作品不多见，更在于像这类就艺术性和思想性而言均堪称上乘的剧作，即使在评审组内部也有许多不同意见，而且其意见的分歧正在于思想性方面，它们虽在表演上获得了比较一致的好评，对作品的主题与人物的评价却判若天壤。这也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对于精品工程入选剧目在思想性方面的标准，仍有待于探索与讨论。数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虽然经历多年拨乱反正，“样板戏创作所遵循的那些教条现在仍然在四处照搬，足以说明戏剧界对文革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并没有向着艺术层面延伸，或者说很少延伸到艺术层面上，因此，文革期间盛行的那些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清理。”如果我说这个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并非耸人听闻。

　　花巨资为评奖应该休矣

　　客观地看，无论就程序公正或实体公正而言，精品工程的评选相比起类似的艺术评选活动，其制度设计都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如果说有不足的话，其中最值得商榷的，可能是评选标准中的市场评分部分。按照目前评审组评价与市场评价相结合的评选办法，评审组评分得分与根据每个剧目近三年演出场次与票房相结合计算出的市场评价得分按6：4的权重相加后得出剧目总得分，按这一最后得分顺序确定年度10部入选精品剧目，这就意味着一部作品即使得到绝大多数评委的较高评价，如果它不幸在近三年里没有很好的演出成绩，也将无缘入选。反之，票房高居前列的剧目，即使评审组的反映平平，也将有可能入选。它有可能导致一种极不理想的结局，即某些思想与艺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作品在最后入选的年度精品剧目中名落孙山。

　　因此，如果下一年度的评审仍沿用评审组评价与市场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市场评价所占的份额需要做显著调整，尤其是在评委构成中已经包含了代表市场评价的人员时，它所占的份额应以不多于30%为宜，假如只占20%可能更合适。

　　从市场的角度看，建立精品工程的评选后的监督机制，是精品工程评选的必要配套措施。为确保精品工程投入的有效性，尤其是杜绝以行为表现在类似评奖中屡见不鲜的剧目获奖之日就是演出终止之时的怪现象，精品工程评选工作可以考虑建立对入选剧目给予资助后的复评复审机制，尤其是可以要求所有年度入选剧目在入选后的一个时间段内每年有一定的演出场次，比如，可以设想要求这些剧目在入选精品工程后的三年内，分剧种每年平均上演10至30场，假如达不到这一要求，可限期改进，对于那些入选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不能持续在剧场公演的剧目，完全可以经过必要的程序，取消其入选资格，追回行政拨款。这样的措施，其最终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出于节约财政开支，而是为了用强有力的、甚至是强制性的手段，促使剧团真切体会到精品剧目演出的重要性，使之有足够的动力，尽可能多地安排这些入选剧目的演出。

　　最后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还包括如何抑制各地在创作与接待上的奢靡之风。精品工程的评选极大地推动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对艺术领域的关注，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地方财政在艺术方面的投入，对于全国舞台艺术创作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体现。通过类似的手段引导公共资源配置，使文化建设这类公益性事业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得不指出，如何更好地使用政府资助，以财政输血为动力促进舞台艺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各地政府为优秀的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投入资金固然值得赞许，但我们看到，这些用于创作的投入，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显然过于奢华的舞台美术装置方面，追逐外在的华丽而非剧本以及表导演方面的艺术内涵的充实与提升，在艺术创作中真正关键的因素——艺术家创造性的作用反而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即使有一些作品在剧本创作与表导演方面花费不菲，也是为了通过外请有数的几位目前正走红的编导或主演，拔苗助长式地加工作品。由于精品工程评选只对呈现在评审组成员面前的作品做出评价，有时，这种策略对于提高作品入选精品工程的概率确实能够奏效，但它却很难保证一个剧团，乃至于一个地区的舞台艺术创作与表演水平的提高，甚至有可能剥夺了那些本来极有潜力的编导和主要演员的实践机会，因此，反而阻碍了这个剧团以及地区的艺术发展。如何鼓励各地剧团让财政投入向舞台艺术领域真正重要的编导演领域倾斜，尤其是向着更有助于本剧团和本地区舞台艺术水平逐渐提升的途径倾斜，值得认真研究；而评选结果本身，则完全可以成为有力的导向。

　　同时，精品工程评选过程中，各地为接待评审团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实令人于心不忍。文化部决定组成专门的评审组赴各地审看入选剧目而不采用让所有剧目集中展演的习惯做法，本意是为了节约整个评选活动的开支，实际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出于对精品工程的重视，多数地区的接待都远远超出了评审活动的实际需要，其中也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如果说出于评审组成员的自律与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有效地控制了各地名目繁多的送礼风，令人欣喜地为中国舞台艺术创造了一个基本纯净的评选空间的话，各地此起彼伏的奢靡接待，不能不让人因感到美中不足而留下几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