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综艺之父王伟忠：不打落水狗 只打权威人

王伟忠

　　他是台湾演艺圈的大家长，台湾演艺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是他的“孩子”；他的经历就是一部台湾电视发展史；他通过嬉笑怒骂的节目形式讽刺、挖苦各种政治名人、名嘴，有无数前途无量的名嘴被他的节目拉下神坛；他通过幽默搞笑的喜剧天分为台湾的观众们制造笑料；他因为火爆的脾气被电视同仁们戏称为“暴君”，有无数的制片人和导演领教过他的“拳脚功夫”；他致力于台湾眷村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他就是台湾综艺节目的大佬——王伟忠，人人都要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伟忠哥”。

　　坊间有各种关于伟忠哥的传闻，大都是关于他的火爆脾气。比如他会在拍戏现场朝着演员丢鞋子，他会不分场合地对自己的助理破口大骂，他会在高尔夫球场上因为一个没有打好的球而把球杆丢得漫山遍野。但是真正坐在伟忠哥身边时，感受到的却是一团和气，听他说话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代入感，说到动情之处他把大腿拍得啪啪响，激动时还会爆两句粗口。问他关于“暴君”的传闻，他调侃说：“我早不当暴君了，我现在是昏君。都是血栓闹的。”

　　“王伟忠疯了，拿着棍子追打一个老太太。”

　　伟忠哥的威慑力究竟有多强大，跟随他多年的谢念祖告诉我们，只要知道伟忠哥要来摄影棚看录影，连摄像大哥都会吓得双手颤抖。

　　谢念祖说：“伟忠哥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在节目的制作上面。我们的创意可以很自由，但是要回到节目的制作、执行方面就必须要非常非常严谨。小到一个道具，不能说只把这个道具

　　找来就好了，要想怎么通过这个小道具来帮助节目加分，那时候赵正平在制作《住左住右》的时候，比如说伟忠哥要一根扫把，他可能就会去找四五种扫把来，现场让伟忠哥来选。这就是伟忠哥对于制作上面的要求。”

　　对于“暴君”这个评价，伟忠哥强调，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太急，“很多时候不是我要发脾气。是因为该做的没做到，我就会讲，你为什么没做到，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我的脾气很急。”

　　伟忠哥回忆说，这种性格的形成是与年轻时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的。刚开始制作《连环炮》节目的时候，王伟忠还是电视圈里的小字辈，摄影棚里的导播和摄影师都不拿他当回事，甚至连搭景的工人们都会给他出难题。

　　“那时候在电视台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刚开始当制作人的时候，连摄影师都大牌得不得了，我就必须得扮流氓，必须要发狠。不这样那些导播、摄影师谁理你啊。我叫人给我搭个公园的景，结果他们给我搭了一个板子，在上面画一了个公园。我气得不得了。我让这些人搭景他们不搭，我就让演员先出去，关起门，拎起一根棍子，回头就打，打的晕天转地，一阵狂打。打完了我再让演员进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从此以后我要什么有什么。”

　　除了“发狠”地对待幕后制作人员，王伟忠对待台上的演员也非常“狠”，当年在华视经常可以看到他拿着一根棍子追着男扮女装的演员满摄影棚的跑，“以前这些演员很惨，得先换好宋代的女装，然后还得搬道具，道具搬错了，还要挨我的打。摄影棚里经常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追着一个宋朝的女人跑。华视的人都说王伟忠疯了，拿着棍子追打一个老太太。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很拼命的干，虽然有点造反，可是我太爱电视了，又很会想事情，也真的苦干，于是慢慢地我的节目就红了。”

　　当年那些在《连环炮》中被伟忠哥狠狠教训过的演员，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胡瓜、曹启泰、吴宗宪(在线看影视作品)、澎恰恰这些台湾综艺界的大哥们没有一个不是伟忠哥亲手“调教”出来的。

　　“台湾电视节目制播分离之后，我找了一些奇怪的人来录节目，比如胡瓜是康乐队出来的、曹启泰是个学生、吴宗宪是走校园的、郭子乾是演话剧的、澎恰恰是个邮差、洪都拉斯是开出租车的、九孔和任贤齐(在线看影视作品)是没地方去到我的摄影棚来混饭吃的，这些人都是我带的，刚开始的时候也都不会演戏，但是我喜欢这些人，因为我和他们的出身一样，我保护这些人。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就连摄影师都耍大牌，就坐在那里，我就只能磨演员，喊八十几次NG，感动到那个摄影师必须站起来帮他拍。这些演员可能以前都没吃过什么苦，但只要吃过我的苦就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政治名嘴被我们的节目活生生拉下神坛。”

　　王伟忠公司制作的节目几乎涵盖了各种类型，从综艺到影视剧、纪录片，但不外乎三大类，政治讽刺类的如“全民”系列，轻松幽默系列的如《康熙来了》，还有就是关于文化类的纪录性节目如《伟忠妈妈的眷村》。王伟忠的电视帝国是从政治讽刺类节目起家的，台湾戒严时期，他的《连环炮》冒天下之大不韪，拿政治名人和热点事件开涮。这个节目的火爆程度用王伟忠自己的话来说是“万人空巷。”

　　“其实在台湾‘解严’之前我就在试探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关于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制作了《连环炮》这样的节目。可能作为媒体人多多少少都会有挑战权威的个性，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有的人可能会用比较尖锐的方式，而我选择了一种比较喜剧的方式。我本身是学新闻的，新闻综艺的这个概念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脑海有了一个大概的雏形。《连环炮》之后我制作了《全民开讲》，然后是《全民乱讲》，主要是讽刺专家和名嘴的。本来在‘解严’之前很多官员不希望我们讽刺或者模仿他们，到后来‘解严’之后主动来求我们模仿他们，模仿他们就比较接近老百姓。其实政治讽刺类的节目一路走来，我的节目一直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在渐渐地开始有一些国际上的热点人物出现，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台湾。”王伟忠说。

　　新闻综艺类节目或者说是政治讽刺类的节目让王伟忠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电视节目制作方法，他说这叫“接地气”。

　　“当初我节目被禁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些当官的人，我们模仿你，老百姓会更喜欢你，他们不相信，于是把我的节目禁掉了。本来演艺文化就是服务业，不可能高高在上，台湾有一些人很牛，经常在电视上大放厥词，经常搞那些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节目经常讽刺这样的人，也有政治名嘴被我们的节目活生生拉下神坛的，那个人恨死我了，本来整个台湾社会要神话他，被我们用喜剧的形式活生生地打了下来。”

　　“我要把真实的摄影棚搬上舞台”

　　《宝岛一村》的成功上演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回响，导演赖声川说：“如果不是伟忠的坚持就不会有这出戏。”其实关于这部戏王伟忠和赖声川谈了两年，中间反反复复，几乎就在赖导演决定放弃的时候，王伟忠的一句话打动了他，他说：“只有舞台这种艺术形式才是永恒的，其他的艺术形式都不能表达我对眷村的情感。”于是才有了今天让两岸同胞一起感动的《宝岛一村》。王伟忠常说：“我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眷村。”《宝岛一村》的成功直接促成了全民大剧团的成立。全民大剧团第一出将要在大陆公演的戏叫做《疯狂电视台》。如果说《宝岛一村》讲述了眷村第二代对于童年和前辈的追忆，那么《疯狂电视台》刚好讲述了王伟忠这样的电视人每天所从事的工作。

　　“我在构思《宝岛一村》的时候，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成熟的剧场，我和赖导就商量怎么样去做，于是就成立了全民大剧团。全民大剧团的第一出戏叫做《疯狂电视台》，等于说是把这么多年以来，台湾电视圈发生的一些怪现象用一个剧场的模式呈现出来。这个戏也承蒙赖声川导演来做艺术顾问，我是监制。”王伟忠解释《疯狂电视台》的由来说。

　　弹丸之地的台湾居然有100多家电视台，因为互相之间激烈的竞争，经常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王伟忠想通过把真实的摄影棚搬上舞台，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整个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哪些趣事。

　　这部戏的导演是《全民最大党》的制作人谢念祖，他是赖声川导演的学生，后来跟随王伟忠一起制作电视节目，他说：“看了这部戏就会对整个电视节目的制作有一定的了解。原来电视可以这样做，我们每天看到的电视节目原来可以这样搞鬼。我原本是做剧场的。后来进到电视圈里面，看到这个圈子里很多有趣的现象，这对于原来那个做剧场的我来说是全不会想到的，比如说《全民最大党》，流程就是，早上看新闻，中午想点子，晚上马上就录制播出。这对于这样做剧场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做剧场的人可能半年才能做出一出戏。我们早期的节目比如《全民大闷锅》还有观众call in的环节，这种节目和观众的互动是很直接的。我想在剧场里把我接触电视圈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经历最深刻的部分，或者说自己觉得最有趣的部分通过戏剧的形式来做一个呈现。”

　　对话 王伟忠

　　“台北机场换推车就是我促成的。”

　　记者：您的新书的书名叫做，《不机车，很推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经常有人说您很机车？

　　王伟忠：说我机车，我荣幸之至。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在台湾写的专栏。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做一个专栏作家。一篇小小的专栏能影响到那么多的人，真是太伟大了。台湾有一本财经杂志叫《今周刊》，我每个星期在上面写一次专栏，稿费我就捐出去。我写这个专栏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管我写什么。现在写了快两年了于是就集合成册，书名叫《不机车，很推车》，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每一次我回到台湾机场，就发现机场的推车总是嘎吱嘎吱地响，我一直很气，一直批评这个事情，写了8次专栏都没有人管。后来马英九来看《宝岛一村》演出的时候，告诉我说，“伟忠我们改了”。后来消息传出来之后，记者访问他说，“现在改好了，你觉得怎么样？”，马英九就跟记者说这不能问他，你得去问王伟忠。所以这个新闻就很大，等于说台北机场换推车就是我给促成的。

　　记者：您的新戏《疯狂电视台》反映的是台湾电视圈的怪现象，现在台湾媒体发展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王伟忠：台湾的媒体这一两年又有变化，除了不同政治阵营的对立。一个连续剧每一天要媒体播出2个小时10分钟，而且制作成本又低，就是一帮人永远玩同样的故事，结婚、怀孕、车祸。怀孕要怀个两年还不见孩子生下来，车祸可以撞8次人还死不了。观众的年龄层老化得非常严重，年轻人已经很少在看电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年轻人会说我要几点赶回家看特定的节目。同时台湾的电视媒体也在换人，有媒体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商业化的运作渐渐成为了主流，其实我们干媒体的人，很容易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其实我们是不那么喜欢赚钱的，而是喜欢去反映这个社会的变化。

　　记者：您指的这种社会变化具体是哪些方面？

　　王伟忠：电视是跟随社会脉搏跳动的，这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为什么女孩子的婚姻从23岁就是老丫头到现在30岁“白骨精”也无所谓？为什么电视会变成只有老人家在看？包括“80后90后”“韩寒现象”等，这个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些变化只有正常处于这个环境当中的人才能理解得更加深刻，对于电视人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节目才有趣。传播人就是这个样子，要有灵敏的嗅觉，要能很快地闻到不一样的味道，比如北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来做个节目好了，《为什么中国女孩都爱外国大鼻子》。这就是个现象，或者我们来做一个节目的名称，就叫《北京怎么了》，可以用综艺节目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戏剧节目的方式表现。

　　记者：其实您的节目在大陆已经培养了一批观众，比如像《康熙来了》，可以说您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为什么不尝试着把这种成功的节目形式移植到大陆呢？

　　王伟忠：橘过淮则枳，有些东西是远香近臭的，真的全盘照抄反而会质变。有的时候保持距离是一种美感。一个节目会成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大改变，就保持它原有的样子。其实我不认为台湾的节目形态或者是主持人来到大陆就一定会好，尤其是电视。电视是个流行的东西。大陆电视节目的发展还是需要自己的节目制作人足够强大。现在大陆电视节目的制作尺度还是非常的严格，而在台湾却已经非常开放了，所以台湾的节目相比较来说创意会比较多，但是很可惜的是，在台湾电视节目的制作成本非常有限，所以台湾和大陆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会很有意思。台湾已经不太可能做出像奥运开幕式那样的表演文化。

　　记者：您一直在做政治讽刺类的节目，节目的尺度如何把握？

　　王伟忠：我做节目的尺度就是尽量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尽量不打落水狗，只打权威人士。社会中的每一个权威人士都应有另外一个力量去制衡，这样才好玩，就不会神格化。我节目里的那些主持人我是禁止他们上政治舞台的，不能去竞选，也不能参加选举的站台活动。（文/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