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影像论坛“杰出青年导演峰会”全程实录

　　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第五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正式开始，今天下午开始今天峰会是年度杰出青年导演峰会，是今年刚设立的峰会。昨天很多导演见着我说明天峰会说点什么，我想说四个字，“分享经验”。我想这个经验其实年轻导演在他们创作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有创作经验，非创作经验，还有方方面面的经验，可能在一些场合对着很多的记者不能说的一些事情。我想今天这个峰会场合是这样一个专业交流，是一个经验分享，我们希望今天到会的这些杰出年度青年导演，以及各位嘉宾能够一起交流起来，能够把我们这一年的创作，每个人创作中不同的愿意跟各位分享的经验能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我希望今天的峰会能够热烈起来，能够讨论起来，能够争论起来。首先先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年度杰出青年导演峰会的重要嘉宾。

　　台湾的钮承泽先生、钮承泽导演是台湾著名的戏剧人，演员，按照他昨天的话说，他是在20年前比阮经天还红的台湾演员。他这次参展的影片是《艋舺》，《艋舺》不仅代表了台湾地区参加的青年导演奥斯卡奖，也是被获得今年金马奖年度杰出贡献奖。

　　第二位是香港导演彭浩翔先生，彭浩翔先生1973年出生在香港，他指导很多影片，大家很熟悉，今天参加影展的是《志明与春娇》。

　　下面一位是马来西亚导演何宇恒导演，本科学工程系，参加几个电影节获得好评，后来拍了一些著名的短片，他的作品有《心魔》，是本届论坛参展影片，他之前的《太阳雨》入围新青年导演入围作品。

　　第四位是中国大陆导演丁晟。丁晟导演是学美术的，十年前拍了一部不太成功的电影叫做《大惊小怪》，后来大了一下，今天的《大兵小将》获得巨大的成果，票房1.63个亿，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欢迎这几位嘉宾的到来。

　　同时参加今天论坛的还有一些特约嘉宾，他们是北京电影学院著名教授郑洞天老师，青年导演李虹，青年导演金瑞，青年导演虞正雨，还有几位没来，路阳、冯海涛，今天特别请了一些拍恐怖片的导演来，在今年刚刚过去暑期档引起了一些争议，今天请他们也说几句。既然是经验分享，不应该只是成功的经验，我想应该有更多的经验，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年轻的聚会上能够进行讨论。

　　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峰会，首先有请钮承泽先生做15分钟的演讲，谢谢！

　　钮承泽：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个主持人的牌子，我想一定您提问题我回答，怎么就15分钟的演讲呢？

　　主持人：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预告，我想请您用15分钟谈您昨天想谈的事情。

　　钮承泽：您今天的发言好像挖了一个坑，有很多也许不方便跟媒体谈的，可以在这边畅所欲言，在座没有媒体吗？我们怎么畅所欲言呢？大家好，我是钮承泽，可不可以让彭浩翔先讲。

　　主持人：讲你昨天想讲的，但是时间不允许你讲的事情。

　　钮承泽：其实根本不知道昨天讲的是什么？昨天也是在一个非预期情况下，在领导讲完话之后，突然说欢迎钮承泽上来讲，所以不太知道讲什么。那就随便的分享一下状态好了，我先自我介绍好了，可能这边很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我是从9岁开始有一些零碎的表演经验，在16、17岁的时候，在台湾很幸运的参与了几部很重要的台湾电影。昨天开玩笑说演完小弟当时在台湾非常红，比现在阮经天大概红一点，可是在我的青春期参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品之后，台湾电影却刚好遇上了衰败期。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处于没有什么戏演，却顶着一个电影明星的头衔与光环，常常困惑，日子越过越荒唐，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有一些原因，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后来在电影产量越来越小情况之下，开始演电视剧，2000年开始有机会导电视剧，然后拍了几部口碑还不错的所谓的偶像剧，然后就开始了变成了一个背影，在台湾是被人认同的一个导演。可惜一直很想拍电影，于是在06年、07年的时候拍了我第一部长篇，非常非常小的制作。09年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叫做《艋舺》，在今年的春节在台湾上映。蛮受到支持的，于是有机会来到这里。在台湾人而言应该是一个资深导演，产量不多，当导演不过十年时间，电影也是拍了两部，可是我却有着从9岁开始的片场经验。我等于见证了台湾三十年来电影的发展，从当初70年代台湾其实还是亚洲很重要的电影输出国，尤其像有琼瑶那样的电影，可以外销到东南亚，除了那些之外的东南亚所有的华人市场。后来产量开始锐减，因为工业发展面对着瓶颈，在80年代开始，有了一波所谓的新电影运动，在80年代台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以前也是在题材上有一个诸多的限制，有一个很威权的震荡在领导着。很多题材是不能碰触的，电影类型是狭窄的。到了80年透过一些年轻导演的出现，他们想要拍不同于台湾过往的电影，想要有新的语法，于是有了一波所谓的台湾新电影运动。那一阵子非常的热闹，非常的丰富。在那之后台湾慢慢形成一个现象是很有趣的，我们非常多的大师他们可以拍出艺术真相，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并且屡屡在国外影展得到很高的荣誉。可是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可能往往太过沉闷，太过疏理，于是形成一个现象，观众进入电影院，我怎么好像看不懂，好像是一个白痴，和观众渐行渐远。

　　另外当时有一些所谓的商业片，这是光谱的另外一端，也许它会有很好的票房，但是它没有太多的制作。可能都流于喧闹、速食，像我这样的观众进电影院，我可能会说我是白痴啊，为什么来看？身为一个演员，身为一个观众的我常常会说中间电影在哪里？虽然不太愿意用艺术片，商业片为艺术分类，但是姑且算很好的商业片，可以看到完整的社会面貌，让观众跟着哭跟着笑，走的时候可以为生命带走一点的电影在哪里？看不到。那时候17、18岁，我曾经不知什么时候跟我的朋友说，我要成为自拍自导自演的电影，沉沉浮浮，拍了几部电影之后，当时很想拍电影，台湾当时的电影状况没有人愿意投资，每次有人找我来拍电视剧，我说可不可以支持我拍电影，然后从此了无音讯。05年拍了《求婚事务所》，期待很高，可是收视率很差，我非常挫折，每次为不知道准确数字的小数点在那边为收视率征战。

　　我接到一个超级明星的电话，那个人叫做周杰伦，他对我提出一起合作电影的邀约，因为他是一个巨星，然后他自己参与，并且他自己投资，于是我就有了机会，做了第一稿的剧本，今年刚推出那部电影《艋舺》，因为他投资一千万，可能找一些赞助，他的那些厂商们，可能一千七八百万台币制作，相当于现在三四百万人民币，我们很热烈的筹备。然后到了开拍前两个礼拜，他却因为一些因素退出了，于是那个电影就搁浅了。当时对于好不容易有机会拍电影的我是一个打击，可是对于想要拍电影的心已经被燃起了。电视剧收视率这么差，也没脸回去混，就想继续弄电影吧。

　　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辅导金，政府会给你钱，那笔钱包通常数目不大，但是确实这些年来可以延续台湾电影香火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时送了一个案子，参加辅导机，当时台湾处于集体的焦虑，不管是政治上的争斗，媒体的混乱，可不可以用很小的成本，用纪录片的形式来嘲讽当时的那些讨厌的政治人物，以及媒体。送了一个案子，那部电影叫做《情非得已之武昌街》，记录他们的行动，包括拔掉台湾某立法委员邱毅先生假发，开车冲撞行政官员，在领导人办公室门口引火自焚，通过这些冲撞行为，可以看到那个集体的焦虑，并且可以疏解那份焦虑。当时拿到辅导金，要开始做可是却出现了问题。第一谁去拔他的假发，这是要吃官司的，而且在我个人的道德也过不去，已经超过了一种界限。比如说当时想得很high，要引火自焚，可是怎么焚呢？是去汽油淋一淋，火一点就拍了吗？还是找好莱坞特效团队来做，台湾政府给我了我250万辅导金大概只能拍那一场。更重要与此同时透过我深爱的女人终于受不了我离去了，本来不是很稳固的积木模型抽走一块我人生哄然倒塌。我一直充满理想包袱，可是在不自觉追求梦想当中腐烂发愁，我变成一个王八蛋。那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在当时是绝大的痛苦，现在想想是非常好的礼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超过半年什么事情不能做，就是好好跟自己相处，面对自己阴暗，面对自己的卑劣，通过一些像是打坐，瑜珈，对生命有了一些新的体会。然后回过头来发现我不想做了，我想要分享这个体会。然后我想要拍一个东西是可以彻底的把钮承泽这个形象击毁，然后才可以完全开始我的下半生，于是我拍了一个电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通过一个叫钮承泽的王八蛋看成他如何想拍成一个电影，可是生活如何混乱，看到他的欲望，看他的毁灭，看到他的反省。08年推出口碑还不错，08年对台湾电影而言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年。《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是4月推出的，还有《海角七号》票房一部比一部好，在过去二十年间并不是没有过可以有能力和观众沟通的电影，可是他们是非常点状的出现。

　　很久没有看到短短半年之内有不同的题材，你可以看到作者有不同的关怀，有不同的情感，可是都是想要跟观众沟通，并且有能力跟观众沟通的影片。还有当然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奇迹，当时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一直觉得二十几年间个人有几个观察。昨天大概提到了一点，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发了一个梦，我要成为全才电影工作者，同时我也有了这样一些结论。当时的少年，比如说我已经觉得自己挺红的了，可是口袋没有钱，也不知道下一部电影要拍什么？那十几岁的少年看着好莱坞的市场，就想着为什么那边的电影为什么的无所谓。当时有一个结论，在思考过后，因为他们有市场。那怎么办？可是马上就会想到总有一天两岸敌对状态会消失，然后大陆会开始发展，到时候就有一个十亿人口的腹地。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图腾，或是一个期待，然后再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随着所谓的公平贸易，其实来自于西方强权要求我们开放市场的一种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资金集中化到他们那儿拍出，他们有很多钱，有很多资源，有很完善的制度要拍出适合全世界看的类型片。

　　但是我也始终觉得说不管好莱坞电影拍得再牛，再炫酷，可是观众对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故事的电影一定有需求，但重点是你能不能给他那部电影。08年透过《海角七号》的成功，在某一个程度上，其实对我而言，验证了一个长期以来的期待和观察。于是才有勇气，在明知道没有内地市场的情况之下，甘愿冒最大的风险开始推动《艋舺》这个案子。我们从09年的3月才算正式启动，《艋舺》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在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电影大部分可能就是拿了往往也就只有导演，就是作者本人，写了一个剧本，拿了一笔辅导金，也许一百到两百万人民币左右。于是不够啊，就回来求爷爷，告奶奶，抵押房子，借钱，然后拍了之后看看能不能怎么样？通通都是问号。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是非常不健康的状态，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在去年我们就很试图，我跟我的搭档就很试图说能不能为工业创造一些可以复制的例子。

　　于是我们就是先去谈了发行，在去年3月找了美商华纳兄弟，找了台湾分公司总经理，跟他讲了我们这个案子，他听了之后眼睛一亮，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现在告诉我的，就给你春节档，台湾电影已经几十年没有占上全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好的档期，因为有了春节档，于是我们有了一些数目的基础，一些数字的基础，可能的票房，回收的一个预期。在过去也是很难的，每次人家问说，你觉得你的电影能卖多少钱？其实我能告诉你卖多少钱通通都是骗人的。可是因为有了像华纳这样的团队出现，如果你们没有拍搞砸，起码会是第三名的位置，第三名可能就是台北有一个三四万千万票房，换句话说全台湾有八九万千万，这个是台币。但是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数字可以当做基础，于是回来回推，要拍出一部尽可能有商业大片感受的片子，必须做最大的投入，可以承受的最高风险在哪？设定一个六千万数字开始集资。然后在拍摄之前，基本上已经想好了整个的行销的步骤，该去哪里办第一场发布会。比方说既然是一个商业大片，很难随随便便办一个发布会。但是我也没有钱在什么香港哪里办一个国际记者会，于是就动脑筋想说，嘎纳电影节有一个所谓的“台湾之夜”的场合，会邀请各国影人，并且我知道会有很多媒体会来。于是我们就穿上了及时订做了具有《艋舺》本土色彩的花衬衫，我跟小天先去画了纹身就去了嘎纳，其实那时候一毛钱没有找到，所有经费都是我们花信用卡，把卡刷爆了，一幅商业大片姿态在嘎纳电影节宣布开片计划，于是才开始有了企业效率，才开始有了资金。然后8月开拍，经历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段日子，因为三月才决定做，可是二月要上片。

　　但是很幸运的是，在上片之前其实我们当时大家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电影，它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其实很久没有这样的电影，《艋舺》虽然看起来有黑帮背景的电影，对我看来是黑帮诗史情怀的商业片，是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群人对梦想的追求，最后这一群人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当时有台湾很受注目的影像，阮经天，赵右婷，还有《海角七号》代表马如龙，对本土观众相当有号召力。我们试图在那个很贫瘠的或者很紧张的资金里面，在很贫瘠的制作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尽量做到有场面，有美术，有动作，有情感，然后遇到一帮很帮的工作人员跟演员，他们完全支持着对方，相信着我。没有在任何一个镜头里面放弃一点让这部电影更好的可能。有很有效的行销上面的规划跟推动，于是在上片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声势。我还记得上片的时候，有的125个拷贝，在内地而言可能是一回事，可能对台湾而言，那大概是一个好莱坞中大型的电影的发行量了。像我的第一部电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全台湾印了15个拷贝，大家觉得我脑袋坏掉了。《海角七号》最好的时候有接近一百个拷贝，上片之后在2月5号那一天票房成绩非常好。

　　我当时非常的激动，我永远记得我在17岁演的《小B的故事》那一天我第一次去看，在一个周末，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在台北西门汀，中国大戏院那天下着雨，我看着雨伞排着一条龙，我想他们是来看我的电影的吗？他们都是来看《小B的故事》这个画面变成我一个魂牵梦系的，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梦境般的画面。我好希望日后你们还有没有一天，有那个机会，我可以再参与一部电影，最好我可以再拍出一部电影，让观众对它燃起那样的热情。2月5号那一天跑去台湾西北汀，台湾很多戏院聚集的地方，然后我又看到这样的画面。那天非常的激动，回去带了我的红酒找我的编剧，一边找一直哭，台湾电影经过这么多人等待，这么多人努力之后，总算在这样的档期，在上片第一天，就证明了它也能够拥有这样子的能量，那个是非常动人的。

　　在过去这些年来，台湾电影只有一息尚存，大家非常的辛苦。可是这样的状态其实有一个好处，它形成了一个讨喜的过程，换句话说大部分留下来做电影的人都不是为了利益，都是真心的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这边创作者，我们也是看台湾新电影长大，我个人有幸跟大师近身工作得到了很多养分，但是又有了这一辈想要说的故事。并且就我个人而言，二十几年来在这个长久的等待、观察、练习，当中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我们想要拍的电影的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一个态度。于是你在魏德深电影里面，也许在未来很多台湾优秀导演的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家现在越来越想要跟观众沟通的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一个磨炼的场域，我自己就是演员出身拍了很多电视剧，学到了很多，知道怎么控制现场，怎么跟演员沟通，怎么感动观众，怎么用最少的资源，最少的钱可以拍出较好品质的东西。

　　透过这些电影的出现，或者透过像《海角七号》以及《艋舺》这样极端的例子，确实现在鼓舞了我们。但是就侯先生在《艋舺》之后说了一句话，他觉得台湾电影黄金十年来了，虽然干这一行没有悲观的权利，但是我师父这个话可能太过乐观。现在是展开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平台变高了，然后本土观众对于看自己电影的那个关系改变了。前几年让台湾年轻人看电影，去看台湾电影，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落伍，很无聊的行为。可是像现在，就是看台湾电影，变成一个你不看你就反而跟不上时代，你反而没办法参与朋友之间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会有长远影响的一个改变。台湾电影以前可能五万，八万这样子的票房数字都存在，但现在那整个票房成绩，大概百倍，千倍在反转当中。但是还是一条很长远的路，我常常觉得说在这个荒漠已久电影工业状态之下，我们都知道不管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其实都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工业支撑。换句话说就算拍很个人的作者电影，还是要有一些按部就班的程序，并且有人帮你完成。

　　所以现在觉得现在很重要几点，第一，我觉得对电影人而言，那个电影工业的重新建立，套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们也就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当中，试图放下一块又一块稳当的石头。怎么样重新唤起台湾观众对于台湾电影的热情，怎么样让台湾的电影工作者们不被像《海角七号》，以及《艋舺》这样的极端例子所魅惑，认为我只要怎么怎么我就能成了。而是真的能够在这个浪头之上，所有的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愿意潜心下来蹲着码头按部就班累计经验，拍出那部已经准备好的电影，我觉得这是当前的课题。对于像魏德深，或者像我这样的人，突然有了这样的例子，然后那个生命一夕改变，你愿不愿意投资我，就不联络了，到现在所有们都要投资你，怎么样抵抗诱惑，不马上被可能来的大片，那个财富，或者广大的内地市场所牵制，而是真的坚持莫忘初衷自己想要拍出心里最好看那一部电影的这个期待，还有就是最广大的华人市场。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像我个人而言，我在台湾是所谓外生人，我父亲49年离开北京，跟国民党军队去了台北，我所有父系亲属全部都在北京，我从小就没有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伯伯，他们通通在北京，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做梦会梦到的地方。是真的有一个很强大的连接跟召唤，两岸之间本来就是同门同种，血脉相连，那个是不容分割的。可是它也存在着因为历史的悲剧，然后而造成的长久的一种隔阂。现在开始密切的交流，然后内地开始有了这样子的蓬勃跟朝气，我们小时候看的课本也有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当时你就会觉得那是一句口号，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现在它已经是清楚的事实。怎么样是可以？就因为这一份隔者海峡，各自发展，血脉相连，有异有同这份有趣的现实，因为历史造成的现实。它反而形成了一种在文化上很丰沛的或者很多样的一种可能。怎么样可以台湾的影人们可以带走这个特色，然后跟内地市场结合、相遇。我真的长久以来期待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出现，或者华语电影王国降临在这片世上，它绝对是有正面、健康的发展，而不只是说：“哇，这边好多人，哇，好多钱，哇，我赶快来这边”，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帮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后面肯定大家想说的话更多。原来确实有一些问题，刚才谈到了《艋舺》，关于商业模式的复制，特别是年轻导演商业模式，如何建立一个特别有效的，既能整合创意，同时又能够有市场的一个模式，其实大家都在苦苦追寻的一件事情，过去寻找一种艺术美学方向，去年也有导演过来聊到模式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模式有多少米做什么，有多少米做什么样的饭，有四百万的台币，我要好好想想四百万台币怎么做出最好的，符合观众的，同时又是我内心想拍的电影，这四百万从什么地方一点点消化。包括彭浩翔模式，包括宁浩的模式，都是石头惹的祸，都是石头下的一堆蛋，不如寻找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既能结合年轻导演一种新的想象和追求，同时又能在商业上建立可靠有效的模式。请您谈谈《艋舺》这部电影可以复制的地方？

　　钮承泽：首先艺术是难以复制的，作品不讲，除了作品本身，我们试图建议在集资上，我们真的就是拍一家公司，有了一个董事会，然后所有大的东西都通过这个董事会的讨论，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强迫自己去学习，就跟自己互动。尤其《艋舺》之前我们遇到的资金一定势必非常傲慢，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现在开始累计了一些，拍电影都土，尤其这些搞创作的，个性里面都有一个强跟拗，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在行销的概念上，能不能在上片之前就开始做行销，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从工业来讲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品，先有一个想象，先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你就是要透过所有的管道，去跟那个连接，堆积。善用新媒体，以下都是由上而下，透过主流媒体，新闻发布，然后很多生死都掌握在主流媒体的手上。但是在现在网络的时代，web2.0的时代，怎么样由上而下创造一些例题，创造一些能量，让主流媒体反过来，创造一个场域，创作一个世界，让他们不得不报道，而不是请你们报道。然后明星的培养，对于一些年轻观众，他们往往是聚焦对于年轻观众的号召。

　　主持人：题材选择方面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有台湾特色新的商业电影出现？

　　钮承泽：是，我觉得题材上我比较建议创作者们是有心而来，而不是要迎合市场。每个人都要想办法拍出心里面觉得好看的电影，而不是拍出一部观众可能会喜欢的电影，这才是长久的，健康的。那部电影当然要有很好的准备，完善的思考，配套、推动，然后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到底跟观众可以产生多大的连接跟结果，你就要接受这个结果，以此为基础发展、调整，而不是说概念说应该要拍什么样的电影。题材上应该是什么题材都行，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心，从自己的感受而来，这非常重要。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芭啦的人，芭啦就是水果，番石榴，我是一个蛮熟滥的人，我的情感很丰富，我觉得我个人就是一个大众品味。我从小要拍那种有笑有泪，但是毫不晦涩，但是可以为自己生命带走一点什么的电影，姑且称之为有那种商业片，我自己朝这个方向走。我当然思考什么样的片子是我现在可以驾驭的，但是又有挑战的。是我想要发自内心想要跟这个世界分享的，但是同时又会有市场价值的。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比方说我自己就会想的几个我日后可能的步骤，但是经历推动，最后尊重老天爷，比方下一个戏要拍爱情片，是台北跟北京之间的。两个人明明交流这么密切，这么频繁，那么多的故事在发生，可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品，有趣，并且深刻的反映这个现象。我想要试试看，我对爱就是有丰富的经验，这几年又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就很想来分享这个体会，然后有很多我想合作的演员，内地的，能不能这次做这样的片子，他可以有笑有泪的喜剧，可以有议题，可以由场面，可以有动作，于是有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挑战。但是我又很理性的知道我可以拿到足够的钱，我可以跟最好的团队合作，他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不管最后结果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那我也会想，如果这部戏成功了，那下一部戏可能要拍什么？在我想拍那么多题材里面，像我就是一个神经病，因为我是双子座。阮经天常常说我是24重人格，我想拍的片子非常多两个片不会拍，一个是鬼片，一个是同志片，因为这是比较没感受的。其他很多都会想拍，我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如果下一部电影真的如预期有不错的成绩，我就会做一个更大的尝试，也许下一个案子就会想两千万美金的规格。如果它不如预期，我可以拍一个小一点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是有一些自己的期待跟规划的。

　　但是我想说一句，你机关算尽了，最后我们还是得谦卑，得臣服，因为老天爷中就有它的安排。